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赵 晓

　　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这句话的智慧就是，做任何事情，如操之过急，必致其咎。即便听起来很好的政策或制度，如果脱离了制度环境，也将失去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一落千丈的罪魁何在？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有两点最关键。一是坚持“发展论”，即一切以发展为原则、为目的。二是坚持“阶段论”，即不脱离国情，不脱离现实。这两条可以说都暗合了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精髓以及“欲速则不达”的传统智慧，终使中国务实地走在发展的道路上。

　　无论“发展论”还是“阶段论”，皆由小平首创并幸运地得以延续。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如此成就小平应居头功。对比于改革开放以来热火朝天的发展势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说已跌入冰点——不是冬天，而是严冬。从2008年11份以来的经济数据看，中国经济的增速已低于5%。而根据在下对沿海一些省份的调查看，许多地方可能已进入零增长。如此“严重低迷”(IMF语)的增长带来的必然是民生的痛苦。2008年，全国估计有超过10万家企业倒闭、2000万人下岗、750万以上的农民工返乡，另有超过30万家中小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冬天如此寒冷，原因何在？一般的说法是全球金融海啸所致。这当然是重要原因。然而，在2007年11.4%的高速增长中，外贸的贡献只是2.7个百分点。因此，即便外贸的引擎完全失去，中国经济仍可有8.7%的增长，并不至于兵败如山倒。所以，相比于金融海啸的外因，内因其实更重要。在内因中，一般人想到的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延误。这是目前没有公开承认但却为大多数人承认的显因。早在2007年第四季度，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就已经开始见顶回落，进入冬天，宏观调控那时本应改弦更张，由紧缩变为扩张，开始送暖气，但我们的判断是经济仍将在夏天里运行，发出的指令是加大送冷风的力度，由此导致经济崩盘。假设在2008年年中即采取目前的救市政策，也断不至于令经济下滑到如此地步。

　　宏观调控的失误，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偏离了邓小平的“发展论”，对物价(包括消费物价和房价)的关注成为第一，甚至超过了对发展的关注，终于陷于迷误。以上两个原因，政府也已作出正确回应，没有谁能永远正确，知错就改就是君子。

　　50年后的新版大跃进？

　　除上述两大原因之外，中国经济的“惊变”，还与“民生大跃进”有关。这一点，却不为多数人所察。在此在下冒着得罪人的危险来谈一下。

　　所谓“民生大跃进”，是指这几年，我们在民生方面的某些承诺和做法大大超越了中国的发展阶段。2008年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就是民生大跃进的标志性工程。这个法，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大势所趋，但在中国的出生至少超前了10年。其所导致的结果是企业的人工负担急剧上升30%～70%，由此资方倾向于做出激进选择，就是尽可能减少劳动力的使用，甚至纷纷选择关门和外迁。许多企业在2008年不仅不再招聘，反而大量裁员。当前，全国农民工的总数是2.32亿，而新近国家统计局对四川、河南、安徽、湖北、湖南五个劳动力大省进行的快速调查显示：提前回流的农民工占整个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7%。由此估计有数千万农民工将失去工作。

　　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带来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而2008版的民生大跃进最终可能带来数千万非正常工作岗位的消失。两者的原因皆在于超越了历史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当前不仅需要凯恩斯，也的确需要邓小平，我们需要两次回到邓小平的“发展论”与“阶段论”，而政策方向也非常简单，要不就是明令废除《劳动合同法》，要不暂缓执行，要不就是打补丁，通过对企业的补贴以换取就业的稳定。期待政府能够像宏观转向那样，也能够在这件事上知错就改。

　　(本文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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