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首长·一把手

　　委员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委员会也极为普遍。但是，到底什么是委员会制，不见得人人都清楚。

　　在汉语习惯中，“委”是委派、委托、委任。不管哪一个词，只要带委字，都是由有权者把自己的权力授予相关人员，“委”的本质是授权，而且这种授权带有自上而下的性质。从古代一直到民国，“委”的意境都没变化。《说文》称：“委，随也。” 徐铉注云：“曲也，从禾垂穗，委曲之貌。”就是说，所谓“委”，就好像谷穗追随茎干一样，这也是为什么“委”字要用“禾”来表示的缘故。说穿了，我“委”你当官，你就得追随我，对我负责。所以，古代也有委员，是指行政长官委派某个下属办理相关差事。民国的情况大致相仿，毛泽东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言“如今是委员世界”一语，说的就是当时国共两党大量下派干部的状况。

　　委员会制不是中国土产，而是随着西风东渐传入的舶来品。中国传统中有内阁，有会议(如廷议、朝议、会推等等)，但就是没有委员会制。所以，当代议制、代表、选举等等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式制度传进来后，没有对应的词汇可以表达。于是，除了国会议员、企业董事等名称外，大量的票决制合议机构，都采用了委员会这个名称。这种政体转换后传入中国的机构模式，其议事规则和表决机制同中国传统的咨议机构完全不同。正是由于没有西式议决制度的传统，所以，中国的委员会，往往不像西方合议制，而更像古代的御前会议。西方的大型委员会，在开会时往往只有发言席；而中国的大型委员会，开会时必须有主席台。西方的小型委员会，一般是圆桌式的；而中国的小型委员会，一般是主席式的。不管这种机构在章程上是如何规定的，其运作方式总同传统的咨议机构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无论中西，首长是对责任长官的正式称谓。但是，不同文化背景下首长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首长直指官位，意味着待遇(或特权)和道德楷模；西方的首长直指责任，意味着职权和工作任务。所以，在不同环境下，首长也是有差别的。尽管按照法律规定，董事长是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以承担企业的法律责任为前提，而现实中有的董事长则变成了级别和身份象征。这样，其权力行使和责任承担的方式，就会发生某种变化。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看到明茨伯格的经理角色划分中把挂名首脑列在第一位，往往大惑不解，挂名首脑有那么重要吗？原因在于我们的思维定势中会把挂名首脑与法定责任分离开来，而明茨伯格的本意恰恰是强调挂名首脑的法定责任。

　　实际上，中国更为常见的领导称呼是“一把手”。按道理，这个称呼是最不具备现代气息的，所以，在正式的法律规范和组织章程中无法出现，但在现实中使用频率极高。“一把手”者，操纵一切，驾驭一切，支配一切，大权独揽。这一点无须多说，国人都心知肚明。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变迁，“一把手”现在已经带上了越来越多的责任含义，越来越向法定首长靠近。但是，这个称谓并未彻底丧失旧有的意义，需要我们时时提防它向古义的复归。而且不加限制地使用，有可能助长某些组织性质的演变。比如，把“董事长”称为一把手，就有可能有意无意地剥夺下属董事的权力。

　　任何一个组织的运作，不论是政府还是公司，都不可能与成文规定完全一致。通过对领导称谓的不完全考察就可以看出，领导人的作用方式和负责方向，总要受到文化因素和传统因素的种种影响，即使力求同制度规定保持一致，也还有对制度的文化解读差异。弄清这里面的奥妙，对于准确定位组织管理中的领导人员并理解领导作用是有裨益的，而且也是管理教科书上学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