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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才士魂的根基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24日 15:40 21世纪商业评论

  文/ 毛晓秋

  涩泽荣一(1840~1931)也许尚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在日本却是明治维新时期鼎鼎大名的实业界领袖。他曾经创立了第一国立银行和王子造纸厂,业务遍及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造纸、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领域,享有“日本近代化之父”和“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美誉。他之所以获如此高的美誉,不单是因为他在实业方面的突出成绩,更是因为他塑造了日本在走向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商业道德。

  他的商业价值观主要体现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这本书是后人根据涩泽荣一的多篇演讲编纂而成,首版于1928年。他在这本书里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主张一个商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所谓商才本来也要以道德为根基,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决不是真正的商才。但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那么,一部《论语》是如何成为日本商才“士魂”的根基呢?在他的心目中,一共有两部论语:一部为实业救国的《论语》,另一部为义利合一的《论语》。

  实业救国的《论语》

  明治六年(1873年),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涩泽荣一辞官“下海”了。“从此之后,我必须以锱铢必较的方式来处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呢?我想起了之前学过的《论语》。《论语》所讲的是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一种缺点最少的处世箴言,……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

  那么,从事商业活动的涩泽荣一为何对《论语》情有独钟呢?请注意他对“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的理解:“因为鄙视金钱,国家就不能自立”。这短短数言的背后,却埋藏着19世纪末整个日本民族最深刻的耻辱和最核心的思考。

  涩泽荣一成长于风云激荡、“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1854年,美国海军舰队驶抵江户湾,逼迫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开放港口、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日本长达近2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被彻底打破。与西方重新接触后的日本立即感到,自己在世界舞台长时间的缺席已造成相当程度上的落后,经过一场全国性的倒幕尊皇运动,日本诞生了举世瞩目的“明治维新”,宗旨只有一个:“脱亚入欧”,通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迎来日本民族的强大振兴。

  涩泽荣一曾经随幕府使团出访欧美,眼界大开,在思想和观念上逐渐倾慕于欧美的现代化,因此他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我也感觉到了当时欧美各国之所以能获得那样的繁荣,完全是由于工商业的高度发展所致,而日本只维持现状,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同欧美并驾齐驱的时代呢?为了国家,我产生了谋求工商业发展的想法,从此开始我定下了成为实业界人物的决心。”幕府时代的日本,人人皆以从商为耻,崇尚武士道精神。涩泽荣一倡导读《论语》,首先是要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小人喻于利”、“上下交征利,国危矣”的观念禁锢,号召国人投入到工商业和现代化的潮流中来。他举以下几句为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说明孔子并不鄙视富贵,只要“以其道得之”,挣钱就没有什么卑贱的。

  义利合一的《论语》

  “明治维新”使日本踏上了现代化的起跑线,在短短二十五年时间内就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强国。令涩泽荣一感叹的是,在的短短的三四十年,日本的物质文明也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与外国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此过程中,日本商业的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弊害。世风日下,武士道或者仁义道德却扫地殆尽,到处是腐败污浊。在现实的实业界中,不断有所谓缺德董事的出现,他们把多数股东托付的资产看作是自己所有的一样,任意使用,谋取私利。

  1914年,三井集团的员工因行贿嫌疑而被捕一事曝光,令涩泽荣一痛心不已,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在实业中如果无法杜绝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就无法指望国家的安全。”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急速奔驰产生的离心力逐渐凸显,“物质文明发展的结果,损害了精神的进步。”

  面对工商业无序发展带来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弊端,涩泽荣一再次劝告人们捧起《论语》。比如商业竞争,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与众不同的商业道德,只需要“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商业竞争就是要从这种人人皆可遵守的道德准则出发,信守双方之间的协定,善意而诚实地经营。又比如财团富豪的唯利是图:“今日多数称作实业家的人,几乎都抱着一种只要自己能挣钱,他人和社会都可置之度外的观念。……这点实在令人不解。其实富豪并不是只靠自己就能赚钱,而是从社会中赚到的。”富豪应当自觉地认识到受惠于社会,因而回报社会,对于福利救济或者公共事业,应当带头资助。涩泽荣一因此呼唤“士魂商才”的到来,用日本的武士精神作为商才的根基,用正义、廉直、侠义、忠诚、礼让等优良品质,扶正“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后人心的失衡。“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魂商才的出现,也要通过熟读《论语》来充分培养。

  应当说,《论语与算盘》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近代以来日本在民族独立、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在精神和思想文化层面遭遇的种种问题,涩泽荣一认为对症的良方就是《论语》。《论语》凝聚了《诗》、《书》、《礼》、《乐》、《春秋》等古代汉学典籍的精华,其中“义利合一”的思想,有着中庸、和谐的价值,一方面可以打破时人皆以言利为耻的陈规旧俗,另一方面也能防止人心在利欲面前变成脱缰狂奔的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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