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青：企业界的摇头丸

　　长青的到底是什么？

　　“你想建立一个长青的组织还是长青的观点呢？(Do you want to build an organization to last or do you want to build ideas to last?)”德鲁克问吉姆•柯林斯。

　　柯林斯与德鲁克的理想一样：“噢，当然是后者(Oh clearly the second. I want to build some ideas to last)。”

　　在柯林斯眼里，企业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毫无疑问地是第一个—建立一个长青的组织。不过，长青的到底是什么？

　　

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说：“美国前加州大学校长写了一本书，讲到在1520年之前，全世界成立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85个，在这85个里有70个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产品。大学真正是一个基业长青的事业，现在全世界最老的大学有1000多年的历史，牛津大学有900多年的历史，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同样的名字、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的事情”—如果我们赞同张维迎对长青的定义，那么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惠普充其量满足第一个“同样”，尽管“惠普之道(HP Way)”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基业长青”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翻版。

　　当菲奥瑞纳接受HP的任命书的时候，克林顿总统邀请她去白宫，真诚地感谢了她两个小时。比尔•克林顿还致信郭士纳，请他一定要挽救IBM，因为“IBM的失败，是美国的失败。”“基业长青”对整个社会而言，真是个最优或者满意的选择吗？“旧去新来”不是更好的选择吗？我们真的必须竖起头发聆听巨人倒塌时候的声音吗？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新生企业冒出来，我们就不必担心于那些耸人听闻数字—什么哪个年代的

500强只有几分之几还在经营、平均寿命短等等。如果让比尔•盖茨领导IBM，实现了IBM的复兴而没有创建Microsoft，或者布林和佩奇成了Microsoft最优秀的工程师甚至经理人，还会有Google的出现吗？

　　也许假设永远没有数据来得凶猛。柯林斯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在1994年上了“基业长青”榜单的18家企业中，有一半在随后的十年表现不佳，甚至丑闻迭出。尽管柯林斯抱怨苛刻的批评者故意曲解了他们，反驳道：“因为它们偏离了使其伟大的因素。”这的确是一种高明的辩论者常用的招式—他甚至还形象地说：“无论是在看桌球比赛，或者是在比萨斜塔向下扔一支钢笔，f=ma的定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固然精彩，但是有谁愿意聆听这些申辩呢？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有一半的公司在十年(1994～2004)之内，翘楚中的翘楚的18家企业就有9家企业偏离了那些长青的轨道？这些原则是多么容易被偏离呀！

　　柯林斯经常面临这样的告诫：“不要忽视了亚里士多德的忠告—千万不要费力不讨好地以科学的名义去测量那些本来就很难量化的事物。”幸运的是，柯林斯和波勒斯温和而低调地更改了自己对“长青”的定义：“对社会有影响力(having impact on society)。”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充满对亚里士多德智慧颇有领悟的定义，一个更模糊和更为缺乏边界感的概念。不过，这当然不是学术上的进步，而是商人和政客一样的狡猾。

　　企业家VS抑郁症

　　“给您添麻烦了。”

　　这是川端康成死前对其护士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被人称为最伟大的抑郁症患者之一。在这个阵营里，还“矗立”着海明威、亚伯拉罕•林肯、温斯顿•丘吉尔、马克•吐温、三毛、阮玲玉、玛丽莲•梦露、张国荣、舒曼、顾城等等“大腕”。尤其是海明威在滞于超越自己无望的陷阱里无法自拔时，一辈子投稿无数次同时被退稿无数次、受伤无数次的海明威吞饮了猎枪里的子弹。

　　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往往具备以下一些表现：“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感到悲伤或情绪低落；对许多事情或活动失去兴趣；睡眠障碍：包括失眠、早醒，或者睡眠过多；食欲、性欲或体重下降；原因不明的疲乏、劳累；内疚，甚至自责、自罪；注意力不集中；烦躁或者焦虑；绝望、无助，反复出现自杀的念头，甚至采取自杀的行为。”

　　有一个数字已经被反复提及：1980年以来，仅有记录的，中国便有1200多位企业家自杀。苗建中、徐凯、冯永明、乔治•伊士曼、郑梦宪、小沃森、普利策、裘祖贻、赵恩龙、方宏、乔金岭、陈星国……人们不厌其烦地引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言论—“被称为道地的现代人通常是个孤独者”，以及“抑郁症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因此，企业家不能免疫于抑郁症，也在情理之中。洛克菲勒的儿子“一生都挣扎着要配得上自己的名字和继承的遗产”。只要社会充斥着偏执、曲解和误会，非物质的人道主义不能普照到精英阶层，高期许与人本质上的普适性的矛盾，无知和伪装的大肆横行，当然还有自怜和自恋等个人中心主义，还有各种门槛与尚未坍塌的墙，抑郁症就有机会和市场。

　　企业家阶层也逃脱不了抑郁症的“侵蚀”，这多少让人吃惊不已。不过，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其患者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艺术家群体。首先，企业家们相比较于艺术家和政治家，有更多可以量化的指标可供比较，如个人财富永远也没有上限，财富排行榜的位次、某个名次持续的时间等等，他们也没有艺术家那么肆无忌惮的狂妄和自以为是。同时，激烈的竞争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长期的霸主”。第二，如果企业家都拥有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破坏”，那么他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感到索然无味、厌烦、难以实现自我突破的艰难与困惑，除非他们压根就不是企业家，或者不是真正的企业家。第三，抑郁症患者往往是完美主义者、拥有偏执心理。从事商业运作的企业家应该早就经历过重重矛盾的洗礼，深谙抉择和舍弃之道，理性与激情并重。

　　企业界的摇头丸？

　　在这个人各有志的年代，企业界竟然惊人地拥有同一个梦想，倒真是个希奇的事情。无论是柳传志，还是温州的皮鞋商人，似乎都对“基业长青”保持着微笑和欢迎甚至崇拜—有商业观察家甚至动情地赞扬柳传志“分槽喂马”的做法是符合基业长青的机理的，而柳传志也被盛传把《基业长青》作为自己的案头读物。

　　在商业经验还相对匮乏和世界级大企业缺位的中国商业社会，已经有太多的企业家在自己的心灵刻上了基业长青的光荣与梦想，在员工大会上声嘶力竭地传递要打造百年老店的“豪情壮志”，在内刊上连续地撰文，让全体员工读《基业长青》，然后写读书笔记。

　　“现今的中国很少有企业有资格读这本书。”批评家“恶狠狠”地说。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博士更是对国内的“长青”热泼冷水：“现在不要看《基业长青》，必须要问一下在全球竞争的行业，五年之后，我们凭什么能活下去？”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李小加先生更是把这份冷静演绎得更加激进：“基业长青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要有很好的土壤，要有很好的水分。最重要一点就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能够使得我们这棵树长得很大—这就意味着要有时间。我们初衷是好的，要基业长青，慢慢养成参天大树。我们有没有这个时间去真正基业长青，我们民企有没有这样的空间允许我们基业长青。”

　　事实上，企业界关于“做企业是养猪还是养孩子”的分歧难以弥合。凯雷每三天就买进一家企业，同时每周卖出一家企业。反对者则质疑道：“凯雷愿意出卖凯雷吗？”

　　批评者声色俱厉，昭示的是被批评者的“火爆”。企业界的长青情结如此昌盛，究竟是好是歹？好歹又几几分成？中庸者往往会说，大企业可以拥有此目标，小企业可以把企业当猪养。但是，小企业主们更会一本正经地给你一个并不灿烂的笑脸：车库，车库，惠普是在车库里起始的；三星的创始人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从中国倒卖蔬菜去韩国。

　　不乏艺术青年、尤其是优质的艺术青年通过吸食摇头丸家族成员来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永远的摇滚之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就是死于过量的毒品。那些赞同“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需要悟性”的观察者和企业家可能不会反对把企业家也看做艺术家。列宁就曾经不客气地批评道：“甚至在数学上也是需要幻想，没有它就不能发明微积分。”

　　而今，“长青”就在充当“摇头丸”这么一个角色：让企业界的领袖们兴奋不已、蠢蠢欲动、乐此不疲。但是，即使是没有任何文化的文盲也肯定会督促其子女或者朋友“远离毒品”。就像人长寿一样，所有的经验都逃脱不了“经验主义”的宿命，它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我们总是与其失之交臂，从幸运者暂时的胜利所归纳出来的长寿之道总是显得不堪一击。“基业长青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位商业观察家沉思良久，对《管理学家》的记者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说他从来没见过“真正长寿的企业”的领袖开口闭口就大谈“基业长青”之道：“休利特和帕卡德他们出于本心在做企业—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就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员工买了生命保险，那是出于善良的中产阶级子弟心里的人道主义。”

　　“长青”到底会削减企业界的抑郁症平均水平还是相反？“长青”看起来已经为企业界树立了一个更为崇高的理想，但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意，实现“长青”仅仅是拥有和执行一些基本的常识就可以实现。Fast Company在《“基业长青”长青了吗？》(Was Built To Last Built To Last?)里不动声色地讽刺道：“在作者(柯林斯)看来，只要遵循《基业长青》里的原则，毋需资本的注入和诺贝尔奖水平。相反，只要心智正常，不缺乏常识，任何人都能做到意想不到的业绩(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in BTL didn't require infusions of capital or Nobel Prize-level science. Rather, the authors suggested,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was achievable by virtually anyone with a little common sense and whose heart and soul was in the right place)。”所以，长青作为一种兴奋剂可能为企业界增添活力，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压力，需要更为聪明的纵横捭阖，更上层楼的精益求精。因此，对大多数企业而言，长青都是一个好高鹜远的目标。拥有高远追求者固然可敬，但商业运营直接关系利益的涌动，企图持续在未来与当下长袖善舞永远都是自欺欺人。此外，企业的确可以成为欲长青者的终极追求，但它远不是全部。HP的创始人帕卡德在1969年担任了尼克松的国防次长，鲍尔森也乐颠颠地接受了财长的任命书。如果生硬地把企业长青作为企业人的惟一终极追求，显而易见这是对人性的践踏。IBM创始人老沃森的儿子小沃森童年的表现堪忧：淘气调皮，周围的人觉得他一无是处。当他在12岁那年的某天担心父亲要他去IBM，一下子眼泪汪汪，陷入了抑郁，有时连续好几个星期。13岁时严重的抑郁症反复发作：不想起床，不肯吃饭，不愿洗澡。后来小沃森把IBM带入了一个新时代，但提前退休：“我热爱生命胜于热爱IBM的事业。”

　　“长青”是如此诱惑，以致“长青药方”可能让企业界迷失了企业的基本目的。当然，他们也可能对“长青之道”产生许多的误解和曲解，比如沃尔玛这个“高瞻远瞩的公司”，一方面对工会的要求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则捐款襄助希望工程和中国的环保事业。我们仍然有理由担心长青树林立的企业界过于老气横秋——光荣的历史太容易变成包袱了，而我们却往往不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