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掉晋商讲究信义的那张假皮

　　任尔风

　　第一次实在按捺不住急急地就赶往山西那座著名的乔家大院，正是十多年前第一次读到余秋雨的文字《抱愧山西》那一周的周末。但当时当地给笔者留下最深的印象，却是张艺谋拍摄《大红灯笼高高挂》后遗的那份商业痕迹——想拍一段街边刀削面的镜头，忙碌的店家手中削面刀一晃，脱口而出就是：“给十块钱”。

　　感慨了余秋雨教授将30多年前“一度被当作中国农村的缩影”的“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和上个世纪初“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的“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进行的强烈对比，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贫困和富裕的大段议论；领略了余秋雨教授对“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的“商业人格”分析，以及由此引发的“文人和商人的差别，从一般意义上说，后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的联想；笔者终于还是有了许多疑问——

　　面对着“到这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富贵”的宅院，余教授笔下洋溢的似乎更多的是对这“海内最富”的赞叹，至于山西商人究竟是如何“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而真就创造出如此财富的，余教授的论断实在很有些想当然，一曲“磅礴”诗意的《走西口》在这里似乎很有些苍白。

　　雷履泰和毛鸿翙之间的争斗让我们看看什么是晋商的信义。

　　“讲究信义”，这自然又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解释，可偏偏就是余教授的这篇《抱愧山西》里，提到了那则发生在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总经理雷履泰和第一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的争斗，让笔者实在无法理解余教授推崇的这种“信义”：因为财东老板想让生了病的雷履泰回家休养，这位“当管家的”“委托责任人”雷履泰总经理就敢撤分号让财东老板跪下来求饶，这算什么“信义”？因为被在“老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那位当“伙计”的毛鸿翙就敢挖走“老单位”的“业务骨干”而且就在“老单位”的旁边宣战似地自起炉灶，这算什么“信义”？余教授还举出了些“信义”史料：“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如此轻率，难道就是“信义”经营的本质？

　　再加细究，财东也是实出无奈，当时仰仗的就是个人的“信用”。

　　至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人格“十分强健”富可敌国的群体忽然就衰败了呢？余教授的解释似乎很有文化高度：“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于是山西商人就成了“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说到“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则“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余教授顺势就有议论：“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这番太多主观臆断和片面“提纯”的空洞，实在很难令笔者信服。

　　终于有一天，笔者在旧书摊上觅到了一本上世纪初陈其田教授“授课于燕京大学时教材”《山西票庄考略》(1936年刊行，1978年被香港大东图书公司编入《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后来又陆续地读到了一些对于晋商和山西票号的真正的研究文字，终于对被梁启超先生称为“执中国金融界牛耳”的这一非凡群体，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了解，也就愈发地“抱愧”自己当初的轻信和盲从了。

　　刘庭玉先生在他的《世纪末的反思：“晋商”批判》中，列出了晋商崛起兴盛的两个公式：“地理位置＋思维定势＋开中法＝明清晋商的兴起，必要的资本＋思维定势＋折色法＝明清晋商的迅速发展”，断言：“明清晋商的兴起是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与当时明政府的政策和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相结合的产物，而非是山西人有多么特殊的勇气和才能”，其后“明清晋商之所以能因折色法而得到迅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明清晋商在山西北部从事的屯田贩粮、换取盐引、售盐获利活动，为其在明中叶时的迅速发展积蓄了必要的资本”。

　　明洪武年间，朝廷为解决当时主要驻扎在山西以北的边军的军饷，便让商人运粮至边境，政府以贩盐的“盐引”作交换，商人拿到“盐引”后便可到指定盐场去支取食盐，然后贩卖谋利，这便是所谓“开中法”。“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就蜂拥而至，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到了明弘治年间，“开中法”改成了“折色法”(即把官府直接付给商人银子)，明清晋商于是得以迅速发展。

　　刘庭玉先生直言：“山西人特有的思维定势派伸至明清晋商行为中的特定行为是：媚事威权，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由于长期毗邻皇权中心，“使山西人不得不时时感受皇权的威严呼吸”，“在皇权的高压政策下形成了山西人特有的对威权的懦弱与媚事”。刘先生进而指证：“媚事威权的行为特质，使明清晋商成为不敢与威权说不、又与威权勾结、再受威权敲诈的特殊集团”(颇似现今的“特殊利益集团”)，赚取利润的主要手段“就是贿赂边将，虚出实收；买通主管官吏，在粮价便宜时上交粮食，粮价涨价时，再向政府领取粮款，不仅可以获得可观利润，连贮藏的费用也不必支付；另外还有先领粮款后买粮、净赚差价等手段……”。

　　刘先生的这些“批判”，显然与余教授的“抱愧”有很大的差距。

　　陈其田教授在他的《山西票庄考略》中，以大量票号帮系派别、组织架构等史料，揭示了山西票号“建筑在家族主义”上的“重信用轻组织”管理模式——票号真正的所有者是出资的“财东”，实际操盘的却是被称为“领东”或“执事”“管事”的总经理：“财东出资，或股份，或独业，将资本交付管事(即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过问。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实施监察于事后”，仿佛一切凭借了一个“信”字：“财东信任总经理的人格，以全盘的生意委托他，给他绝对自由”，“管事在票庄内有无上之权威。凡用人之标准，事业之推行，各伙友听命于管事”，而“如票庄营业失败，经济上损失之责任，全由财东负担，而管事不负赔偿之责”。表面上似乎已经实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但这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实在有着太大的不同，“所有者缺位”下的“内部人控制”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

　　再加细究，财东也是实出无奈，当时仰仗的就是个人的“信用”：“政府和社会对票庄的信任，是信任他们个人的信用。票庄经理所以能拉拢公款，因为他们与官僚个人的关系。放款不收抵押，概重个人的信用。汇款的汇费，存放款项的利息，都是因人而异”，于是“管事而得其人，则营业无不发达，不得其人，则财东有莫大之危险”，在如此强势的“经理人市场”上，财东老板们也就不能不“用人不疑”了。这也就难怪“日升昌”的总经理雷履泰敢对财东老板那么横了！

　　晋商的“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兴盛与衰败中可窥见一斑了。

　　这“信义”到底有多么牢固，票号兴盛的时候，“票庄的经理交结官僚，穷奢极侈，以示阔绰”，“及至衰落的时候，即卷款潜逃，伪造帐目”，便就可见一斑了！而且“票庄经营太重信用，对于借款不用抵押。太平的时候，因为借重官场的势力，可以追索债务。一遭变乱，官场失势，欠款不易收回，因为无抵押，连局部的取偿，也不可得”。待到大势已去“索偿者不得不讼及号东”的时候，这些“平日养尊处优，不问号事，且无一不有鸦片嗜好”的财东们，才明白他们原来担当的其实是“无限责任”，“昔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产，变卖家产及贵重物件以偿债务。不足，则为阶下囚”(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于是，人们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余秋雨：《抱愧山西》)，也就不足为怪了！

　　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

　　没有制度信用的保障，一味只是依赖于个人的信用，当面对制度完善的现代银行的冲击，不懂得风险管理又“墨守绳法，不能应付新时代的要求”的票号们，自然不堪一击。把票号衰落的责任推脱给频仍的战乱，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肤浅——陈其田教授就证明：恰恰因为战乱时“有几种特殊的原因，使山西票庄得着意外的发展”。“一般人常谓山西票庄受辛亥革命的打击，一蹶不振，不久就衰落，这是片面的真理而已”，曾身陷囹圄也决不低头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原来早在80年前就通过深入的实地调研，得出了与余秋雨教授完全不同的结论。

　　晋商传奇，本来就是从当时社会腐败的躯体上滋长出来的产物，脱离了寄生于斯的腐朽。

　　余秋雨教授侃侃而论当年的山西商人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精神效果呢？”，殊不知当年发迹的山西商人的“暴富传奇”，本来就是从当时社会腐败的躯体上滋长出来的产物，脱离了寄生于斯的腐朽，余教授所颂扬的“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的“走西口的哥哥”们，实在就无所适从了，如何能期待他们“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建立内在的精神王国”，“抵达人生的大安详”？

　　张正明先生在他的《晋商兴衰史》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忽然暴富后的山西商人的所作作为(读来却总让笔者仿佛看到了今日社会的诸多富豪的影子)——首要的当然是持续的“捐输助饷”，以维护巩固与官场的交情，山西票号这方面的“功力”决非一般可比，“自有独到之处，以致与政府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先从经济上帮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和走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号便利用其关系代为运动，放任外官。这些靠票号从经济上帮助走上官场的儒士，以后便成为与票号有着特殊关系的官员”，“对于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号更是施尽手段交结”，陈其田教授甚至列出了与几大票庄相互关照的王公大臣的名单：“最著名者，如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粤海关监督某氏，大德通交结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交结岑春煊，日升昌交结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每逢年节，票号必有馈赠款，“每日二三辆轿车，专门送礼，自管事至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此番用心，怎能不博得管家上下交口称赞，在“寻租”场上如鱼得水？

　　暴富了的山西商人们的第二项工作便是“购置土地”，张正明先生言道：“封建社会后期商业资本发展的道路，在西欧一般都转化为产业资本，但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资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购置土地”，既买了地，免不了就要大兴土木，攀比奢侈地炫耀一番，在权贵面前当久了“孙子”，也要“豪迈气概”地“老子”一回。令余秋雨教授感慨仰慕的，正是这样的遗迹！

　　暴富了的山西商人当然也明白白花花的银子要“保值增值”。保值的办法便是“窖藏”，“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资或银两”，“三晋富家，藏粟数百万石，皆窖而封之”(谢肇制《五杂俎》)；“钱生钱”的办法便是“放高利贷”，“这是一种古老的生息资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钱、驴打滚、典当、放青苗等”，“明末清初，凡中国的典当业，大半系山西人经理”(卫聚贤《山西票号史》)……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 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我们实在应该“抱愧”：“对明清晋商兴起、鼎盛、衰亡的深层次原因，不仅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更谈不上把其挖掘出来，取其精华掷其糟粕，而是在自觉不自觉中又将其糟粕发展到了极致”。

　　还是忍不住顺便提醒余秋雨“余大师”一句：真正做学问，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去坐“冷板凳”，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任意演绎，终究不能算是“学者”风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