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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市场化道路上苦苦挣扎的独立设计师，陈川表示：先行者总是会比较痛苦。“他们很有勇气，但要一步步来，找准定位。设计师也要放下架子，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他说
本报记者 李蔚 发自上海
在繁华簇拥的外滩18号内，有一个小小的名为Younik的服装专卖店，专门陈列本土设
计师的作品，其中不乏陆昆、吉承等已获国际关注的新兴设计师。
开业一年，如今，这个小小的专卖店已经吸引了一批忠实拥趸，他们会定期来逛店、定做，与这个小店一起见证着本土设计师的细微成长。
作为一支被日益赋予期待的力量，本土服装设计师有理由得到更深入的观察和记录。
独立设计师的崛起
“5年前还不存在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布置得简单随意的工作室里，设计师张达告诉记者。外头的房间里，有两个帮手正趴在地上裁减一块大布，身边是成排的服饰。
他所指的是这两年兴起的一群被称为“独立设计师”的人。他们多半在服装企业干过几年，因受困于工业化生产的束缚而出来单干。再没有旱涝保收的工资，他们只能靠数年积攒下来的一点钱租个小工作室，雇两个人，以类似于“家庭作坊”的方式为自己打工。
“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不愿再为企业做事，自己出来干。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张达说。
如果不自己开店，一个设计师只需几万块钱就可以开始自己的“梦之旅”。这样的低门槛很适合本土设计师在现有条件下的成长。
没有了雇员的身份，独立设计师可以更大胆地尝试各种想法。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微薄，离开企业支持，生产和销售常常成为解决不了的难题。
因为资金和布料的限制，独立设计师的产品不可能大批量生产。他们多像张达一样，找几个帮手手工缝制，活儿急的时候就求助于愿意接小订单的工厂。这样的工厂是十分稀少的，大多位于上海周边地区，规模偏小，质量相差悬殊。
张达说，朋友一共给他介绍过六七工厂，只有一家厂的做工可以达到标准，但是，“价格相当高。”
即便解决了生产的问题，销售场所的寻找也颇费周折。因为销售效果难以保证，这些风格鲜明、数量有限的产品并不能进入百货商店等主流销售渠道，多流转于个性小店。一些有足够资金承受力的设计师则会选择自己开店。
言及于此，张达十分羡慕海外设计师的市场环境：“国内零售商业形式也有问题。”对于没钱开店的设计师，国外有一种名为“SHOWROOM”的店铺，专门充当设计师和买家的中介机构。SHOWROOM的店主往往在业内浸淫多年，拥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和不凡的品位。一些著名的SHOWROOM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前往，每个人都以本人作品在该店展示为豪。但并非所有的设计师都能如愿，店主会主动邀请符合该店定位的设计师，对于那些不合口味的设计师则婉言拒绝，即便是“大牌”设计师也并非百发百中。
很遗憾，国内目前没有类似的机构，一年一度的北京时装周、上海时装周充当了类似的中介角色，但范围较杂，缺乏细分定位，对于独立设计师也并不合适。
“如果真的在上海开出了SHOWROOM，我们的优秀设计师资源还是太少。”张达表示。
为了解决销售难题，一些有海外背景的独立设计师近来开始寻求“设计师代理”的帮助。这是一群专门负责推销产品，靠抽取佣金与设计师合作的人，在海外发展得很成熟，国外成功的设计师背后都有成熟的代理团队，他们往往与设计师一起同合作公司签约。但国内还很少有这样的专门人才，因此国内的少数设计师也多是与海外代理保持合作。
另外，少数具备雄厚资金实力的设计师自己成立了公司，或是成为服装企业的股东。
“对于设计师来说，重要的是找到好的商业合作伙伴。”张达总结道。
设计师要“眼高手低”
“在找到合作伙伴之前，关键是要把产品做好。就像拍电影一样，有了票房保证才会有人愿意投钱。”作为上海丝绸集团品牌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设计师出身的陈川更看重市场对这一群体的认同。
对于设计师的市场化，陈川提出一个概念：要“眼高手低”，即眼光要高，手要低，从大多数人的需求出发。
对于在市场化道路上苦苦挣扎的独立设计师，陈川表示：先行者总是会比较痛苦。“他们很有勇气，但要一步步来，找准定位。设计师也要放下架子，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他说。
陈川自身是从“中华杯“国际服装设计大赛中走出来的，曾连续两次获得大赛金奖。从设计师到服装公司的管理者，这一身份转变让他对“设计师”这一称谓有着不同角度的认识。他认为，国内设计师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就整体水平而言与国外优秀设计师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陈川对各方面的差距深有体会：首先，国内设计师尚不适应处于服装界主导地位的西方主流文化，对服装元素的运用不够娴熟；其次，设计师对图纸的还原能力还很差，无法很好地把握面料的性质；而服装产业供应链的落后也制约了设计师的灵感发挥，许多面辅料难以获得。
“此外，品位也很重要。”陈川说，他指的是设计师在生活积累中形成的感悟，用服装与人交流的能力。“比如一个袖子，这样设计和那样设计感觉有什么不同。”他用手在空中比画着。
曾为设计师的陈川现正努力地在本企业中培养优秀的设计师。他告诉记者，从助理设计到独立操作，培养一个合格的服装设计师大约需要3~4年的时间，关键是培养对图纸的表现、还原能力，以及把握市场的能力。而要成为一名成熟的设计师，还必须学会把自身长处区别开来，并进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LILY靠“设计自救”的办法目前看来是成功的。它是中国内地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服装品牌，也是上海丝绸集团有限公司使用至今的唯一品牌。通过海外代理商，LILY已经成功打入了法国、萨特的中高级百货店，下半年即将进入澳大利亚。
对于本土设计师的国际化路径，陈川道：“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唯一的途径就是参与市场竞争，而不仅仅是埋头培养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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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清:代工永无出头之日
与新一代的设计师相比，时任上海服装行业协会和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秘书长的徐秀清无疑是元老级的人物了。这位从1964年起就开始接触该行业的高级服装设计师把一辈子都献给了她钟爱的服装事业。
这些年来，徐秀清走过了许多国家，接触了包括阿玛尼在内的各国设计大师，并由此痛感本土设计能力的缺失，“如果只是做代加工，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事实上，就连我们的订单都是经由香港、台湾地区转手的。“如果不和国际大牌直接对接，我们永远拿不到第一手订单。”
徐秀清的想法是：以服装为龙头，将整个时尚产业链带动起来。她主张从民族特有文化中挖掘灵感，反对全盘西化。“我们有5000年的时装文化，如果不把它挖掘出来，传给下一代，而是一味地追捧国外的时尚，那我们这代人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出于同一理由，徐秀清对本土设计师严重的抄袭现象十分不满。“必须投入才能做设计，灵感必须靠艰苦奋斗中得来。”她希望今天的设计师能秉承老一辈的踏实作风，实地接触自然风光，在山水灵秀中汲取灵感，建立自己的灵魂和体系。她认为，非如此无以树立中国的阿玛尼。
“我非常羡慕今天的年轻人。现在的环境太好了。”徐秀清说道。历经40年的打拼，她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走过了许多弯路，才走到今天的位置。
在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前，徐秀清在一个大工厂里呆了整整20年，从普通工人一直干到厂长。其间接触了设计、印染、裁缝等服装制作的各个环节，与当时上海的每一家商场都打过交道，曾凭一己之力拿到了5000万元的订单。那是在计划经济刚开始转型之时，已有工厂开始尝试“商场直销”的模式。
到了80年代，已经升任厂长的徐秀清产生了做“设计中心”的念头。“上海这座城市能找到很多灵感，应该拥有很多的设计中心和设计师。”就这样，她开始走上服装设计的道路。
差不多与此同时，国内第一本时尚杂志《时装》诞生，皮尔·卡丹第一次让国人见识了什么叫时装。
起步是艰难的。经历了数十年的“禁欲”文化，在那个信息相对匮乏的年代，时尚杂志屈指可数，电视上放的都是类似于“红灯记”的正统节目，如今铺天盖地的走秀和展览会对国人来说也显得遥不可及。
为了寻找设计灵感，她和同事们只得躲在各大宾馆，偷偷地给时髦的老外拍照。这几乎就是当时全部的灵感源泉了。
资源的匮乏并未使徐秀清退缩。自从踏入服装设计领域，她就再也没离开过半步。到了80年代后期，因深感行业机制弊端的束缚，这位在计划经济夹缝中艰难成长的设计师毅然离开了厂长岗位，相继参与筹建了上海服装行业协会和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以另一种方式为服装企业和设计师服务。
与徐秀清相比，今天的设计师无疑是幸运的，他们有着纷繁复杂的信息渠道和快速上升通道。他们再也无须蜷缩在宾馆的角落寻找灵感。
“希望设计师能珍惜现在的环境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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