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新晋商那空空荡荡的名

　　徐云鹏

　　“新晋商”形象在山西本土都没有建立起来。

　　晋商是一个品牌，不管过去是多么的辉煌与荣耀，必定现在已经沉寂了。因而现在有必要采用“新晋商”这个承前启后的概念来区别“晋商”这个历史名词，进而传播一个理念：新一代的山西商人要寻求复兴之路，打造一个新的形象。如此看来，当务之急不是讨论晋商该不该打倒，而新晋商即真正的民营企业家(决不是“倒煤团”)队伍的重塑和崛起。

　　毋庸置疑，“新晋商”形象在山西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来。如今一提到晋商，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联地想到明清时期的晋商。这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晋商并没有找到新的商业突破支撑点。如果说晋商的名声靠票号支撑，那么“新晋商”为山西贡献的是什么呢？恐怕这是一道不太好回答的难题。

　　市场是商人的大舞台，政策是商人的最大利润。山西要打造“新晋商”品牌形象，需要政策制度的鼎力支撑，必须将民营企业发展上升为全省的经济发展战略之一。毕竟，新晋商只是一个平台，让它承载太多并不是现实，惟有投资软硬环境的变化，才是“新晋商”品牌传播的根基。因此，必须将新晋商的发展放在山西经济发展方略之下，将晋商文化纳入晋文化，整治和优化投资发展环境，特别要在政府诚信、政府依法规范行政、政府行政效率、服务企业工作以及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加大力度。

　　山西哪有民营企业家？

　　新晋商的发展涉及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但首要的是自身发展观念更新问题。受内陆黄河文明的影响，晋商一直以封闭、保守著称，素质不高。因此，实现新晋商的迅速崛起，只有靠开拓创新。必须承认，相对于现代经济快速发展趋势，晋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丢掉了自己的“利器”，即在商业和经营上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发展“新晋商”品牌重在倡导和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软肋。

　　事实上，真正意义的晋商辉煌并不是其财富的多寡，而在于其经营上所体现出的永无止境的执着创造性。晋商因创造出许多商业奇迹而著称于世，这种“奇迹”的产生是由山西商人靠艰苦奋斗和不断地思考总结、改造完善而创造出来的。据说，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的发迹，一部分由于山西当地的丰富的煤炭资源为海鑫钢铁集团提供了先天的资源优势，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天才的资本运作能力，他带领海鑫以惊人速度在

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大举扩张，成长为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被媒体誉之为“海鑫现象”。实践证明，一个企业发展进步到一定程度后，其经营者的悟性如何将直接决定企业的兴衰。

　　“山西哪有什么民营企业家，还不都是靠官府吃饭的”。太原市一位搞电力的老板曾经这样对采访的记者说。山西省是中国

能源重化工基地，提到山西商人，几乎众口一词“煤老板”、“暴发户”。从常规上看，资源型的产业，一般都是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拥有了财富。长期“计划饭”的供养，注定给山西商人抹上浓厚的“崇官”色彩。正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到的：“中国传统的做法不是造出较好的捕鼠笼来捕捉更多的老鼠，而是向官府谋取捕鼠专利”。在官、商利益的共同驱动下，谁人能够否定得了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山西的历史，不是一部大挖煤炭的历史呢？而山西企业家的行业组成，也几乎全都染“黑”：“山西本省排名前十位的富豪中，无一不是煤炭起家的”。是的，我们必须肯定，“倒煤团”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晋商”。

　　山西商人干啥啥落后？

　　视野窄，观念旧，干啥啥落后。当代山西商人缺乏创新意识，应该是山西经济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新晋商落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观念滞后。观念落后，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现在若问山西人晋商的显著特色是什么，恐怕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官商。对大多数是民营业主的当代晋商来说，他们追求的“红顶”，与其说是一种官衔，倒不如说是一种官方的认可与扶持。与生俱来的仕商观念，使他们与当地政府大多形成一种微妙的鱼水关系，并在企业的发展、融资方面，或多或少获得了一些裨益。反观他们财富轨迹的第一桶金上，无不罩着一层闪着红光的神秘色彩。

　　利弊总是并存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让部分山西人“弯弯腰”就能捡到真金白银，但又在另一方面进一步抑制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煤炭的暴利让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前景漠视，“每天弯弯腰就能挣上几十万”，对他们说商机无限无疑是对牛弹琴。尤其是“要想富、钻黑库”的念头已经禁锢了他们对其他产业的嗅觉与关顾，万一某天煤炭被彻底掏空了，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该玩啥好了。

　　经验表明，这种与权力的微妙结合是老晋商衰落的一个原因，也是新晋商们发展方向的一个制约因素。事实上，一些“民营”红顶一旦离开政府这根拐棍，还真的有些不会走道了。

　　“土气”未除，俗气和无聊却有加无减。

　　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曾这样评价道，历史上的山西商人“只能靠钱财发言，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由此，他定义晋商“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诚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域特色决定了晋商的个性特征。实际上，最早致富的晋商都是那些在山西当地穷得丁当响的受苦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得不出去南来北往从事长途贩运。在土匪、盗贼、狼虫虎豹以及恶劣自然环境的围困下，踏着同乡的白骨艰难地前行，也不知在多少具尸骨中才能走出现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但是这种用生命换财富的历史凝固了晋商的理想——把回家当作最高理想的马帮性格。晋商的血脉中流淌着强烈的听天由命的气质，小富即安，小进即满，并一直被延续了下来。

　　封建土财主式的思维惯性，注定使晋商走不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老晋商们赚到钱后，最大的理想也不过是：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孩子。尽管他的钱已经多得老婆孩子几辈子都用不完。老晋商们有了钱后，首先考虑修筑防御性极高的深宅大院。比如，在山西太原附近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的乔家大院，就是乔家六代人持续将近300年的时间建成的。如果不是

抗日战争，它的规模还会更大。令人无不遗憾的是，与先辈的“土气”相比，一些当代晋商则多了些俗气和无聊。山西煤矿老板到北京参加车展，扬言要连女模特带车一块买走的新闻就是一个例子，至于生活糜烂，花天酒地，取小老婆包“二奶”，为富不仁，更是屡见不鲜，老晋商的风骨几乎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