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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待CEO薪酬的问题上，人们可能更关心形式，而非实质：他们关心那个涉及金额巨大的数字、关心数字之间的比较、关心怎么定出这个数字胜过考虑经理人究竟值多少钱。
撰文 方军
CEO的巨额薪酬，总会激发无穷的兴趣、无数的争论，中外都一样。16年来，《华尔街
日报》每年都会发布“CEO薪酬调查报告”，今年刚刚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CEO薪酬总额较上年增长15.8%达到604.95万美元。当然，我们都知道，平均数通常都不会特别大，那些排行榜前面的CEO的薪酬数字则会一下子高很多，比如排名第一的CapitalOne金融公司的理查德·费尔班克斯通过执行期权拿到2.5亿美元的收入。当然与迪士尼前CEO迈克尔·艾斯纳1996年仅期权就有5.65亿美元的薪酬相比，这还并不算多。一般来说，只要注意到《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大把捞钱”的字样，你就能大体了解到美国公众对CEO薪酬的态度。
在中国，CEO和企业高管薪酬也备受关注，不过公众反应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他们的薪酬的实质也差别很大。搞垮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陈久霖曾经被称为“新加坡打工皇帝”，在2002年他的年薪为2000多万元人民币，而根据2006年2月通过的2004财年年报，陈也应获得50万元新币的薪酬。这个拿着高薪的人搞垮一家公司，并且在出事之后还拿到这么高的薪酬，这很自然引发愤慨。不过，真实的情况与表面看到的差别很大，陈久霖没有拿到那2000多万元人民币，那只是名义工资，绝大部分应中国航油集团的要求汇给了航油集团或保留在公司里。陈久霖曾解释说给自己开那么高的名义工资是为了显示在新加坡中国管理者也能拿高薪，他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他2004年的那个薪酬数字也很难说是他的个人薪酬，在回应外界质疑时公司解释说，“陈久霖的工资并没有发给他，目前还留在公司账上”。他不大可能拿到这笔钱。
前几个月，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的年薪也曾引发不少讨论，不过越来越多的人都倾向于认为他的薪酬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建行年报提到要进行薪酬改革与股权激励引发“群情激昂”，因而两会期间，有记者问郭树清年薪是不是达到百万，郭树清的回答是“这不大可能，100万以下倒是可以肯定”。之后，观点就发生变化，这是因为与同行业的其他人比起来，郭树清的收入较少：比如根据4月份招商银行发布的2005年年报，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的税后薪酬267.83万元，两个副行长也都是135万元左右。
去年8月分析花旗银行董事长桑迪·威尔的退休金争议时，我们认为，虽然单就那些拿高薪的CEO来说，他们的收入可能的确过高了，但是，对他们收入的普遍质疑所反映的社会观念却可能使得许多管理者没法得到他们应得的，这给企业和经济发展形成了障碍。我们认为，应该回到根本，去讨论“管理者应该得到多少价值？”这个问题。不过，再次试图理解CEO 薪酬时，我们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可能更关心形式，而非实质：他们关心那个涉及金额巨大的数字、关心数字之间的比较、关心怎么定出这个数字胜过经理人究竟值多少钱。
关心形式通常意味着所有讨论都会变成针锋相对的争论。美国很多CEO是靠期权拿到巨额薪酬的主要部分的，自然也经常被拿出来讨论。支持的人会说，期权能够把经理人与公司的利益联系起来。这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傻瓜：高科技公司广泛实行近乎全员的期权计划，它广为接受并且确实发挥作用，期权可能是商业史上最为重要的发明之一。不过，反对的人可以拿出最负盛名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观点出来支持自己：“一旦授予，期权就与个人的表现毫不相关，因为，期权是不可撤销的而且是无条件的，懒汉从他们的股票期权中获得的报偿与明星们的完全一样。”当然，在美国期权的魅力正在消失，按《华尔街日报》今年的调查，授予期权的公司在减少，这是因为新的会计准则要求公司在财务报表中把期权计入费用，巴菲特一直坚持的东西可能很快就实现了：那些因为业绩出色获得现金奖的管理人员，完全可以在愿意时去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
引发人们关心CEO薪酬的因素中，有一个真实存在却不常被提及的因素：人们是在拿自己的收入和CEO们比较，然后就会不由自主地问，他们凭什么拿那么多钱？当然，在谈及CEO薪酬的时候，比较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人们通常是拿CEO的薪酬相互比较。这大概是对郭树清收入的讨论很自然地从是不是百万转换到与其他银行行长的比较上的原因。
当然，在关于这个问题各种声音中也有的确试图回归根本的尝试，李利明在《郭树清年薪不足百万是建行之大不幸》文章中就指出，董事长的年薪体现了他对于企业的贡献程度。而郭树清的贡献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建行建立良好公司治理；建行在香港的成功上市。这两者不匹配，这“只能说明目前建行的激励机制设计还不到位”。不过，在概念上探讨容易，要具体把贡献和薪酬联系起来，是个相当复杂的工作。因而泛泛讨论时，很多人自然倾向于简单地进行横向比较。
美国CEO薪酬难以理解，可能很大原因是在于没有人能准确预知一个薪酬方案值多少钱。最好的例子是迪士尼和它的前动画片主管卡曾伯格之间的纠纷，1984年卡曾伯格加入迪士尼时，由于他不是CEO或总裁那样的高管，没法得到“股票＋期权”式的薪酬，因而签了一个合同，他得到他制作的所有东西的收入的2%作为奖金，如果他离开公司，将一次性得到一笔钱，就是这笔钱的终值。在最初的好多年，卡曾伯格制作了不少大获成功的片子，但按照会计规则他总是得不到任何奖金。后来卡曾伯格负气离开，他曾经要求9000万美元，但拿不到，于是不断地打官司，在他1999年终于拿到这笔钱时，算术发生巨大的变化，他最终拿到了2.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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