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炮轰CEO超额酬金的影响不大

　　春天到了，带来了鸟语花香，也带来了很多公司的委托书以及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信息。这意味着商业媒体又要开始对首席执行官的全套薪酬福利进行报道。

　　沃顿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维尼·格威(Wayne Guay)和约翰·科尔(John Core)，以及斯坦福大学的会计学教授戴维•拉克尔(David Larcker)也对执行官的薪酬进行了研究。他们最新的研究结论显示最重要的信息不一定是那些新闻头条。他们还发现，通常媒体对超 额薪酬的报道并不会对企业在薪酬方面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

　　“大数目”对“小数目”

　　格威说：“我们使用经济模型对执行官薪酬进行了研究，选择公司大小、企业运营的竞争环境相似的公司，对其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进行比较。在进行这一比较之后，我们试着预测谁的薪酬过高，谁的过低；哪家公司管理有问题或有股权问题等等。媒体可能使用某些同样的模型，从而将薪酬放到大环境中进行比较，或者刻意寻求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编故事。人们感兴趣的题材可能是一位人尽皆知的人物，即使他(或她)的薪酬并没有过高。”

　　格威说他理解媒体试图在其作为监督者的身份和满足公众好奇心的需要之间获得平衡。比如，他认为公司董事会的组成与能力是媒体需要报道的重要内容，而事实上公众也非常关心这些话题。但是，“这些话题没有执行官薪酬那么有吸引力。每个人都拿工钱，因此很容易把他们自己的薪酬福利与很多首席执行官的高薪进行比较。”

　　格威和他的同事们在最近一篇题为“媒体的力量和执行官薪酬(The Power of the Pen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媒体使用什么模式“来选择执行官并对他们的薪酬进行负面报道？公司和公司经理是否认为这类媒体关注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必须对此做出回应，改变薪酬政策？”

　　格威等人通过对1994年到2002年期间，共计15,000篇媒体关于首席执行官薪酬报道的研究发现“各种证据证明媒体在选择公司，进行负面报道时的标准非常模糊。虽然这类媒体曝光更多的是评价他们的超额年收入而不是其全年毛收入，但同时也会报道首席执行官期权执行情况、股票总额以及所持期权。”他们所指的年毛收入是指个人得到的年收入总数。超额年收入是指那些超过标准收入水平的薪酬。这一标准收入水平是通过各种决定性因素，包括公司规模、产业内同僚薪酬以及管理水平等因素而决定的。

　　另外，格威指出媒体还经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多年薪酬计划的大笔支出上，并且将执行的股权作为年薪的一部分，而不是计算股权转让时的价值。他认为这种做法显示了“媒体没有商业知识或不够成熟。如果我每年给某人1百万美元的股权，而这位执行官决定一次执行所有的股权，那么你就会看到一大笔钱。而如果媒体把该首席执行官执行股权所得的这笔数目作为其一年所得，我认为这就是炒作新闻了。这不是一年的收入，而是五年、六年甚或七年的期权一次性兑现。我想媒体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但他们的读者喜欢看到大数目而不是小数目。”

　　格威等还发现规模较大而业绩较差的公司薪酬情况会受到更多负面宣传。他们认为这显示了媒体夸大这类新闻从而尽可能多地吸引读者群的动机。

　　他们还发现，不同证据显示对首席执行官薪酬的负面报道所产生的长期影响，不一定会促使企业大幅改变薪酬执行方法。他们指出，通常负面报道不会促使公司大幅削减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因为这些决定对负面宣传“非常不敏感”。

　　虽然没有大的影响，他们还是发现了一些小变化：在受到负面报道之后，首席执行官会减少行使股权，而公司也会减少现金在总薪酬中的比例。他们说：“我们的结论与最近一些证据指出的媒体对公司管理方法有重要影响的结论不一致。”

　　“获得(gaining)”百万VS.“侵吞(pocketing)”百万

　　格威等人定义负面媒体报道的方法是科学的但也是主观的。为了决定负面字眼和词汇的“搜索条件”，他们阅读了大约200篇关乎首席执行官薪酬的报道，其中有随意选择的公司，还有一些众所周知受到负面宣传的公司(包括泰科Tyco、花旗集团Citigroup、惠普Hewlett Packard、电子交易集团eTrade、贵士Quest以及迪斯尼Disney)。

　　搜索条件帮助他们把中性和负面报道区分开。但他们还对另外50篇报道进行评估，用评估结果进一步改进了搜索条件。格威声明说：“我们在决定一篇报道是否为负面的时候是比较主观的。我们不希望读者以为这是完全科学的。”

　　他们以两篇报道为例，说明了报道中的细微差别。这两篇针对电子交易集团首席财务官克里斯托·科萨科斯(Christos Cotsakos)2001年薪酬福利的报道均发表于2002年5月1日。

　　第一篇报道发表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报道了工资、红利、股份以及科萨科斯薪酬福利中的其他部分。文章没有对薪酬是否过高或合理做出评论。格威等把这篇文章归类为中性报道。第二篇报道来自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同样报道了科萨科斯的薪酬福利的各部分，但格威等将这篇文章归类为负面报道，因为其将薪酬称为“超大号套餐”，并把科萨科斯称为“华尔街上工资最高的首席执行官。”

　　关键字“超大号”与“工资”以及/或“红利”等词语相距不远。而关键字“最高”与“薪水”也连在一起。这两点均是搜索负面报道的关键字。报纸对动词的选择也能反映出对科萨科斯更为微妙的负面攻击。在纽约时报里，科萨科斯“通过行使股权而获得1100万美元。”而在日报里，变成他“侵吞(pocketing)了1100万美元。”

　　基于格威等提出的衡量方法，电子交易集团的科萨科斯是2001年首席执行官超额薪酬排名前五位之一，薪酬福利总额达到9390万美元，针对他的负面文章共有38篇。

　　格威等人认为，没有预测性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一些首席执行官获得超额薪酬，却没有被媒体注意。比如，NVR的Dwight Schar的总收入为5900万美元，使他成为2001年获得超额薪酬的首席执行官中的一员。然而，他却没有得到任何负面宣传。产生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NVR出色的股票报酬绩效(三年的市场回报率为571%)以及相对较小的公司规模(公司市值15亿美元)。

　　但美国博科通讯系统公司(Brocade Communications Systems)首席执行官格雷戈·雷耶斯(Greg Reyes)在2001年的薪酬福利总额大约为3.7亿美元，其中的大部分为超额薪酬。但虽然他的公司股票在过去的三年里市场回报率为–92%，他也同样逃过了媒体负面报道。格威说：“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媒体对此表示关注。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小公司，而且这位首席执行官在任时间很短。另外，他的薪酬主要为股权。如果媒体想要说出3.7亿美元这个数字，就必须自己评估这些股权。而这种评估是不明确的。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自己评估了这些股权，而没有依赖委托书里对股权价值的预测。”

　　不出意料，格威等人发现公司规模决定了媒体是否会对其进行详细审查。他们发现，在那些由于超额薪酬而得到负面宣传的首席执行官中，10个有9个的超额薪酬是在所有收到超额薪酬的执行官中最低的。但这些首席执行官管理的公司规模很大。“比如，如果公司经营工业产品而知名度不高的话，关心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薪酬的读者就不多了。但那些生产消费者产品，比如油炸甜圈、电子游戏或所有人都听说过的产品的公司，就能吸引更多人的主意。”

　　2002年，针对泰科的丹尼斯·科佐骆斯基(Dennis Kozlowski)的负面报道最多，高达243篇。2001年丹尼斯的薪酬福利总额达7780万美元。格威等认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为超额薪酬部分。惠普前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莉娜(Carly Fiorina)得到的负面报道仅次于丹尼斯，位居第二。她的超额薪酬实际上是负值，也就是说她的薪酬比她的同僚要低。但由于2000年到2002年期间公司业绩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业绩(-68%的市场回报率)，致使很多批评都指向了她。

　　检验公司治理的窗口

　　对媒体在商业决定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研究需要考虑很多方面。比如，格威等人没有对不同的商业媒体，比如财经类媒体，如华尔街日报和美国知名财经杂志巴隆(Barron's)；全国性报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地方性报纸，如

亚特兰大日报/宪法报(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和费城问询者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等不同类媒体上刊登的文章进行区分。这篇论文也没有研究公司总部所在地区的报道和全国性媒体报道之间的区别。格威说：“我们还没能发现，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地方信息的意义何在。”

　　很多原因让格威相信执行官酬金问题仍将是媒体和学者关心的一个问题。但他指出，超额薪酬本身并不是魔鬼。他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首席执行官得到的超额酬劳的数目对公司股价的影响微不足道。如果你一年多付一个首席执行官三到五百万美元，这对一个价值400亿美元的公司而言，不会对投资者产生太大的影响。”

　　同时，格威还补充说：“人们把执行官的酬劳作为检验企业治理的一个窗口。如果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不正常了，很有可能是企业的管理出现了更大的问题。而管理问题会导致股东价值遭到严重损害。”

　　格威等人对改善媒体报道提出了一些建议。格威说：“我建议记者把股权执行和报酬区分开。股权执行只有在首席执行官或公司经营良好的情况下才能增加。如果一个首席执行官现在获得股权，她/他只能在股价大幅上升以后才能执行股权。因此股权执行不是酬劳。我们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股权执行应该区别对待。很多时候，你看到的‘酬劳最高的执行官调查’都把股权执行当作酬劳的一部分。这就好像有些人在退休的时候决定一下子提取所有的退休金或401(K)，而因此被指责收入过多。”

　　格威还建议记者“把一些企业特性对超额薪酬的影响过滤掉。有一些产业比较复杂，在这类产业中运作的大公司管理难度较大，因此要求高素质的执行官，而他们的收费自然也很高。”媒体通常不考虑这一区别。比如，“费奥莉娜由于薪酬问题而遭到媒体强烈攻击的原因之一是公司大量的裁员和缩减公司规模。但有时候那些必须作出困难决定的人将得到补偿。但这对公司员工和媒体而言是很难接受。这个人刚刚开除了1万名员工，却得到了这么大一笔奖金。但可能开除这1万人是唯一让公司继续下去的方法。请专家来挽救公司业绩需要很多资金。没人会想做这种工作，除非能得到很好的补偿。另外，你必须很好地补偿高层领导，以确保他们不会另谋高就。”

　　在一些变化很大的产业，比如生物科技、软件、电信以及制药等行业中运作的公司需要高素质的执行官。格威说，与这些企业不同，管理一些受高度管制的本地公用事业企业“就不需要有同类才能的、高素质的管理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