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才士魂的根基

　　文/ 毛晓秋

　　涩泽荣一(1840～1931)也许尚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在日本却是明治维新时期鼎鼎大名的实业界领袖。他曾经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和王子造纸厂，业务遍及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造纸、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领域，享有“日本近代化之父”和“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美誉。他之所以获如此高的美誉，不单是因为他在实业方面的突出成绩，更是因为他塑造了日本在走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商业道德。

　　他的商业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这本书是后人根据涩泽荣一的多篇演讲编纂而成，首版于1928年。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主张一个商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所谓商才本来也要以道德为根基，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决不是真正的商才。但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一部《论语》是如何成为日本商才“士魂”的根基呢？在他的心目中，一共有两部论语：一部为实业救国的《论语》，另一部为义利合一的《论语》。

　　实业救国的《论语》

　　明治六年(1873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涩泽荣一辞官“下海”了。“从此之后，我必须以锱铢必较的方式来处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呢？我想起了之前学过的《论语》。《论语》所讲的是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一种缺点最少的处世箴言，……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

　　那么，从事商业活动的涩泽荣一为何对《论语》情有独钟呢？请注意他对“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的理解：“因为鄙视金钱，国家就不能自立”。这短短数言的背后，却埋藏着19世纪末整个日本民族最深刻的耻辱和最核心的思考。

　　涩泽荣一成长于风云激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1854年，美国海军舰队驶抵江户湾，逼迫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日本长达近2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被彻底打破。与西方重新接触后的日本立即感到，自己在世界舞台长时间的缺席已造成相当程度上的落后，经过一场全国性的倒幕尊皇运动，日本诞生了举世瞩目的“明治维新”，宗旨只有一个：“脱亚入欧”，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迎来日本民族的强大振兴。

　　涩泽荣一曾经随幕府使团出访欧美，眼界大开，在思想和观念上逐渐倾慕于欧美的现代化，因此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欧美各国之所以能获得那样的繁荣，完全是由于工商业的高度发展所致，而日本只维持现状，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同欧美并驾齐驱的时代呢？为了国家，我产生了谋求工商业发展的想法，从此开始我定下了成为实业界人物的决心。”幕府时代的日本，人人皆以从商为耻，崇尚武士道精神。涩泽荣一倡导读《论语》，首先是要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小人喻于利”、“上下交征利，国危矣”的观念禁锢，号召国人投入到工商业和现代化的潮流中来。他举以下几句为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说明孔子并不鄙视富贵，只要“以其道得之”，挣钱就没有什么卑贱的。

　　义利合一的《论语》

　　“明治维新”使日本踏上了现代化的起跑线，在短短二十五年时间内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强国。令涩泽荣一感叹的是，在的短短的三四十年，日本的物质文明也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与外国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此过程中，日本商业的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弊害。世风日下，武士道或者仁义道德却扫地殆尽，到处是腐败污浊。在现实的实业界中，不断有所谓缺德董事的出现，他们把多数股东托付的资产看作是自己所有的一样，任意使用，谋取私利。

　　1914年，三井集团的员工因行贿嫌疑而被捕一事曝光，令涩泽荣一痛心不已，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在实业中如果无法杜绝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就无法指望国家的安全。”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急速奔驰产生的离心力逐渐凸显，“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损害了精神的进步。”

　　面对工商业无序发展带来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弊端，涩泽荣一再次劝告人们捧起《论语》。比如商业竞争，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与众不同的商业道德，只需要“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商业竞争就是要从这种人人皆可遵守的道德准则出发，信守双方之间的协定，善意而诚实地经营。又比如财团富豪的唯利是图：“今日多数称作实业家的人，几乎都抱着一种只要自己能挣钱，他人和社会都可置之度外的观念。……这点实在令人不解。其实富豪并不是只靠自己就能赚钱，而是从社会中赚到的。”富豪应当自觉地认识到受惠于社会，因而回报社会，对于福利救济或者公共事业，应当带头资助。涩泽荣一因此呼唤“士魂商才”的到来，用日本的武士精神作为商才的根基，用正义、廉直、侠义、忠诚、礼让等优良品质，扶正“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后人心的失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魂商才的出现，也要通过熟读《论语》来充分培养。

　　应当说，《论语与算盘》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近代以来日本在民族独立、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在精神和思想文化层面遭遇的种种问题，涩泽荣一认为对症的良方就是《论语》。《论语》凝聚了《诗》、《书》、《礼》、《乐》、《春秋》等古代汉学典籍的精华，其中“义利合一”的思想，有着中庸、和谐的价值，一方面可以打破时人皆以言利为耻的陈规旧俗，另一方面也能防止人心在利欲面前变成脱缰狂奔的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