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普世价值的公司治理

　　文／尔行

　　为什么古井贡酒的王效金、贵州茅台的乔洪先后落马，而张裕、水井坊等酒类公司的管理层却能幸运地完成MBO？为什么柳传志将杨元庆推到联想集团董事长后，今年又将郭为推到神州数码董事长的位置？为什么像宝钢、中铝这样的中央企业能大肆扩张，而很多民营企业却在萎缩？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汗牛充栋的企业成败类书籍中，都有不同的剖析与解答。但以公司治理这样的独特视角来解释的，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迄今为止仅有杨云高的新著《公司政治局——一部中国公司治理的微型断代史》。

　　这本书选择2004-2007年发生的公司案例，来展现中国公司自身的变革与转型。该书作者认为，在中国企业改革的近30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80年代的关键词是放权让利、厂长经理负责制，1990年代是产权改革，其间伴有“三改一加强”，进入21世纪的头10年，公司治理不可避免地成为关键词。如果没有放权让利，就很难有后续的产权改革；如果没有产权改革产生了多元化股东，就很难有后来的公司治理。这就是中国企业改革的进化逻辑。

　　其实，中国企业的改革有很多逻辑，这正是社会经济学科中丰富性、复杂性同时也是精彩性的所在。正如上文提问的，为什么像宝钢、中铝这样的中央企业能大肆扩张，而很多民营企业却在萎缩？从产业的逻辑角度看，集中度提高是个大趋势，在此趋势下让相对弱小的民营企业来整合同业中的大型国企，显然于理不通。

　　但该书提出另一种逻辑可能，即企业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远近。作者在书中认为，国有、民营、外资的力量对比，成为解读中国短暂公司史的视角与工具，而大型国企离政治权力最近，因而在整个中国公司群体中，它们无疑是处于一个金字塔式的上部，离政治权力越近者，所获得的资源越多，且被外延式地赋予更强的整合能力。央企中铝、宝钢如此，民企太平洋建设集团亦如此：太平洋与庙堂之近的喧器与落寞，与政治权力的近与远高度契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而同为家族企业的福耀，却做着处江湖之远的纯粹商业，最终得到国外投行的青睐。作者将两个企业放在一个章节里进行对比，确有一番良苦用心。

　　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生存于政治的真空里，跨国公司如此，中国的本土公司尤甚。但显然，这与古典经济学的愿望背道而驰。所以，一个企业如何与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尺度的把握最能体现企业家的高超智慧和艺术。在这方面，万科的王石是很成功的，同时联想系、中联重科等院系公司也干得非常漂亮。首先，这些公司都是精英治企；其次，它们都能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最为关键的，它们都是国有控股的民营化机制，在政治与商业之间寻找一个动态的、最佳的结合点。所以该书作者认为，一定程度上，院系公司的治理经验具有普世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对公司治理的解释，既沿用传统的书本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同时也进一步泛化为公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不是同一个范畴，后者旨在提高效率、提高投入产出，前者则是设计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让公司管理层为股东创造最大化的利益回报，它实际上是公司体系中的“上层建筑”，某种程度上还可归入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的“机制设计”。更多地谈及公司的政治经济学，这可能正是作者将书名定为《公司政治局》的原因。

　　(《公司政治局——一部中国公司治理的微型断代史》，著者杨云高，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2008年1月第1次印刷，定价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