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杰

　　如果追溯现代美国的起源，我更愿意把开端算到1863年的葛底斯堡，而不是独立战争。如果华盛顿们是为了美国的诞生而默认了奴隶制的话，那么林肯同样是为了美国的生存才摧毁了奴隶制。所以在华盛顿特区，美国人修建了华盛顿纪念碑，也修建了林肯纪念堂。

　　同样的19世纪60年代，当李鸿章们面对着火炮洋枪的冲击时，开办工厂、设立学堂同样是他们的选择。但是与林肯不同的是，他们在轰鸣的机器背后依然默念着“三纲五常”，操纵机器的工人依旧留着长长的辫子。所以，中国人才有了甲午之恨，有了辛丑之耻。

　　面对着文革后的破烂摊子，或许“独裁者”才能帮助懵懂的中国企业走出最初的混沌。生存压倒一切时，冲出襁褓所需要的正是统制带来的锐气。伴随着大批民营企业崛起的是同样数量的“企业教父”。

　　所以，“军事化管理”博得了众多企业的青睐，“董事长兼总经理”成为了中国企业家最为普遍的头衔，还有就是热衷于培养绝对服从的员工，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现代奴隶”。在这样的“培训课程”中，那些顶着所谓大师头衔的“海外教材”自然成为首选。从《把信送给加西亚》到《没有任何借口》，“服从”成为一个好员工惟一评判标准。

　　当企业已经开始步入正轨时，企业家们占山为王的念头同样在滋生，企业成为了他们的王国，员工也变为他们的臣民。这一刻起，忠诚取代了能力成为了臣民(员工)的基本素质要求。记得曾经有一篇文章写到， TCL移动的总裁万明坚某次到基层视察，当地的负责人带领着员工在路边等了三个小时，并且在万明坚的车队到达时，高呼万岁。事情也许并不大，我们对待这样的事情可能更是见怪不怪，但折射出来的并不只有地方负责人的阿谀，更有企业家们的皇帝心态。

　　30年的经济发展留下的是“世界工厂”的称号，我们却看到庞大的流水线背后不仅仅有微薄的利润，更有残留的奴性与君权。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企业，创新已经成为生存的基础。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的员工必将被机器取代，同样，没有任何创新能力的企业，必将被时代淘汰。

　　而现在我们的企业家们一面青睐高精尖的技术，一面却热衷封建帝王的权杖；一面引进先进的管理工具，一面却在塑造组织的奴性。所以，我们会在先进的车间里看到目光呆滞的一线工人，会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看到热衷权术的管理人员，会在设备齐全的会议室里看到众口一词的讨论结果。世界已经变革，我们却依然如故。

　　汤姆·彼得斯用“解放型组织”来形容当今的组织变革，面对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西方发达国家尚且需要解放，在奴性依旧蔓延的中国，解放相对于企业似乎更加恰当和迫切。先进的硬件与落后的软件在中国的企业里相映成趣，学习型组织的构建与奴书型的学习教材在企业家的手中结成了有机的整体，五花八门的认证证书依然换不来消费者的信任，密布于车间的监视摄像头可能是员工最熟悉的高科技设备。我们的企业家们用21世纪最新的管理工具与技术为自己构筑了严密的控制网络，车间里的员工不过是用现代技术武装的“奴隶”。作为思想的奴隶的企业家们什么时候才能解放组织的奴隶呢？

　　查尔斯·汉迪在《管理诸神》中写到，现在，越来越专业化的科技开始把我们都变成了狄奥尼索斯型(自主管理型)的人。比如，把一支军队会很快变成一组科学家的想法已不再有什么离谱了。当我们的企业驱赶着一群奴隶在21世纪的全球市场拼杀时，他们所面对的对手恐怕早已经进入太空时代。借用一下拿破仑的名言，“狮子领导的绵羊一定能够击败绵羊领导的狮子”。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塑造狮子领导狮子的组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