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其仁

　　美国出了问题，是好事情，中国的机会来了。我们的空间还大得很！

　　经济困难，是谁惹的祸？

　　目前中国的经济困难，是多种力量复合发生作用的结果。

　　第一种力量，是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其实，中国经济形势的转折，包括世界经济形势的转折，在次贷危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次贷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引爆点，使得经济衰退势头变得更加有戏剧性。中国企业由于高度依赖外需，在外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出口顺差随之下降，使得靠出口带动的国内产业明显下降。

　　第二种力量，宏观调控。2004年以后，因为外需非常强劲，国家就把宏观调控对准国内的行业和企业。但在这个过程中，微观和宏观却极其不同。比如：钢铁价格飞涨，扩大产能从微观来说没有什么错。但是宏观上，却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外需已经很旺，内需又开始抬头。这和1997、1998年的情况不同，当时内需非常弱，所以外需怎么旺都是保证GDP达到8%的积极力量。但到2008年年初，内需已经开始旺了，国家开始调控，措施逐步生效。但现在外需突然往下走，内需也逐步被压下去，导致了内需、外需两边走弱的局面。

　　第三种力量，中国这两年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我们很多家庭、企业、地区都把钱投入到了资本市场。所以当股市在6000多点高位突然下跌时，就有相当多的企业，相当多的家庭的资本金受到损失。

　　第四种力量，虽然改革开放已30年，已经建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但我们还是处于转型当中，还有很多基本经济关系没有理顺。

　　我的看法是：目前的经济困难是以上四种力量集合而成的。对这些力量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才可以理解它是怎么产生的，如何才能减弱这些影响。

　　成也货币，败也货币

　　首先看国际，对美国次贷危机有很多的解读，有人说这是因为华尔街过于贪婪，追逐金钱达到疯狂的程度，从而带来了灾难。这种说法有一些道理。但是我想提供另外一种解读：危机和隐蔽的变量是有关系的，这个变量就是货币。

　　当大量的货币在市场中，当这些货币跟实体经济脱节，当脱节的程度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时，危机就发生了。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基本面。这一段媒体集中报道，金融衍生品的神奇链条怎样把次贷危机传播到了全球。不过，无论次贷还是金融衍生品，都是形式变换。在内容上，我们还要问，美国究竟哪来那么多钱呢？这天量的钱可不是来自美国的储蓄——美国人的储蓄很少，几乎为零；美国政府自伊战以来，债台高筑，在此次大手救市之前，美国财政赤字就高达5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要占到他们GDP的60%；美国公司也是大量负债，最近倒闭的公司个个都是高负债。加到一起，美国整体债务达到GDP的350%，其中60%是从其他国家借来的。

　　问题就来了，一边是高消费、一边是低储蓄，它的债务是怎么维持的？这跟美元有关系。美元作为世界的储备货币，在经济流程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想当初，美元是跟黄金挂在一起的，美国政府印多少钱，库房就有多少黄金，美国政府承诺任何国家持有的美元任何时候都可以到美国来按固定比例兑换黄金。后来，美元越发越多，跟储备的黄金开始脱钩。到1971年，美国发现自己兑换不起了，于是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件事是整个经济历史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对全世界冲击很大，美元一下子变成不可兑换的纸币了。

　　问题是，1970年代就正式脱离了金本位的美元，为什么仍然维持了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我想我们不妨考虑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相比于更多其他国家更滥的货币，美元还是比较“硬”。因此也维持了美元在世界上流动货币的作用，但这却成为全球金融持续增长中隐含的威胁。

　　新世纪前后，一系列理由使得美联储连续降息，美国的贸易赤字开始下降。这个过程中，中国开始不断创造贸易顺差。

　　对内看，源源不断的顺差进入中国，迫使央行被动放出基础货币，国内货币形势就走高了。这几年这个热、那个热的，讲到底都是因为货币热。2007年中，过量的货币终于从地产、股市的疯狂冲进了CPI，这新一轮通胀可不是从天上来的。历史经验说，通胀起来的时候，非及时治理不可。这就是去年年底从紧货币政策的由来。其实，沿海地带制造业的成本急升，在2004年后就出现了。过去订单好，还可以容忍。一旦订单骤降，水落石出，出口行当就度日艰难。

　　对外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多了，“储”的风险总量就上升。只要美元贬损，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也就跟着贬损。在美元资产以外发现新的投资机会当然是有的，但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和知识储备，比起直线上升的外汇储备来说，远远不足。

　　我们看到低储蓄、高消费、高债务的美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转过来，中国也难免受到牵连——高度外向依赖的经济遇到国际订单下滑，连锁反应由外而内。

　　所以，任何国家用脱离了黄金本位的货币，用不可兑换的法定货币，一定会带来灾难的。因为其中的诱惑太大了，一定会造成市场流通的总货币量偏多，从而酿成祸害。因为这些钱无论冲到哪个市场，都不得了。甚至有一些讲话都会刺激这种需求的集中。当股价的增长速度大幅度脱离企业盈利能力基本面时，当CPI脱离了大多数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时，拐点一定会来的。过去两年，我们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