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炫富与斗富

　　王龙

　　时下中国时兴炫富，豪宅、名车、象牙床应有尽有，富豪俱乐部遍及天南海北，以致有人说中国成了“富翁大国”、“世界经济中心”。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毕竟是经济繁荣的象征，非同昔日的“越穷越光荣”。在2007年年底，又一个好消息传来：“中国500富豪榜中榜”在香港发布，榜单显示，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这是继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百富榜之后，又一个对中国投以关注目光的财富榜。据说这是专门针对中国量身定做的，同时也是计算体系最为科学、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榜单。是不是受欢迎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兴趣就事论事谈什么富豪榜。在我心里，不论这些榜计算方式多么科学，最终仍旧是一个商业活动，为的是赚中国富人的钱。

　　我之所以不屑这些“富豪榜”，还不仅基于上述想法。读过一篇文章叫《破解周正毅之谜》，当有人质问这位前上海首富“毁掉了多少干部”时，他反问：“有多少干部毁掉了我？”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有人“逼着”他上什么富豪榜，让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而欲罢不能，也不会遭此厄运。这当然属于“狗咬狗”，是非善恶已经有了法律上的诠释。不过他的说法证实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可不是吗？从市井小民到机关干部，从“雅阁女”到“包机扶贫”，炫富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时尚。

　　与此同时，有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底，中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3587元。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分布情况看，目前农村人口为7.5亿左右。也就是说，至少有7亿多人年收入才三千余元，加上物价上涨因素，有些老百姓的实际收入这些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相对减少。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张旗鼓宣扬中国有多少亿万富豪，几乎如同阿Q式的梦呓，除了平添几分诙谐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或者说，越是标榜这样的富有越说明贫富分化正在急剧加大，从而反证出社会分配规则的不公。

　　关于社会利益分配问题，中国向来不乏有识之士，有些经济学家往往谈起来头头是道，又是“黄金分割率”，又是“金字塔形体”，到真正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却总是束手无策。而越是这样的时候，人们就越有必要明白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人这种炫富心理。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导致一些人“自命不凡”的主要因素，在古人眼里，权和钱都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比如《红楼梦》中薛蟠称炫富为“斗富”，和人比赛用银子打水漂与他们斗蛐蛐的心情没有两样。《世说新语》也记载，晋人石崇宴请客人，常令美人劝酒。如果客人不能喝得酩酊大醉，那就是美人的责任，必一斩而后快。斗富连人命都搭上了，真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然而，薛蟠和石崇之类的斗富还属于低层次，说到底是个人修养不够，但既然有这样的文化传统，现代一些人“继承”或“弘扬”也毫不出人意外。如果这样的问题仅仅存在于个体层面也就罢了，遗憾的是现在流行的炫富现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炫耀财富。事实上，个别地方政府的做法更让人难以理解。由于GDP是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也是领导和管理水平的体现，长期以来一直被列为考核政绩的重要依据。一些地方官员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不计成本大搞“政绩工程”，不但常常在数字上弄虚作假，而且还醉心于大树特树偶像型经济人物，以证实自己的地盘兴旺发达。从这个角度看，周正毅也不见得是胡说八道，某些人“逼着”他进入富豪榜，实质上是“更高一个层次”的炫富。

　　荀子有言：上好富则民死利。如果国家的财富增长仅体现在百十个亿万富豪身上，催生的将是更多的仇恨和失望。诚然，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不言利是伪善，羞言利是迂腐，但不管大多数劳动者的处境，一味炫耀少数人的富有，肯定是对现代化社会的强力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