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全球商业新变量

　　文/本刊记者 舒 畅 王长胜

　　我们的企业正在为环境付出代价。

　　从2006年开始，太原铁路局配合山西省环保部门联合对环境违法企业实施了铁路限运，目前已经有547家环境违法企业(大部分为污染严重的焦炭生产企业)被取消了运输计划，陷入产品被停运的绝境。

　　同样是山西，今年3月20日起对460多家钢铁、水泥、铁合金、电石等高耗能企业实施差别电价，不少企业每度电的价格被提高了0.15元，这些“耗能霸王”的成本随之急剧增加，顿现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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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在很多企业眼里越来越成为不讨人喜欢的字眼，它意味着费用、成本、威胁。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是一个机遇，一个革命性的机遇，颠覆性的机遇。

　　绿 煤

　　广袤无垠的淮北平原上空，一根看不见源头的管道在田畴的尽头折身，向更遥远的东北方向延伸而去。每隔200米就会出现的井座，连接着这根管道与大地。不时有劳作的农民过来，抓起井座边的茶瓶猛喝几口，三两只飞倦的小鸟停歇在管道上，啾啾细语。

　　这并不是一根普通的管道，它沿着淮北矿业集团海孜煤矿的走势，绵延16公里。

　　这也不是一架普通的井座，它势如利剑直下650米，将塞满八皖大地缝隙的煤层气抽向半空，然后经由管道源源不断地送向发电厂。

　　2007年2月18日，联合国的网页上突然跳出淮北矿业集团海孜煤矿的名称，这个偏安一隅的矿区，因为这并不起眼的管道和井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煤矿CDM项目注册成功的企业。

　　从此，它将作为世界同行学习减排经验的榜样，煤矿瓦斯发电的行业标准。

　　CDM：发达国家出钱请发展中国家减排

　　不断向不同的人讲解什么是CDM(清洁发展机制)，是国际能源系统集团(Energy Systems International, 以下简称国际能源或ESI)总裁苏崇武这一年多来最经常做的事情。而国际能源，正是淮北煤矿CDM项目的

　　21世纪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环境灾害正在明显增加，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是造成暖冬的“罪魁祸首”，为鼓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全球150多个国家签定了《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必须在2008年至2012年间将二氧化碳、甲烷等5种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6%。

　　苏崇武是一个擅长谋篇布局的人，CDM经他解释，马上变得生动。“我来打个比方，”他伸出手开始比划，“茫茫的大海上行驶着一叶扁舟，上面坐着55岁超肥的大胖子，和35岁偏肥的小胖子，由于负荷过重，小船眼看就要沉没，这时大家找出问题的关键：大胖子的体重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必须限期减肥100斤！大胖子傻眼了：让我一下子减肥100斤谈何容易！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又能减轻船体总重量的方案：如果大胖子无法达到减肥标准，可以采取帮助小胖子减肥的方法，仍然达到减轻的总目标。”

　　苏崇武晃动着手指说，“大胖子，就是指发达国家；小胖子，就是指发展中国家；那么，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的机制，就叫做CDM。”

　　“一般发达国家减少1吨的排放量，可能要花费100美元，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可能只要几美元。”从其他国家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配额比花费大量资金改进工业技术减排合算得多，因此，发达国家更愿意把资金和技术投入到发展中国家，从而间接获得排放配额；而发展中国家也乐得其所，既能做到节能减排，又能收益一笔钱财。

　　就这样，一场称为“碳交易”的风暴正在席卷全世界，使得看上去毫无用处的二氧化碳等废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每年上百亿美元的“碳交易市场”，人们像买卖股票一样，在气候交易所里进行着二氧化碳减排成果的交易。

　　国际能源ESI：一路艰难

　　回首与淮北矿业集团的合作历程，苏崇武称“极其艰难”，一语中透出无限感叹。

　　2004年6月，淮北矿业集团终于决定与国际能源签订CDM项目合作意向书，向国家发改委及联合国申请CDM项目资格，并由国际能源承诺从2006年到2012年间，购买淮北矿业集团所有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当时CDM在煤矿瓦斯领域还没有现成的办法和公认的行业准则，联合国缺乏项目评定依据，这些减排量就无法走到国际市场上。ESI决定自己动手。

　　2005年国际能源系统集团下属负责CDM研发工作的济丰环保科技咨询公司把CDM项目针对煤矿瓦斯减排的《方法学》提案提交到联合国。经过9个月的审核后，联合国在其制定的煤矿瓦斯减排方法学中采纳了济丰环保科技咨询公司的方案，这就意味着，在煤矿瓦斯减排项目中，国际能源制定了行业“白皮书”。

　　今年2月18日，淮北煤矿项目被联合国核准。

　　“一口价买下了淮北矿业集团的减排量，解除了合作方的后顾之忧，可我们公司就得去承担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风险。”但苏崇武对碳交易的前景非常乐观。

　　国际能源从2001年开始致力于CDM项目，已开发的40多个项目涉及煤炭、风电、水电、天然气、钢铁、垃圾填埋等8个行业。“光是研发我们已经投出去1000多万美元，到现在，一分钱都还没赚回。”但他并不担心，这些项目今年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苏崇武愉快地喝下一大口茶，然后手臂一挥，“集团下属的CDM业务，2007年持平，2008年赢利，2009年上市！”5年的谋篇布局后，ESI将迎来一片金灿灿的辉煌。

　　淮北矿业集团海孜煤矿的发电厂里，四台机组正在轰轰运转。

　　李居矿是一位曾在矿井下工作18年的老矿工，2003年，他从矿井里上来，组建发电厂。“5月12日，我走马上任，然而就在第二天，不远的邻矿就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60多人死亡，80多人失踪。”矿友鲜活的生命就在瓦斯点燃的刹那熄灭，这次事故对李居矿的震动很大。

　　瓦斯与煤伴生，主要成分为甲烷。当甲烷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5%时，遇明火就会爆炸。我国煤矿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中，70%以上都与瓦斯爆炸有关。于是“煤矿瓦斯”，也被称为煤矿“第一杀手”。

　　在中国，煤矿传统的做法是将瓦斯抽出对空排放，但这些排放到空气中的甲烷，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21倍。2006年的冬天，淮北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下雪。

　　行走在发电厂区，李居矿神采飞扬，“现在咱们脚下，就潜藏着3000亿立方米的瓦斯，如果不抽离，我们现在就站在一个巨大的、随时可能爆炸的炸药包上。”李居矿爽朗地笑着，笑声中挥洒着自豪，“我现在每年抽出1亿立方米，在发电厂里倒腾一下，就是1200万度电——矿区1/3的用电就是从这里出去的。”

　　每年减排1亿立方米甲烷，按《方法学》换算后相当于29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矿区将由此而获得国际能源支付每年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进账；1200万度电，又为矿区节省600万元的电费，如此一来，每年挣回的是2600万元的真金白银，整个CDM项目将为淮北煤矿的瓦斯发电带来超过1个亿的额外利润。

　　做减排的事业，赚CO2的钱

　　2007年3月23日一早，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高广生像往常一样，将前一天积攒的清洗蔬菜的水冲向马桶，然后出门。北京的街头依旧车流不息，驻足望了望排到尽头的长龙，他表情笃定，继续向单位方向走去。

　　高广生保持这种步行上班的习惯已经很多年。自从女儿出国后，自家的小车就一直呆在车库里。

　　现在，高广生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和各国商讨气候变化、商讨CDM，他变得兴致勃勃——环保不再只是政府的事，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企业都在跃跃欲试，以市场的名义，一股环保热浪正在滚滚袭来。

　　“现在已经有345个CDM项目在国家发改委审核通过，而去年的现在，才30多个。”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中国成为减排潜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在联合国注册成功的减排量已经达到4650万吨二氧化碳，居世界第一，超过总注册成功减排量的40%。

　　CDM横扫中国，让高广生开始明显感觉自己的工作量越来越大，不停有记者向他打听CDM项目的通过数量，不断有企业向他询问碳交易的操作流程，似乎经过了2006年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暖冬后，全世界对碳交易的兴趣一下子猛增。

　　其实，经过一年半的跟踪以后，市场对CDM的操作更加熟稔。“联合国统计，2006年，全球碳交易的交易额达到250亿美元以上。”CDM背后蕴藏着巨大商机，交易价格逐步提高，诱惑着无数的企业蠢蠢欲动。

　　目前国内电力企业中大唐电力、华能国际、天富热电、内蒙华电等下属的众多企业都有不少项目已经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准，有的甚至已经注册成功。一批水泥厂、钢铁厂也纷纷借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废热发电转炉煤气回收——花别人的钱来洁净自己的环境，老板们忙得不亦乐乎。目前南钢股份、海螺水泥、华菱管线、包钢股份、重庆钢铁等的CDM项目均已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准。

　　同样因CDM而抢眼的，就是像国际能源ESI这样的可提供综合服务的减排量买家。他们购买所有减排量，并且提供信息咨询，担当项目顾问，甚至直接参与项目开发，提供减排设备。ESI现在已经开发并购买了近30亿元的减排量，在国际减排市场上，大大吸引了各方的注意。

　　加入WTO，使全球企业疯狂地追求出口额，追求在国际市场角逐中的“多者胜”；但现在，CDM重新划分时代格局，CO2减排量开始成为各国和企业们最大的争夺点，“减者勇”将角逐出新的市场精英。在环保桌上大打市场牌，2007年，中国乃至世界将迎来CDM项目签订的高峰。

　　今后，我们拼什么

　　镜头一：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美国所有汽车公司陷入一片恐慌，加里弗利亚州的大道上，曾被美国人斥为“烂货”的“日本制造”正在风驰电掣，而一路追求奢华的美国汽车一下子被低耗能的日本汽车甩在了后面——日本汽车每公升汽油所跑的路程，是美国汽车的3~5倍，没有人愿意支付昂贵的油价来养活这些耗油量大的家伙。日本凭此一役，创造了世界汽车工业发展的奇迹，很快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

　　镜头二：英国伯明翰“国际汽车工业研发中心”，这个将环保渗入骨髓的机构正在力争打造出一个全世界最环保的王国：所有的建筑都采用全降解材料，一旦不再使用，它将不会在世间遗留下任何污迹。同样能够被“消尸灭迹”的，还有他们正在斥巨资设计制造的全降解汽车。

　　镜头三：“今后政府每年都要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节能减排完成情况。”2007年3月，中国“两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强调“节能减排”，一次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次是在这之前的政协分组会上。

　　是的，环保不仅不是国家、企业的威胁和负担，还是战略性的机遇和核心竞争力所在。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环保和绿色支付高价格。过去，人们购买商品，关心的是价钱；现在，关心的品质；在将来，单位产品制造过程中带来的二氧化碳减排量或许就将成为商品标签的必要注明条目。

　　节能减排绝不是防守性的，已经有很多国家在主动积极地推进节能减排，甚至主动抬高标杆，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当一些《京都议定书》缔约方还在为2012年减排的6%讨价还价时，英国却已主动立法，将减排标准提为“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26%至32%，到2050年则为60%”；而日本更甚，他们的电力公司将标准提高到2008年就达到比1990年减少20%。日本的超前意识，不是在于“我还能多污染多少”，而是“我能更多地减排多少”！

　　把节能减排作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日本尝到了甜头，比如超级节能的丰田混合动力车，在各国市场上的抢手程度已经超过了奔驰。

　　视线再回到中国。在经济复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与企业站在环保的两侧怒目相视：政府不断出台“办法”推行更严格的环保标准，企业老板们则使劲削尖脑袋以环境污染为代价降低生产成本，“减排二氧化硫，只是因为政府规定”成为普遍现象。这种僵局，直到中国加入WTO后，才得以逐渐缓解。

　　加入世贸组织，以环境措施为手段的非关税壁垒应运而生。一些国家出于贸易保护，凭借其环保的优势，利用世贸组织规则的例外条款设置绿色贸易壁垒，无数的中国企业只能望洋兴叹。

　　《大国崛起》让无数中国人沉浸在过去商业竞争的恢弘之中，其实，真正的大国崛起，却是真真切切的“现在进行时”和“将来时”，下一批崛起大国的核心竞争力，肯定会是依托在将节能环保的科技应用于生产技术中，这才是世界新经济的杠杆和支点。这不但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谁率先断腕，走到同行业的前头，向环境索取更少的能源、向环境输出更少的副产品，谁生存的空间和时间就会更宽广。

　　虽然环保能让我们赚钱，但更多的企业家却已将“不污染”作为责任底线。“不污染天空，不污染土地，不污染人心，我们赚钱能对得起良心，又能够积极参与人类自救，何乐不为?”国际能源系统总裁苏崇武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