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突然死亡”

　　看起来红红火火的早期企业，突然之间就不行了。随之而来的是裁员、换办公室、新CEO上任、转换商业模式等等,为什么会这样？

　　投资人计算企业生存期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用烧钱速度, 账上有多少钱，每月花费多少，两者相除就是企业的寿命。这种极大的简化有三个变数，一是企业收入的变化，二是新资金的注入，三是成本和费用的变化。如果企业能产生收入，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如果收入足够多，并且毛利是正值，可以支撑到盈利阶段。投资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是错误估计，常见的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错估收入。由于市场、企业自身能力等原因，实际收入不如预期，如果企业没有相当的安全余量，可能就遇到问题。2001年左右，《华为的冬天》这篇文章很流行。当时，电信设备行业一片萧条，华为有过冬的意识，也有过冬的储备，走出了寒冬。但在2002年至2005年这一段，很多电信设备早期企业抵挡不了寒冬纷纷倒下。

　　另外一种错估收入是误将收入当现金。企业的收入不等于现金流。责权发生制的会计制度，计入的收入可能是应收款，而且有的收入可能是置换来的，与现金流无关。如果计算企业寿命的时候，把收入误以为是现金流，就会遇到麻烦。

　　第二是错估融资。如果你幸运地融到了第一轮，但业务起色不大，第二轮会遇到质疑。这时，可能还需要原投资人支持。但是，如果原投资人那期基金投资完毕，要跨基金投资，除非投资人对项目有非常强的信心，否则会有困难。

　　第三是盲目扩张。人员增长迅速、工资攀升是常见问题。试计算人员200人，平均工资6000元(包括保险)，每月120万花费，如果增加到400人，就是240万。如果想裁掉200人，需要另外准备240万，否则连人都裁不掉。

　　除了现金流因素，可能导致企业“突然死亡”的还有政策、法规变化，以及竞争加剧等因素。如果你刚好从事的是移 动增值业务，你会很清楚移 动运营商的规则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公司盈利的。又比如说视频分享网站行业，如果政府加大管理力度，出现涉黄内容就动手抓人，一定会影响业务发展。竞争因素也相当重要。比如前几年很多博客网站本来业务很好，但新浪利用自己强大的资源后来居上。

　　从宏观的角度看，早期企业的生生死死本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只是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列入其中而已。有几个方法可以部分避免这些问题，但最终的钥匙是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

　　第一，要学会比较准确地估计。创业企业家不一定有非常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但是尽量准确估计企业经营的各个阶段，做好资金安排，对于一个企业家是最基本的要求。融到的这些钱，到底能将企业带到哪个阶段，企业家应该清楚这些问题。

　　第二，留有适当的余量。没有人会将所有的事情估计准，但适当留有余量是容易做到的。融资量适当加大、保守预测收入、预案准备都是留有余量的好办法。

　　第三，是提早行动。与投资人保持联络，让投资人关注自己的企业，而不只是融资时候才建立联系。当然，这部分工作也可以外包给中介来做。另外，创业者与董事会良好互动，核心团队稳定也可以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

　　总而言之，对于早期企业，意识到企业寿命，定期检查自己的可能寿命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根本上打破这个屏障的办法是自己盈利或是被并购。

　　电信致富

　　12年来，全世界的人已经习惯把比尔·盖茨和世界首富这几个字等同起来。12年后的猪年，地球人终于看到了一个比他更富有的人——卡洛斯·斯利姆·埃卢。不管埃卢在首富的位置上做过一天还是一个月，墨西哥人取代过盖茨的首富位子已经真实地写入世界财富史。埃卢是做电信的，近600亿美元的资产让世界尤其是投资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对通信业的投资。

　　中国风险投资从十几年前起步以来，大多数的投资都在技术／媒体／电信(TMT)行业，而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得TMT行业投资一下子风声鹤唳。但是围绕TMT尤其是电信行业的资本运作还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首先是Google等互联网公司正在谋划进入电信基础运营。Google最近宣布将会准备46亿美元参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于2008年1月启动的无线频谱的拍卖。无论是Google Phone，还是建设自有移 动网络的传闻，都清楚地表明了移 动市场对于Google的重要性，以及Google全力抢占移 动市场的决心。Google要索引全世界的信息并且将它们变成人人皆可方便获取，那么Google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访问Google的网络，手机用户是它的最大潜在用户群。Google成为互联网接入服务供应商的想法显然触及了传统移 动运营商的利益，撼动了其现有的商业模式。而传统的设备提供商有一天会突然发觉他们服务的公司不再是传统的AT&T而是Google了。

　　近几年全球通信业风起云涌，电信业的整合有加速的趋势。从美国运营商SBC和Bell South的并购，到AT&T的重生；从爱立信收购马可尼到阿尔卡特与朗讯、诺基亚和西门子的合并，互相参股和并购案连连不断。在这种趋势下，私募投资基金(PE)介入通信行业的资本饕餮成为一种必然和明智的行为。今年年中全球著名的两支私募投资基金Silver Lake和TPG Capital以82亿美元收购AVAYA，这次并购和私有化被认为是私募基金在通信行业活跃表现的样本。无独有偶，贝恩资本联合华为以22亿美元收购3COM，其最终目的或许是为了将其私有化，在恢复核心业务后再考虑重新上市或出售给其他公司。几个月后，在中国赛富投资、弘毅投资、IDGVC等三家投资机构收购联想控股和基金股东GA原来在神州数码中持有股份。这种全球通信业的资本运作已经渐渐从国外蔓延到国内。

　　以十几亿用户群支撑起来的中国通信业正在面临着巨大的变革。Telefonica入股网通，Vodafone参股中移 动，均为海外运营商觊觎国内电信市场的前戏。中国运营商在资本市场里也学会了长袖善舞：网通和电讯盈科相互参股、中移 动收购香港华润万众以及Pakitel。假设中移 动愿意，以其市值和实力，可以并购世界上任何一家通信公司。成功经营的中国电信企业和IT设备制造企业也会展开收购和兼并，而那些困境中的企业很有可能部分或者整体成为竞购的目标。跨行业的合作和并购随着ICT行业的大融合可能会加剧，尤其是低估的互联网公司和SP等会成为并购目标，成为运营商进入媒体从而进一步掌控价值链上游的有效手段。

　　历史上的成功企业已经从钢铁转到石油、汽车、金融银行、通讯与IT。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大上市公司中，有四家是Broad IT领域的，除了微软和通用电气外还有中移 动和AT&T两家通信企业。

　　埃卢让世界改变了将盖茨和首富等同这一习惯，也让我们这些从TMT投资出身却开始对TMT心灰意冷的风险投资人重抱希望，因为人类对信息需求的增加是无止境的。信息有价。

　　次级债危机波及VC/PE

　　扑面而来的次级债危机不但令全球股市大幅震荡，债券市场爆发恐慌性的抛售，同时也逐渐向其他资产类别渗透着不确定性。VC/PE作为近期备受关注的资产类别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影响。

　　这场危机对杠杆收购和收购基金的直接影响最大。信贷市场的大幅萎缩造成了近期很多大型收购案，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案子因为拿不到银行贷款而突然停顿，很多收购案中断了谈判，令收购方和董事会不知所措。同时在利率和长期债券收益率不确定的情况下，以及银行自身对流动性保护的本能，很多已经成交的看似回报丰厚的杠杆收购随着银行的加息而迅速地沦为不赚钱的个案。只有在信贷紧张的时候，PE们才发现原来在银行的信用记录里，自己的信用比次级债好不了多少。

　　尽管很多的PE口口声声说信贷紧缩对自己没有影响，各国商业银行尤其是亚洲的商行仍然慷慨解囊，但很多的PE大佬已经开始预警了。笔者前不久参加了一个业内论坛，凯雷的创始人已开始忧心忡忡，将信用紧缩列为和征收所得税同样令PE睡不着觉的因素。虽然过去没有历史数据显示信贷市场和PE市场的量化关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利率大幅波动，企业盈利受通货膨胀侵蚀，市场需求疲软的大环境下，未来的几年里很难出现翻几倍的巨型PE个案。

　　次级债危机对VC/PE融资的影响也不小。有一件事儿让我有点不安，前阵子见到几个FOF(fund of fund)的朋友，跟我诉说现在的VC/PE们是如何的牛，只要不是第一次募集，基本都能在很短时间内募集完成，市场泡沫可见一斑。资产配置市场永远是严重滞后于流动性高的股市和债券市场的，保守的资产配置人大举进入一个市场基本就代表了这个市场的顶峰。资产配置人无视汇率和流动性风险而仅仅是盯住了该区域的高速成长，甚至连一些退休基金、对冲基金也为中国的VC/PE配置了固定比例的FOF，尽管他们对中国基金经理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简历上。FOF这些人是最为保守的，而且对利率及其敏感，一旦在报表出现窟窿的时候壮士断臂也是最为坚决的，目前这种疯狂的融资会持续很久。作为FOF，应该放慢进入市场的步伐，对过去只经营过两个以下的基金管理人团队要慎之又慎，倾向于VC而不是PE，对Pre-IPO的基金要异常谨慎。

　　次级债危机对VC/PE退出也构成了影响。明年的美国股市绝对不是一个黄金的IPO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受次级债的影响会长期低迷下去，一波又一波的银行盈利预警将大幅拖累股市的市盈率。次级债危机在一两年内还会继续发作，美联储面对低迷的美元及潜在的通货膨胀不会坐而无视，美国在民主党上台后势必平衡财政预算重新加税，加息和加税很快会把美国股市的IPO窗口关上，中国概念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股市的疯狂能不能走到2008年奥运会以后，这是你和我都不知道的。

　　VC/PE的本质是为企业带来资本和增值的服务，帮助企业成长，创造企业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在一级和二级市场间套利，紧盯二级市场的VC/PE就像紧盯着计分牌的运动员，是不会成为赢家的；次级债危机作为一个小插曲本不应该影响VC/PE，然而金融工具用的太多，机关算尽忘了本，亏本儿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好的VC/PE是不关心市场波动的，保持节奏、专注行业和企业，用业绩征服LP也为自己带来财富。

　　知识管理的探戈

　　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知识管理”将是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管理职能。标题中“探戈”的用法源于瑞典著名的管理学者、企业家卡尔.爱瑞克.斯威比，意为“优雅的探索”。他是知识管理领域的最早的倡导者之一。IBM全球知识管理学院总监Laurence Prusak说：“知识管理既是一项实践，又是一门学科，它的发展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令人兴奋的是：在起步阶段预计会出现的错误都没有发生，而所建立的实践与理论基础却日益坚实、不断扩大。”

　　知识管理的推动力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不同类型的知识在人群中并不是均匀分布的，而且不同类型的知识需要花费不同的时间长度来掌握。一旦离开知识，一个人将完全失去生产能力。然而，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泛泛地讨论知识经济及知识工人的概念，深入地探索知识的本质、探索知识在今天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用途，才是我们现在应认真做的事情。

　　我们先看一看报酬递增现象。首先，知识不再体现在专门的人或设备上；知识更多地体现在软件中，如电脑程序、管理信息系统、麦当劳的管理流程、普华永道的品牌等。软件经济与以往经济有一点重大的不同就是报酬递增。软件为载体的显性知识的开发成本是很高的，而显性知识一旦创造出来，就能以接近零成本的边际成本进行复制和传播。对于这种报酬递增的合理应用，正是目前经济全球化的首要推动力。

　　“由于知识主要是隐性的，所以较难描述；我们总是知道的多，能说出来的少。知识既是动态的，又是静态的。显性知识与其创造者无关，但能力与个人有关。”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这是由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概念。显性知识，就是指可编码、可复制的知识。一方面，显性知识由于可复制性，因而具备巨大的价值创造潜力。另一方面，显性知识如果能够被企业而不仅仅是个人所掌握的话，那么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将更强大。将个人掌握的隐性知识进行系统化处理，进而成为公司所掌握的显性知识，这是手工作坊向大工业转化的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力。而将个人的隐性知识如何进行大规模的商业化，却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主要商业基础之一。然而，人类的能力不能完全复制，我们所有人都是通过训练、实践、试错、思考和重复来开发自己的能力。能力通过实践而改变。

　　“显性化”有两种战略，一种是“从人员到文档”的“标准化”，这使得公司的知识被不断重复使用。另一种是通过个人专家系统和一对一的方式，为客户量身定制解决方案。从当前现实来看，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普华和安永采用的就是标准化战略，而麦肯锡更注重个性化战略。

　　另外，对于知识管理的必要性，两个基本的商业现实是：一、市场中完全竞争状态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了。“市场标准之争”将会放大马太效应。今后在市场上竞争的企业会越来越少，创业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少；二、“管理者能掌握自己下属所拥有的知识”的假设是非常脆弱的。如果那些处于管理层的决策者们不能获得公司低层员工所掌握的知识，那么决策的效率就不仅仅会受到决策者“有限理性”的约束，也会受到“知识缺乏”的约束。

　　PE化的中国VC

　　眼下，如果你困惑地问一个风险基金管理机构旗下的基金究竟是“VC”还是“PE”，对方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回答，因为在中国，VC和PE的界限已变得如此模糊，以至于大家很难确切地将自己归类。

　　技术上说，VC本来就是PE的子类，只要是非上市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基本都可以归入PE，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对冲基金、并购基金等等。但人们习惯把投资在早期公司的基金称为VC，把投资到中后期或者Pre-IPO阶段的基金称为PE。甚至有人认为，PE就是除了天使投资和VC以外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但在当下的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VC干起了PE的活儿，基金规模越来越大，投资项目越来越往中后期走，单笔投资金额也越来越大。

　　VC转身做PE，首先是由中国市场的特点所客观决定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各个行业都培养了一批拥有行业领先地位，具有相当的规模，又保持快速增长的优秀企业。与早期企业相比，这些中后期的高成长企业，已经过市场的锤炼，拥有比较稳固的行业地位，风险相对较低，VC退出的时间也更为可控。甚至像建材、服装、餐饮等这样的传统行业，也还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如蒙牛、李宁、安踏、味千拉面等，都是这方面的明证。因此中国各行业的巨大发展空间，给VC们提供了丰富的中后期的投资案源。相较于这些中后期的企业，中国早期企业明显风险较高，不确定性更大，退出也更漫长。对于VC而言，在同样能取得高收益的前提下，为什么不投资风险更低、退出更快捷的中后期企业呢？

　　政策因素也为VC投资中后期企业加重了砝码。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过去“两头在外”的投资模式日益难以操作，直接的人民币投资将会越来越多，更多的企业将在国内上市实现退出。但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需要三年盈利，即使是未来的创业板，预期也需要两年盈利。如果投资尚未有收入或利润的早期企业，那么通过国内资本市场退出对VC来说有些遥不可及，这也使得VC只能选择发展相对成熟的企业。

　　基金规模越来越大也为VC介入PE项目创造了条件。例如，今年赛富第三期基金募资11亿美元；凯鹏华盈中国基金募资3.6亿美元；红杉中国募资7.5亿美元；以及IDG-Accel中国成长基金II募资5.1亿美元。而在欧美国家，传统的投资早期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单支基金规模常常只有三四亿美元。中国市场上规模如此庞大的VC基金，不去做PE也难。当然，事情总是会互相促进，正由于VC参与投资中后期的企业，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募资时倾向于把基金规模做得更大。

　　此外，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投资市场上，新的管理团队急需业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中后期的投资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其选择。

　　但我们的疑虑是，大量的资金去追逐中后期的企业，单个项目投资金额动辄上千万美元，是否真的是VC所擅长的投资范围？事实上，与大的投资银行的直接投资部门或PE相比，VC在该类项目上似乎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另外，早期企业目前几乎已经无人问津，长远来看，对中国的创业者精神、创新环境以及未来的产业格局可能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或者我们只能抱有乐观态度地期望，中国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发展目前尚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大家即使在同一块地里耕作，粮食也足够分配，因此造成了资金集中追逐中后期企业的局面。但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VC与PE，终将找到适合自己的市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