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需要适应说走就走

　　本报日前用大篇幅报道了“80后”、“90后”的新生代员工随意辞工、“说走就走”现象，这种日益普遍的现象已成为许多深圳企业都面临的头痛难题。

　　粗粗了解这一现象，很多人首先会把原因归结为新生代的“脆弱”、“娇气”、“容易受挫”、“抗压能力低”。相对于困难时期出生的长辈，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80后”、“90后”可能普遍更“娇嫩”。从做员工的角度出发，新生代们的确需要改变自己，需要更有韧性和耐心来适应环境。然而，换一个角度思考，作为企业，面对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员工群体，如果只是简单地抱怨或者一厢情愿地希望这一代人来适应环境，则根本无助于解决难题、改变现状乃至提高企业的人才凝聚力。作为企业，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两个这种有个性的员工，而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可以想象，类似这种“说走就走”的情况很可能将是企业未来必须面对的用人环境。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事实上正是考验企业适应环境能力的严峻时刻。

　　出现“说走就走”的现象，其实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是国内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逐渐改变。过去，我们的劳动力资源大量过剩，企业招工环境相当宽松。培训一百个工人，哪怕留下只有三十个，随后马上又可以找来一百个工人培训。事实上，一直以来在深圳从事制造业的女工就有三五年换一茬的传统，过去这个问题对企业不构成压力是因为后续的供给源源不断。而近几年来，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许多企业发现招工远远不像过去那么容易，有的地区甚至出现劳工荒的窘状。过去因为找工作难，员工的跳槽成本相对很高，而现在，“说走就走”的潇洒背后是因为很多年轻人觉得换一份同等收入水平的工作并不是难事。

　　其次，“工作观”与前辈截然不同的背后，是因为新生代的“人生观”有许多新的特质。比如，他们对自由、尊严等精神价值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上一代人，在工作中就表现为难以容忍公司、上级对他们人格的不尊重，对老板颐指气使的脸色能忍耐的极限相当有限。再比如，他们对个人权利的边界有着更为清晰的界定，体现在职场上就是对非正常加班既敏感又反感。很多年轻人对工作都有这样的认识，“我只是打一份工，又不是卖身给公司”，这样的想法显然与计划经济时代从社会到个人都认同的“奉献”观念截然不同。正如本报报道中所言，很多年轻人辞职并不仅仅是为了钱。有的人离开，或许只是因为觉得受了不该受的气；有的人跳槽，或许只是觉得自己的企业或者岗位看不到前景；有的人毅然而走，或许只是因为难以接受企业的公司文化。对于这些收入以外的诉求，作为企业显然不可能简单依靠提高薪资水平来解决。

　　过去因为劳动力过剩，许多企业可以支付最低的人力成本来发展，也可以把员工精神诉求的考量降到最低限度。而现在，情况变了，这也意味着企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人才观，重新思考制定怎样的薪酬福利体系、塑造怎样的企业文化来留住最好的人才。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工厂都开始显著提高劳务工的收入福利，以维持稳定的劳动力队伍，这样的改变也必然在更多的企业、公司发生。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新生代身上的许多性格、行为特质都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生代的新气象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在这样的趋势中，企业必须主动适应新的环境，否则只能在固步自封中丧失竞争力，甚至被最终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