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之辨

　　近一个世纪前，当宋蔼龄踏上返回山西的省亲之旅时，那里艰苦原始的生活让她的心里充满了不安。而后来她却在那里见到了前所未闻的奢侈生活。如今，当年被称为“中国华尔街”的地方，也已经安静了快一百年。2007年9月23日，长江商学院校友会山西校友分会在太原成立。成立仪式上，山西校友分会特意安排上演话剧《立秋》。此剧中的丰德票号在上个世纪初所经历的家业突变，既浓缩了晋商曾经创造的繁华世纪的落幕，又展开了一场中国商业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之辩。

　　中国商业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之辨

　　——话剧《立秋》感悟

　　余楠/文

　　从“走西口”到“海内最富”

　　“立秋，立秋，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

　　大气的马家大院前，落叶飘零。祖孙二人如往年一般感知到气候将由热转凉。

　　在山西人的风俗中，立秋又是个祭祖的日子。也许和很多晋商家族一样，十几代前的马家根本都无法想像如此宏大的深宅和遍布全国的商铺。山西并非富饶之地，面对贫穷和拥挤，人们没有选择沉默或忍受，也没有埋怨和等待客观环境的改变。他们把目光投向家乡之外，投向更广阔的天空。

　　“走西口”之所以成为首选，是因为西部边境既有驻扎的军队，又有外族，物资供给和商品交换的需求为商贩提供了天地。但茫茫大漠，漫漫长途，在逐渐积累的财富和建立的商业社会背后，山西人也同样付出了代价。每当人们哼起山西民歌《走西口》，眼前似乎就浮现出那条背离恋人，背离温馨，同时通往希望和未知的大路，以及心酸的泪水里笃定的决心。

　　随着经商洪流的卷起，“走西口”已经扩展到闯荡全国。正如马家的丰德票号一样，天津、北京、苏州……晋商的脚步遍布全国，而他们的家乡，不仅早已摆脱贫困，生活的奢华已经令人惊奇。票号钱庄的聚集为其封上了“中国华尔街”的美誉。

　　望得到的彼岸，不见得总能到达。“走西口”时的义无返顾，并无法保证之后山西“海内最富”的显赫。正因为在山西，因为有了成功的晋商群体，马洪翰才会强烈的希望儿子能够子承父业，而非考举做官。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目光早已在几代人的走南闯北中演练成了本能。但同时，象马家“勤奋、敬业、谨慎、诚信”一样讲究信义，严于管理的商业守则所建立起的可靠感，使得晋商可以牢牢操控金融业，稳居主宰者的地位。

　　如今，走西口的胆识和对诚信的秉承，依然为现代商业所称道。封建社会中，由于一个地域商人群体的壮大而形成的局部坦然从商氛围，既建立了晋商的品牌，又稳固了品牌的生命力。纵然今天的社会对商业的友好态度已经远远高于包容，我们仍然不可忽视商业环境的作用力。

　　从“不为”到“天不让我为”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为”而非“不为”，马家13代人的努力和恪守才换来了丰德票号厚重的基业。而在清朝与民国的更迭的纷乱背景下，丰德票号祖业不保，总经理马洪翰不得不用祖辈世代积累的金子保住了“丰德”的名声。“非不为，非不能为，而是天不让我为！”马洪翰在破产之时不停拷问究竟自己输在哪里？晋商整体衰败的原因又在哪里？

　　时代变更中引进的新的商业机制，为家族式的传统票号带来了冲击。 然而即使是顺应潮流的银行业，也无法完全取代民间金融，更何况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实力组建有效的政府银行取代票号。山西票号几百年积累的渠道和网络，和他们历来随机应变的本事，使得他们本应有足够的余地继续活跃下去。

　　尽管时局动荡对商业活动的打击是沉重的，但山西票号在此之前如野火后的劲草顽强的挺过了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等等艰难时刻。那时至少他们的生存和经济本能并没有被破坏。但此次动荡中，当他们的请愿被政府拒绝后，这些本能随着他们的希望一同破灭了。当无穷无尽的动荡连这些基本的生存本能都无法保护， 晋商文化中对信义的追求，他们不畏艰险的奋斗，也只能在晋商世纪繁华的落幕中，隐藏起来。

　　在历史进程中，社会革新的代价不可避免，在危机关头倾其所有保全信义后的马家该何去何从，依然是个没有答案的悲剧，一个民族悲剧的缩影。但即使在宏观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商业也绝对不可能“为所欲为”。

　　因此，维护良好的微观商业环境更加突现出了影响力。无法保护基本经济本能和生存本能的商业决策无异于一把自尽的利器。而舍利保义，与现代商业伦理的规范又一脉相承。无论是家族经营的模式，还是职业经理人的形式，利益最大化只能作为操作的目标而非所有推动力。否则素来“你来我往”的商业网络将缺乏规则，也就谈不上格局，纷乱必将导致崩塌。

　　从“动人信义”到“深宅大院”

　　面对破产，马洪翰所面对的人生打击还远不于此。一心要巩固家业的他，逼迫志不在商的儿子打算盘学生意，直逼得儿子离家出走。当女儿瑶琴遵循祖制在绣楼上足足等了六年的未婚夫携女友归来后，悲愤的马洪翰即将崩溃，又把瑶琴送上绣楼，一生不准下楼。

　　这正是晋商“深宅礼义”的一种极端表现。“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晋商曾被挖苦为这样的土财主，闻名的山西大院虽然见证了晋商创业之初的开阔胸怀和动人信义，随着家业的壮大，这些却被深宅大院所逐渐遮掩。

　　晋商绝不是一个冥顽不化的群体。除去他们商业上的灵活多变，在最后落成的晋商宅落里，你还可以看到欧式的窗户，和门楣上的

　　当时的主流文明依然是“无商不奸”的农耕文明，晋商财富的积累并没有给他们在强调“道义”的社会中提供太多的表达机会和理性支撑。于是晋商竭力把道义向自己的商业文化中移植。随着家长制的权力增重，晋商大院严谨的“深宅礼义”也逐渐成型。而对于缺失商业思想的社会来说，需要严谨的是对晋商成功的哲学思辨，否则无法唤醒传统农耕社会对商业的历史意志，也无法产生外部的精神效果，从而更有效的发扬和传承商业文化的力量。

　　没有了这种精神效果，一味强调道义感的晋商无法建立自己的精神王国，无法达到最后的安详，总有一天会在自我矛盾的商业气质和社会人格中加重自己的困顿。还是环境，让辉煌的晋商止步于商业的成功者，而非意志的觉悟者。

　　在商业环境业已丰富多彩的现代，对商业精神的要求更加苛刻。持续发展的商业文明不仅要求商业精神可以准确无误的表达和引领当下的商业活动，它还必须能够顺应瞬息万变的全球化经济，具备足够的变革力。不是每一个经营者都可以独立完成对商业精神变革的思考，除去完善的传播媒介，他们也必须积极敏锐地去捕捉和更新。

　　“后来呢？后来呢？后来呢？”话剧结尾反复询问的儿童之声渐行渐远。晋商的繁华世纪也越行越远，在其衰落的这几十年，很多人都忘记了山西经济曾经的显赫地位，使那份荣耀显得愈发遥远。

　　当现代商业文化要求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商业典范时，晋商再次凸显了出来。他们的敏锐、勤奋、坚韧和诚信构建了我们自己的传统商业精神。而同时，晋商盛极而衰，灰飞烟灭，繁华落幕后的反思和批判显得更为重要。特定时代商业环境的局限，商业精神建立的缺失，交织影响着晋商由繁盛转向没落。如今再回味晋商的兴隆与衰败，不仅是为了追忆，更期望能找寻到对现代商业文明、商业道德与商业精神的一丝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