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问新晋商

　　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山西晋商在清末民初的覆灭已经化为一声浩叹，但是作为曾经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资本，它对今天的山西和山西的商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山西在近代是明显的落后了，恰恰由于落后，有可能成为东南沿海等地密集制造业及外商进入的优选之地。同时，国家正在力推的和谐社会、中部崛起等政策也给山西造成新的机遇。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对晋商的前世今生作一点反思的工作，而不是单纯的赞美可能对新晋商的崛起有所助益。

　　晋商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毋庸质疑，我们并非单纯为了挑刺，挑刺是因为热爱它。

　　五百年修炼

　　何以不成大器？

　　明清之间，经过五百多年的商业奋斗，最终修炼成为主宰大清经济命脉的“天下第一商帮”，最后，随着大清的衰败，可圈可点的晋商帝国在民国时期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土崩瓦解，至今一蹶不振。

　　为什么五百年的商业经验和智慧，不能使叱咤风云的晋商集团度过最后的劫数呢？“大清帝国的腐败无能”被一些学者以及今天的新晋商作为晋商无法历尽劫波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种论点，我们反过来有一问：为什么明亡了，晋商不亡，清亡了，晋商就跟着倒台，晋商惯于跟当局打交道，这难道是它必然的宿命吗？

　　俗话说，大器晚成，500年都无法成就更大的气度，晋商的败落，其主要原因恐怕只能从自己的基因里探寻了。

　　晋商在明清间发迹，最可依赖的动力是资源优势，就是盐;其次是明清之间处于重要战略过渡地位的的地缘优势，以及人多地薄的生存压力。在这五百多年中，虽然有过王朝的更替、战乱、天灾以及人祸，但晋商的外部环境优势却大致是持续和稳定的，这可以说是晋商发迹以及壮大的黄金时期。其实，晋商在历史上的从商经历远远不止500年，山西解州的盐池，远在春秋时期，就造化了大量的富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晋商的提问应该是，2000多年历史过去了，你为什么还不成大器？

　　一百多年前，上海等地广为流传着一首讽刺晋商的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

　　这句民谣彷佛一句谶语，点中了晋商的要害。因为晋商再有钱，最大的理想脱不过那些土财主想法：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儿子。尽管他的钱已经多得老婆儿子几辈子都用不完。

　　这种土气一直延续到今天，山西煤矿老板到北京参加车展，扬言要连人带车一块买走的新闻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比起他们的先辈，土气之中，更多了些俗气和无聊。

　　晋商的土气，不能全怪他们。因为最早致富的晋商都是那些在山西当地穷得丁当响的受苦人。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出去南来北往从事长途贩运。在土匪、盗贼、狼虫虎豹以及恶劣自然环境的围困下，大量的山西商人死在西北地区的商路上，也不知多少具尸骨中才能出现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

　　也许是用生命换财富的历史凝固了晋商的理想——把回家当作最高理想的马帮性格。晋商的血脉中延续了强烈的听天由命的气质。

　　西北地区至今流传着《走西口》，由于陕北民歌的强势，外间以为这是陕北马帮的创造，其实比起晋商，陕北马帮根本不值一提。《走西口》最早的版本，实际上是终年罕见热炕头的山西商队的创造。是山西女人们送别老公和情人时的哀歌。

　　被女人们的泪眼和愁肠送走的男人们也有自己的哀歌。其中最著名的歌儿是这样唱的：“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

　　黄花梁为什么让山西贩子们如此难受呢？

　　过去的晋商过雁门关后再走上两天的路程，就到了一个村庄叫做歧道地，爬上这个村子附近的黄花岭，他们可以看到两条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这两条路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但是哪条路上不会丢掉性命还能赚点钱呢？这些赶脚汉们不能不感到惆怅，因为两条路上都死过无数的人，也有人活着走回来。

　　生存还是毁灭？

　　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哈姆雷特的终极问题。

　　哭够了，唱完了，这些必须赚钱回家男人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老天爷，他们脱掉自己的鞋子，随便一扔，鞋子落到哪里，他们就走那条道。

　　数百年来，从山西走出来谋求光宗耀祖的商人们就是这样“用脚投票”，跟命运打赌。他们就像中国的西部牛仔，最终如愿以偿的总是少数人。山西北部有个小城镇叫做河曲，与内蒙古隔河相望。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城里的人们依然延续着放河灯的习俗。据说这个风俗从清代就开始了，在德高望重的老船工指令下，大家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代表了客死异乡的灵魂，人们希望这些河灯能把一个个凄苦的鬼魂带回故乡去。

　　无数的人死掉了，侥幸没有死去的人一代一代富起来了。俗话说，三代富室才能修炼出来一个贵族。这里的贵族应该是有远见，有风度，胸怀天下的大气之人。山西的土财主们是否孕育出了这样的贵族呢？

　　很难说，也许走了几个世纪走得太累了，他们醉心于盖房子，一代接着一代盖，然后住在高门大院里，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在山西太原附近有个乔家大院，据说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这个大院是乔家六代人持续将近300年的时间建成的。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它的规模还会更大。现在，乔家大院成了山西“大院文化”的活见证之一。

　　这些大院的主人平时如何生活呢，山西票号的创始人雷履泰富起来后，在其故乡修了很大的宅院，人们忘记了他的村名细窑村，而直呼为“雷家堡”。“出了大门，抬着椅子，雇的伺候的，我们都是听说的。他出来一般人就躲开了，他不和你们多说，雇的长工、短工，用的高骡大马。”，雷家堡的后人们如此介绍雷履泰的奢华生活——他在自己村庄里的奢华生活。

　　宁愿在一个小村里，一个小县城里奢华老去，也不愿生出其他的理想。这就是历代晋商巨富的人生选择。

　　当晋商帝国崩塌后，山西老宅院的余威还在震动着后来的人。宋氏三姐妹之一宋霭龄这个在泡在上海的女贵族被狠狠地教育了一把。在跟他的老公孔祥熙回家省亲前，她对山西是瞧不起的，认为那是一块艰苦和原始的地方。

　　然而在老公的故乡太谷县，她享受到了上海小女人八辈子都享受不到的奢华。十六个农民抬着她的轿子走进了孔祥熙的村庄，在孔家大宅院里，竟有七十多个佣人在听她的使唤。而这样的生活水平，在当地很多人家早已司空见惯了！

　　众所周知，孔氏家族后来替蒋介石把持着中华民国的经济命脉，他大约是晋商集团的回光返照，但是无法发扬光大晋商彪炳于世的信誉，随着蒋介石远赴台湾，中华民国的金融系统留下了现代金融史上最丑陋的一页。

　　对于今天的晋商集体来说，如何才能完成当年晋商集团的“星球前传2”呢？

　　唯一的办法可能是：起来，不要再做土财主！

　　“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你真的是纯粹的商人吗？　

　　这样的故事总是生命力最强的。

　　北京有个“都一处”的老字号，《晋商》中记载了它的传奇来历：

　　“乾隆初年，都一处还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饭铺，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腊月三十晚上，京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了。天越来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个姓李的山西商人经营的小店还在静候着主顾。因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敢怠慢。一来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二来盼望着还能有人光顾小店。

　　将近子夜时分，店里终于进来了一主一仆，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老板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后，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打量起这个店来。当他们发现小店连招牌都没有，就叫老板拿过纸笔，题了“都一处”三个字，意思是这个时候整个京都还在开张营业接待客人的店铺只有这一个地方了。

　　过了不久，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从宫中专门送来的一块虎头牌。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来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　　

　　这个故事说明了山西商人的趣味，当然，其他的商帮也脱不开这仰仗权威的恶俗。

　　在山西商人的老宅院屋顶上，通常有两个龙头。

　　山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

　　官商结合，这是晋商集团的驰骋天下的秘笈之一，一直到今天，山西商人还是脱不开官本位的思维定势。

　　晋商集团过去依靠这官商结合的运作手段，曾经垄断了巨大的商业资源。

　　在朱元璋手里，他们通过为政府运输军粮获取“盐引”；

　　由于在明清交战期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八位山西巨商受到顺治皇帝的亲自接见，享受了“宴便殿、赐服饰”的超级礼遇，并被奉为“御用皇商”。

　　雍正皇帝平定青海叛乱时，后勤供应发生困难，山西商人范毓宾主动请缨，他的爷爷早年就是蒙受顺治皇帝封赏的八位“皇商”之一。范毓宾后来“毁家抒难”辗转沙漠数万里，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军粮的任务。他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的特权是：与西北游牧民族自由贸易。

　　由于接待并赞助西幸的慈禧太后有功，山西商人得到了经营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以及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的特权。

　　不仅仅这些细节，包括此前开辟通向俄罗斯巨大茶叶市场的“茶叶之路”的垄断权，也都有着多年来的官商结合的铺垫。

　　山西商人在与当局密切合作，遭到当局勒索巨额“捐助”的同时，也通过跟当局的“博弈”获取特权，比如在1850年迫使朝廷默许“以汇兑代替运现”，从而获得汇兑官府银两的特权。

　　除了通过官商结合获取极大商业资源，过去的晋商集团由于捐助有功，朝廷也投桃报李，封给他们大大小小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花钱买了四品知府的官衔，他的二掌柜毛鸿翙给自己祖孙五代人都买了各种头衔。利用这些头衔，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内幕消息。

　　晋商集团在走向辉煌时期这种官商结合的传统，固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但也给后来的晋商们带来不利的定势思维，比如山西民营企业家中的李海仓就是山西著名的“红顶”商人代表之一，李身亡后，围绕他的巨额财产的来源，曾经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在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也在力求革除这种官商结合的弊病，因为它导致了商业运作的不公正。如果山西商人还停留在官商结合的习性中不能自拔，不能摆脱祖先留下的这些不应该继续发扬的商业运作模式，新晋商要重新振兴山西的经济，乃至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有所作为，恐怕是更加困难。

　　雷履泰、毛鸿翙你们为什么要斗争到生殖器？

　　晋商集团的历史地位，最光彩的莫过于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乡下老祖父的山西票号的出现。

　　从钱庄、当铺、账局(类似于地方银行)，经过漫长的演变，山西票号最终在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运作下诞生了。

　　就山西票号在大清国，在俄罗斯、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泰国、缅甸等亚洲国家的影响来说，怎么赞美这位著名的职业经理人都不过分。

　　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忽视了一点，山西票号在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走向联合，而是各家票号“家天下”式的金融网络布局。

　　山西票号走上这条路，完全由于日升昌两位职业经历人——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之间的勾心斗角。

　　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的斗争，一直落实到他们的生殖器，直到其中的一方升天为止。在双方斗争的最激烈时期，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意思就是说，你毛鸿翙再能也是我的儿子，走的我开辟出来的道路。毛鸿翙则针锋相对，给孙子起名毛履泰，意思是说，你别张狂，我是你爷爷呢！

　　在日升昌最红火的时候，两位职业经理人何以会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呢？起因是，雷履泰得了一场可能比较严重的大病。照一般的程序，大掌柜有病，日升昌的生意应该交由二掌柜毛鸿翙主持，但是雷履泰并没有放弃对日升昌的控制权，毛鸿翙如同一个店小二，大小事宜最后都要由病重的雷履泰裁夺。

　　毛鸿翙心里当然非常的不爽，他开始向东家，也就是由投资人构成的“董事会”施加影响了，“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他来操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

　　用曾经流行的话来说，毛鸿翙这个动作就叫做“抢班夺权”， 雷履泰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

　　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雷履泰这一招虽然示人以弱，却实在是“釜底抽薪”，东家们只能妥协，于是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

　　俗话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毛鸿翙显然占不到什么便宜。就在雷履泰重回日升昌的前一夜，

　　毛鸿翙给东家留了封信，选择了走人。

　　毛鸿翙离开了日升昌，但并没有离开雷履泰的视线，就在日升昌的隔壁，他接受了另外一些东家的聘礼，创立了蔚泰厚的票号。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毛鸿翙的运筹下，又有四家票号次第开业，形成实力强大的“蔚字五联号”

　　如此，雷履泰与毛鸿翙的个人恩怨，演化为两家票号的世仇，双方的较量一再升级，波及到它们的前沿阵地上。雷履泰不惜赔钱做买卖，把毛鸿翙赶出苏州，毛鸿翙则在在京津、汉口等地攻城略地，让雷履泰防不胜防。

　　在世人眼里，山西票号就意味着诚信，意味着荣耀，意味着创造。但在它的内部，却是激烈的争名夺利。

　　雷履泰和毛鸿翙不是晋商集团中唯一的商业领袖，但是他们的个人恩怨，至少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笔，他们可以各自打造一个金融舰队，但无法联合起来，制造一艘更大的航母，去飘扬过海，去应变未来的惊涛骇浪……

　　当今天的山西商人和学界人士无限赞美这两位创始人的时候，可曾有人追问过：雷履泰、毛鸿翙，你们为什么要斗争到生殖器？

　　山西票号的最后一口气为什么上不来？

　　山西票号把曾经诚信、厚道和感恩的精神推行到神人共赏的极端，有两个小故事为证。

　　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渠绍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从上海图书馆旧报库，看到过一个小资料，很感动，但是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它就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这个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在盛世显赫的乔氏家族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氏家族的先祖乔贵发早年父母双亡，生活非常贫困，在村中常常遭到别人的白眼，甚至同族兄弟也瞧不起他。就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村里一位姓程的女孩子，常常在生活上对他有所接济。

　　二十年后，乔贵发事业有成，衣锦还乡。而那位程姓的姑娘由于丈夫早逝，娘家又不肯收留，只好带着儿子，孤苦伶仃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乔贵发知道这种情况之后，马上央人做媒，迎娶这位女子为妻，对她带来的儿子也视如己出，还为这对母子郑重其事地盖起了四合院。

　　不仅如此，乔贵发在去世前立下家规，乔氏家族的子孙不准纳妾。后人们严格地遵循了这条家规，哪怕是乔家的媳妇不能为家族生养子嗣时，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休妻纳妾。

　　今天的人们看到这两个小故事，不知心里什么滋味。这里却不能不有另一问，山西票号普遍的“仁德和信用”为什么不能使它们安然超越最后的大限呢？

　　因为，在山西票号败亡前，曾经有过几次绝好机会。

　　1904年，经过八国联军洗劫之后的清政府决定仿效西方制度进行改革。是年秋，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对于晋商集团来说，参与国家银行，毫无疑问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各家票号的掌柜们这一次不愿“官商结合”了，他们作出了完全一致的答复：拒绝参与。

　　第二次变革的机遇来自山西票号同业内部，也有外界呼吁的声音。

　　鉴于外国银行的压迫，国人的呼吁和对山西票号种种弊端的痛切感受，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多次组织了山西票号同业会议，议题是联合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改组成立三晋汇业银行。

　　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分号掌柜们接到的绝密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不仅如此，在1908年六月以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山西省内的总号写信，说明票号改组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有一封汉口分号的来信写道，“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首推汉口为最，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

　　此时，驻北京山西票号的有识之士在力求挽回颓势，国内的媒体也在呼吁山西票商的整体觉醒，1904年8月，《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肯定了改组银行的主张，“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这一次机遇，远在山西的高层决策者无视内外要求变革的声音，他们否决了改组银行的主张。全国各地票号的掌柜们等来蔚丰厚大掌柜毛鸿翰的信使，他就是极力倡导改组银行的李宏龄的儿子，毛鸿翰让自己的信使带来口信说：“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

　　毛同时还动用了自己的独裁权威，指令各地票号：“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李宏龄因此气得狂呕鲜血，终致卧病在床。

　　毛鸿翰轻描淡写的答复，就这样让李宏龄等人的数月努力化为泡影。

　　山西票号的最后一口气上不来，是因为毛这样沉沦在山西老家的独裁者们，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知道“家天下”，不直到“天下一家”，再多的“诚信和仁德”岂非形同虚设？这里再问一句：今天的山西商人，是否从这样的历史教训中学会了最基本的合作应变的精神呢？

　　同样的主张，何以你提出来就是无比正确，别人提出便是包藏祸心呢？

　　只有自己能作出与己有益的事情，别人未免有妨害我之嫌，以“万两银钱一句话”的信用著称于世的晋商集团骨子里难以摆脱这样的怪圈。

　　1914年，代表了晋商最高历史辉煌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如此写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日升昌的轰然倒坍，预示了其他山西票号前赴后继的崩盘。

　　耐人寻味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各地山西票号遭受重创，生计更加困难。此时，山西票号商们进行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先后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尝试。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就是毛鸿翰本人。

　　可悲的是，毛鸿翰这“迟来的爱”也许可以给山西票号挽回一线生机，然而山西票商内部争权夺利的神经病又爆发了，还没等北洋政府对山西商人的请求做出最后的答复，票商们为了各自利益已经吵得一塌糊涂，再难形成统一阵营。

　　同样的主张，由你提出来，便是自求发财，有混水摸鱼的嫌疑，由我提出来便是光明正大。毛鸿翰也许非常后悔自己当初否决了李宏龄的努力，也许醒悟到自己的保守和闭塞，但是当年李宏龄数次来信建议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巡视一下，他为什么死守在老家不愿意出去透透风，长点见识呢？

　　我们想起来把头藏在沙子里躲避灾祸的鸵鸟，当年的山西票商如此不愿面对现实，当外国银行以其制度优势，节节压迫到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这些呆在老家的大掌柜门唯一的措施就是：当作没有发生。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到老家以开杂货铺为生。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将自己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

　　“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在《山西票商成败记》的序言中，李宏龄向自己的商业领袖们发出如此质问。

　　可惜，这样的问题，领袖们已经没有机会回答，也没有必要回答了。

　　但是，这个问题对今天新晋商们依然是有效的：你有包容异己的胸怀吗？你有和衷共济的理性精神吗？

　　商业势力还是人生信念，“新晋商”从何新起？

　　当我们在全球商业背景下审视新晋商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几个参照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个参照系是美国持续200多年的商业实践。

　　第二个参照系是犹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业流浪史，尤其是犹太种族在纳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绝灭危机中的商业奋斗。

　　第三个参照系是日本、韩国商人在全球的勃兴和滥觞。

　　第四个参照系是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割据以及在国际空间的商业突击。　　

　　当我们在这几个参照系的烛照下审视和考察“新晋商”的现实意义以及它的种种可能性的时候，首先可以摒弃几个误会：

　　其一、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因为今天的山西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较之很多地区明显滞后，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市场和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其二、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称之为“新晋商”，正如犹太人在全球各地经商，我们称之为“犹太商人”一样。

　　其三、“老晋商”未必就是旧的、“新晋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晋商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因为，即便在纯商业层面上作为，依旧没有资格跟“老晋商”相提并论。

　　清除了以上误会，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现在，我们需要从几个参照系哪里寻找可靠的启示。

　　提起美国的宪政历史和200年来持续繁荣的商业奇迹，无论理论界学者还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亚当-斯密的贡献。他的《国富论》不仅明确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依据，也界定了个人财富、个人创富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因此，《国富论》被尊为美国200多年宪政和经济成功的第一块奠基石。

　　然而，国内的商业人士和学者们在研究美国这个参照系的时候，至少在根本的性的问题上对亚当-斯密的贡献以及他本人的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亚当-斯密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了《国富论》，《国富论》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也是同样重要的。

　　简单点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国家和他的每个公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道德情操论》解决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钱的问题。

　　如果一个商人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可以理直气壮，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从事商业奋斗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荣耀；

　　如果这个商人正好也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就会对社会和谐，对财富的终极价值有全新的认识，继宗教价值的号召之后，从事推动社会和谐的公益事业，就会成为他的理论动力。

　　这样的商人，既有勇气和智慧去赚钱，也有理性和责任感，抱着感恩的心里去回报社会，而不是把公益事业当作为自己的企业和个人赚取更多商业资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亚当-斯密的信仰者不会把夸富斗狠当作自己的荣耀，而这正好是老晋商最终走向覆灭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来看犹太人，犹太人在上个世纪纳粹猖獗的时期，其群体命运和个人空间被压缩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犹太人在内，大家都认为下一个被清除的可能轮不到自己，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犹太种族以及全人类蒙受了可怕的灾难。在那个充满悲剧的历史阶段，最终觉醒的犹太商人们被迫把个人及种族的生存摆在第一位，很多犹太商人为了最后的救赎贡献了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财富。此后，这种恐怖的洗礼导致的人生觉悟成为犹太商人此继续称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资源。

　　和犹太人面临的种族灾难相比，历史上的晋商们没有面临对过如此残酷的灾难，即便跟异族统治者的关系中，他们的也是相对处于被保护被尊重的地位。在走西口的历史中山西晋商有无数的个人曾经牺牲在漫长的商路上，这个数量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考察中国的历史，其总体数量不会少于犹太人的死亡数据。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死于寻找财富的道路，后者死于纳粹的直接残杀。还有，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对于历代统治者都有过巨额的“捐助”，有时因为当局囊中羞涩，有时由于国破家亡的危险。

　　无论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商人的群体，在他们的商业和人生之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有的是空前的政治灾难，有的是商业领域的残酷竞争，但是犹太商人能够屡次挫折，屡次崛起，山西的老晋商曾有着500多年持续的商业实践，最终一蹶不振，这不是值得今天的新晋商们反思吗？　

　　第三个参照系，韩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再战后的勃兴以及他们如今在全球商业领域的滥觞，对今天的“新晋商”们也有可资借鉴的启示。

　　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区，日本韩国的商人，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仁义”等重要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同时，并没有封闭自我，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以走出去的勇气，以不断创新的精神磨砺自己，最终不仅实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开辟的商业可能性，也正在走向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指向的个人规范和人生理想。

　　日本、韩国商人在上世纪以来的成功之路是老晋商们所没有的，也是今天的新晋商们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　　

　　最后，我们看看新晋商在国内的对手们，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这些群体。在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浙商、粤商、鲁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缘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几大区域的商人群体祭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的旗号，在国内形成几大势力，在国际上谋求新的突破，他们不仅有已经创造出来的经济势力，也有历史上他们的先辈们积累的文化资本。

　　和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比较，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但是，新晋商需要开放自己的心态，跳出这个怪圈，因为无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都有他的局限性，都还不能作为一个长期成功的样板来参考。同时，山西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浙江、广东、山东、安徽乃至中国的每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如果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的提出仅仅停留在地缘商业势力和地方群体力量的号召，是没有意义的。商业不相信故乡，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综上所属，如果新晋商，是一个特大号的鞋子，那么新晋商群体必须拥有一双勇于走向市场，敢于浪迹天涯的热血男儿的大脚丫，他们的脚步应该走出山西，行进在国际竞争的道路上。在没有盟友的时候，他们能够像历史上的祖先一样以空前的韧性进行个人奋斗，在机缘到来的时候，则无论是新晋商、新浙商还是犹太人、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只要符合商业利益，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

　　相反，如果今天的新晋商群体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总是在一个封闭的心理空间中打滚，则谈不到什么出头之日。

　　从郭台铭、霍英东、李海仓这几个新晋商身上借鉴什么？

　　有三个祖籍山西商人的创富经历，值得在这里谈论一下，他们是台湾的郭台铭，香港的霍英东，山西当地的富豪李海仓，前者还在全球商战中弄潮，后两位已经辞世。

　　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最爱说的话是“我是山西人”，据传他最爱喝的酒也是山西的老汾酒，他对自己的另一个称呼是“寒冬中的孤雁”。

　　郭台铭个体创富的历程，颇有当年老晋商的风采。

　　早年从“中国海专”毕业后，他跟所有的同学几乎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他跑过船，度过了一段浪迹天涯、四海为生的漂泊生活。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郭台铭瞅准了一个创业的机会。当时，黑白电视机刚刚在台湾出现，台湾的经济也出于上升时期，黑白电视机逐渐成为家庭电子消费的必需品之一。据说，郭台铭向自己的岳父借了一点资金，开始创业。通过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公司，他从事电视机零配件的代工项目，获得了第一通金。

　　现在，郭台铭掌控的鸿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巨人，在台湾这个全球著名的代工基地，他几乎包办了人电脑零件、服务器、行动电话、游戏主机等所有头咨询科技类产品的代工项目，他服务的客户包括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

苹果电脑公司(Apple Comput-er)、Sony公司和诺基亚公司等知名国际性企业，鸿海因此成为台湾业绩最好的民营公司之一。

　　盛名之下的郭台铭，其人却一直是低调的，属于“闷声发大财”的商人。郭台铭平时很少跟媒体接触，就连其公司的总部，也是远离科技大厂云集的新竹科学园子工业区，落户在相对偏僻的土城工业区，其建筑的风格也是严谨而内敛的。

　　郭台铭自认为“领导者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多于属下，他应该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人。”据说，他每周工作六天、每天15个小时。从1974年以生产黑白电视零件起家后，他不曾休过三天以上的假。

　　无限地挖掘制造业的利润潜力，依靠卓越的产品品质创造行业奇迹。这是郭台铭成功的秘诀。为此，他习惯于亲历亲为。工厂在在他形同战场，如果发现那个环节不符合要求，郭台铭常常亲自上阵，媒体的传说，在他的带领下，甚至鸿海的文员送文件都是小跑步。

　　但是目前，鸿海面来一个巨大的发展瓶颈，就是全球制造业的利润持续稀释，这也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困局。去年围绕鸿海在深圳的工厂富士康是否为血汗工厂的争议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制造业的利润肯定是有一个极限的。

　　如今，郭台铭正在带领鸿海由制造强势向科技强势进化。

　　这个富甲一方的制造大亨个人生活非常节俭，据说也热衷于公益事业，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把鸿海永续经营下去，因此，他的位置将不是传给他的后代而是由职业的经理人来管理。

　　郭台铭创业初期可以得到其岳父“一笔小钱”的资助，香港巨富霍英东就不同了，因为他的老妈妈只有一个杂货店。霍英东最初的第一桶金由经营买卖战后剩余物资，以及承运流向大陆的禁运物资中取得，为此他饱受港英当局多方面的层层盘剥。

　　他走向真正的巨富之路，还是在介入

房地产业之后。

　　在香港房地产界，霍英东创造了“房产预售法”，就是利用购买人的定金来盖楼房，这个操作方法后来在香港滥觞，大家都在模仿。霍英东由此积累了巨大财富，进化为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占据了香港70%以上的生意，成为香港的“土地爷”。

　　霍英东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澳门的赌场。1961年，他和1961年他同何鸿荣、叶汉及叶德利，取得澳门赌场经营权。据说，霍英东此后数十年从澳门赌场获得的收益，有大部份被用于设立霍英东基金会，以及投资中国大陆。

　　改革开放后，霍英东在大陆启动了更多的投资项目，如广州白天鹅宾馆、中国温泉宾馆、暨南大学、英东游泳馆……此外还包括众多的公路、桥梁，甚至体育基金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他把南沙由一个曾经的不毛之地打造成为珠三角最具发展活力的商业区域。

　　在个人商业奋斗取得成功后，霍英东对公益事业的不断投入，使他由商入仕，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郭台铭、霍英东乃是山西本土之外，通过个人的商业智慧和坚韧奋斗而抵达人生峰巅的新晋商样板，而李海仓则是在山西本土起家的。

　　2003年1月，作为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被枪杀，这成为耸动一时的特大新闻。李海仓辞世前，年仅47岁，还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出于对李的尊重，据媒体报道当地镇政府甚至为了降了半旗。

　　李的发迹，一部分由于山西当地的丰富的煤炭资源为他的海鑫钢铁集团提供了先天的资源优势，另一部分原因据说由于他天才的资本运作能力，他带领海鑫以惊人速度在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大举扩张，成长为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被媒体誉之为“海鑫现象”。

　　李海仓身亡后，围绕他巨额财产的来源，曾经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但是他生前的荣耀却是实实在在的。据说在自1987年创办以来，海鑫公司一直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其中在2001纳税9000万元，占到闻喜县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据传，在1996年，闻喜县当时的董鹏翔县长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县全年财政收入的1／3来自海鑫。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机关干部，每天3顿饭中就有一顿由海鑫来管，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海鑫、扶持海鑫！”

　　李海仓死后，其有过留洋经历的儿子李兆会继承了海鑫公司近30亿人民币的资产，成为胡润版富豪榜上最年轻的中国富豪，那一年，他只有22岁。　　

　　霍英东、郭台铭、李海仓。

　　依照他们的年龄序列和他们前后遭遇的商业环境，可以说正好跨越了

二战后中国以及国际商业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几个重要时期。他们开始个人创业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先天优势，但都经过不同的商业奋斗之路成就了自己的辉煌。

　　这只是新晋商在近代以来的一个开始，他们的企业能否成为百年企业，“永续经营”的品牌企业，现在仍然是未知数。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这三位同样获得世界荣誉，上过富豪榜的巨商们都是在创富欲望的鼓动下，在个人奋斗的创新中成就了自我。

　　今天的“新晋商”们，应该从这些最近的先行者身上学习什么，又避免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