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汛桥区域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之间如蜘蛛网般的依存体系既成就了“中国上市第一镇”，也蛀空了“中国上市第一镇”

　　文 邓燕飞 上海交通大学(微博)现代金融研究中心

　　浙江绍兴杨汛桥镇培养了8家上市企业，其中浙江玻璃是第一家香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10年之前，冯光成率领浙江玻璃登陆香港资本市场，为杨汛桥区域经济撞开了一扇资本之门。随后，这个江南小镇在短时间内涌现出了多家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上市第一镇。一时间，“杨汛桥现象”红极一时，资本市场也开始盛行“杨汛桥板块”的说法。

　　然而，10年后的今天，杨汛桥的上市企业们几乎整体性地陷入债务危机。2012年6月28日，浙江当地法院裁定浙江玻璃进入重整程序。截至目前，杨汛桥板块除宝业集团外或倒闭、或亏损、或将总部迁移，“杨汛桥神话”几近破灭。从中国上市第一镇的盛极一时到今天整体的衰败没落，杨汛桥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痕迹，启示又是什么？

　　如果认为杨讯桥的发展演变是个独立事件，是个案、是偶然，不免有自欺欺人之嫌。仔细研究下来会发现，这发生在江南一隅有着起承转合、跌宕起伏情节的民营企业兴衰的案例与中国六十年来的大背景密切相关。我们要在历史长河中感受“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沧桑巨变。

　　杨汛桥崛起的原点正是发生在30多年前，一群当地的木工和泥瓦匠被铁道部武汉大桥局招工到武汉，做建筑工程。那些第一次乘坐火车，经过上海，到武汉闯世界的杨汛桥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返乡后，开始创建企业，或参与乡镇企业的创办。

　　成本优势的得与失

　　50年代初的禁止节育和70年代未的一孩政策，决定了1975-1985年与2000-2012年这两个时期人口红利的增长。人口红利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这为中国经济尤其是靠低成本优势取胜的民营经济的高成长奠定了丰富的劳动力的供给基础。而大部分劳动力来自中西部农村，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是由农村平均收入加城市额外生活费用决定的，农民的低收入造就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廉价而持续的供给，这给民营制造业奠定了低成本的国际竞争优势。早年的人口红利能帮助社会形成高额储蓄，这是企业发展所需资金的源泉。此外，1953-1985年中国政府借鉴苏联经验实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以及“价格剪刀差”，政府将农民的剩余产品转变为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但是，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们晚生育甚至不生育的观念，共同作用导致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加上东部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推动了中西部区域的发展，农民工返乡就地安排导致东部企业劳动力成本与日俱增，这成为东部民营经济最难承受的第一座大山。在早期面临西方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价格剪刀差”政策有其合理性，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三农问题恶化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农民的低收入抑制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拓展，进而加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必然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路径，这使得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外围环境的冲击，当美国发生金融风暴时，当欧洲发生债务危机时，中国民营企业难以幸免。

　　2008年，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下降、人民币升值及外围市场恶化的影响，杨汛桥的多家企业陷入困境。9月底，华联三鑫逆市炒期货爆仓，引发资金链断裂，公司停产。据报道，那时华联三鑫账面总资产118.96亿元，总负债113.4亿元，有银行借款93.55亿元，涉及18家银行，就此拉开了杨汛桥神话破灭的序幕。

　　同穿一条裤子

　　不难发现，从杨汛桥民营企业的起步，到90年代摇身变为开始“赎买资产”的半集体半私营的企业，最后成长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国内A股市场上令人惊异的民间力量，这样复杂、跨越式的“裂变”背后，“不得不说有着来自当地镇政府的巨大助力”。这政企互动的艰难一跃，为杨汛桥民营经济20多年来的积淀，撕开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资本突破口。

　　但是地方政府在追求GDP政绩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政府把企业上市的意义和价值看得太重，由此自然而然就生出许多鼓励政策，这种鼓励又进一步刺激了企业家们的热望。在政府层面的鼎力支持下，浙江玻璃过五关、斩六将，成功上市， 多家企业步其后尘，蜂拥而上。

　　因为有地方政府这一层帮衬关系，杨汛桥民营企业上市的更多艰辛过程表现在人情世故的处理上，而非企业经营、管理和运作的规范上。杨汛桥的企业家们旧时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个圈子，这种错综复杂的宗族、人情关系，加上地方政府的撮合或间接担保，若干年下来，使得杨汛桥本土企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互相担保网络。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杨汛桥区域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间的如蜘蛛网般的依存体系既成就了“中国上市第一镇”，也蛀空了“中国上市第一镇”。在扼腕叹息之余，要反思的有很多，但问题毕竟出在资本市场，也与债务和担保密切相关，因此，中国金融到底是个什么现状，企业对于上市融资的战略安排为何如此偏颇，银行的问题又在哪？

　　跛脚而行的银行业

　　这得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曾实施的金融抑制政策说起。该政策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即促进了工业化战略的成功和渐进式经济改革的成功。但其负面影响也日益显现：银行金融体系过度的行政管制抑制了金融创新空间和金融业态的多样性，导致产业结构扭曲，无抵押品的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奇缺。

　　资金融通对总分行制银行体系的过度依赖导致金融风险的不断积累和集中，并最终将以“大而不能倒”定律向国家财政转移。银行业的内在风险使其在客户选择上进行畸形筛选：同等情况下资金偏向放贷给国企或央企，民营企业在成名之前一般很难被列入资金放贷对象。当然一旦民营企业拥有了一些光环，银行便迫不及待地要“锦上添花”。

　　杨汛桥民营企业的上市光环，树立起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大幅提升企业获得间接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的便利程度。浙江玻璃的老板冯光成回忆：“2001年，浙玻在香港上市，领杨汛桥风气之先时，银行经理守在门口，迫不及待地要送钱来，我们想要多少便有多少。”据统计，浙江玻璃出事后仅在银行借贷便高达81亿元，还不包括社会借贷的10多亿。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是银行的内在弊病和银行的不理智助长了问题企业乱铺摊子、盲目扩张的风气。

　　从杨汛桥民营企业的成败兴衰中可以发现，当中国经济面临资源环境趋紧、外部市场萎缩、美元储备贬值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多方面压力时，由廉价劳动、廉价资本和廉价资源环境的要素高投入支撑的传统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经济转型已是迫在眉睫，需要从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要素投入型增长也要转向效率改进型增长。

　　由于资金是社会生产要素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转型成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构建多层次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推进中国金融转型，进而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