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两本圣经

　　徐飞

　　(一)

　　亚当·斯密写了两本圣经，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则是《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告诉人们怎样创造财富，《道德情操论》则告诫人们怎样处置财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历二十年的历史延误后，迫不及待地要修炼经济内功了。打开国门后，发现西方世界的经济似乎一片大好，人民生活早已达到小康，教科书里可怕的经济危机猛兽也得以驯服。穷源溯流，于是跑去经济学鼻祖斯密那儿去取经，因为走得匆忙，只拿到《国富论》。借来就一阵猛练，一练就近三十年。果然也有效，全世界都为中国的经济为之侧目。不仅如此，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06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甚至说，“中印的崛起”可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全球三大重要的经济事件。

　　然而，这近三十年的财富积累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比如，基尼系数开始刺眼，诚信透支，还有税收的公正精神体现不充分等等。总之，问题就是财富的天平开始失衡，社会道德滑坡，商业行为失范。此时，面对历史上上下五千年从未有过的如此丰盈的民间财富，中国的财富创造者们面对一个新问题：该怎样处置这些财富？

　　还好，发达国家有人比我们先富起来，不如看看他们有什么高明的做法。我们看到的是：石油巨子约翰·D·洛克菲勒在去世前捐出了他的绝大多数财富，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用于慈善和公益事业；汽车流水线帝国的缔造者福特以及他的后代，以福特基金的形式改善人类福利，促进世界和平；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亦不例外，不仅成立了同样具有慈善性质的盖茨基金，还承诺将所有财富的98%捐献给社会；就连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兴风作浪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也立言在生命结束之前，将所有财富用于他所信仰的开放社会的建设。最新的事实是，作为全球股市中唯一被称为“神”的巴菲特，近期宣布将个人财富的85%即370亿美元，捐赠给盖茨基金会和他自己以及子女设立的另外4个基金会。巴菲特选择了一条与大多数超级富豪不同的慈善道路，他不是设立以自己命名的基金会试图留名后世，而是把财富交给他认为合适的人去处理。

　　看不明白了，这样“非理性”的行为，这样不遵守“人性自私”的假设，家业企业岂不要迟早断送，财富岂不迟早要亏空。结果呢？盖茨这几年年年排慈善榜第一，已累积捐出了近300亿美元，但斜眼看看财富榜，位置没变，还是第一；福特也还在卖汽车，没变成卖三轮车的；洛克菲勒依旧还是商业帝国，其地位不可撼动。

　　想不明白了，不如再去看看书。突然想起斯密不仅是经济学家，其实更是社会哲学家。他的另一本圣经《道德情操论》没有读呢。开卷展读，开篇竟是谈同情，然后谈美德，再往后谈道德，这与《国富论》中自私的人性，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冷酷竞争法则，完全是两个世界。顿时好像乱世的流民，突然来到了陶居士笔下的世外桃源般诧异。

　　合上书，有些迷茫。智慧也由此分化。有些人，看懂了《国富论》，却看不懂《道德情操论》，于是把后者一丢，继续实践《国富论》，继续埋头滚财富雪球；另外少数人，看完《道德情操论》，悟出些道理，知道个人功利并不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动因，明白了财富其实同生命一样是一个过程，从哪里来，还要再回那里去。正所谓“色不亦空，空不亦色”。

　　财富是一个轮回，诸多所求的答案水落石出。为什么盖茨的财富会越捐越多，甚至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替他愁该怎么花呢？很简单，“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给出答案了。为什么这些财富都殊途同归，流回了它的源头即社会呢？也很简单，财富只有参与到人类的历史活动中，特别是那些对人类文明进步有意义的活动中，才能实现它的真正价值。能创造财富的人都是聪明之人，怎么会看不破这一点！

　　(二)

　　若财富有灵性，可以选择它的主人，那么它会选择怎样的主人？我想大多数人会希望财富能选择一个有正义感、有爱心、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主人，财富在这样的人手中更可能对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所作为。财富不仁，本身不利人，也不害人，它以何种姿态出世完全取决于拥有者的态度和运用。

　　这样说，财富亦有境界，或低微，或伟大，人们心中自有一杆秤。提到非法所得的财富时，人们会说这是脏钱；而提到慈善捐赠时，则会说这是善款。其实是，财富拥有者修养的深浅决定了财富境界的高低，拥有者赋予财富越多积极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内涵，财富就越能脱离其纯粹金钱的本意，而成就越高尚的境界。如果拥有者只用财富来购置豪宅、收买名车，满足自己的喜好，装饰自己的门面，而不知饮水思源，不思回报社会，甚至连依法纳税这点基本的社会责任都懈怠逃避，那么这种财富只能算作一种粗浅的存在。而当拥有者对人间的苦难存有一种痛楚之感，对尚且艰辛的人们存有一份同情和恻隐之心，并因而用拥有的财富舒缓和化解他人的痛苦时，这份财富便被赋予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善与仁的精神造就贵与雅的财富。

　　说到这，便能感觉到财富拥有者的责任了。世界上发达地区的为数不少的富人，都在虔诚地履行这份责任：取之于社会，报之于社会。美国的洛克菲勒、福特、盖茨、索罗斯，还有巴菲特，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责任。美国富人与慈善和公益事业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天然的责任和联系。美国钢铁巨头卡耐基甚至在他的经典之作《财富的福音》中说，“人死富有，富而蒙羞”，这与中国圣人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同一辙，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在美国，《商业周刊》的慈善家排行榜，远比《福布斯》的财富排行榜更引人关注，因为人们尊重的是对社会有所回报的人，而不是最能从社会取得财富的人。

　　再来看看欧洲大陆。欧洲社会在二战结束后用了30年时间，普遍建立了真正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富人通过纳税和慈善活动回馈社会，实现社会财富的平衡。这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而其团结互助的精神，则可以一直追溯到启蒙时期对社会公正理想和人与人之间平等理想的追求。1774年，法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狄德罗说，“我希望社会幸福，也希望自己幸福。”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边沁，亦希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并已经深深植根于欧洲文明之中。今天，欧盟各成员国的对外援助捐赠，已经占到全球官方发展援助资金的一半以上。

　　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达则兼善天下”了。当人们能以一种积极、互助和公正的精神或者制度引导财富的去向时，财富便更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进步和发展，多数人也因此从中受益，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帕累托(Pareto)改进。

　　(三)

　　中国传统文化从不缺少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2300多年前，孟子来了，面对当时混乱的时局不客气地说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善端也。”1200多年前，杜甫来了，对着上无瓦片的穷人大声喊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900多年前，范仲淹来了，面向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水挥毫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乱世，无论盛世，这股人文关怀的精神之流缓缓流淌，不曾中断。在我们这个时代更不该缺失了这份精神和信念。

　　如今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已积蓄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以何种姿态何去何从，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一种具象。如今的情景多少有些让人失望。近期有几则消息放在一起看，很让人尴尬。一则说，据中国青少年基金会透漏，希望工程基金每年3亿元的捐款中超过一半来自跨国公司，并且跨国公司的捐赠还呈增长趋势；第二则是说，据一份研究报告预测，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在往后几年将维持20%的增长率，到2015年将达到115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两条消息合起来看，直觉上可以判断：我们已经有很多富人了，但他们的财富却并没有多少光顾慈善和公益事业，而是对钻石、名表、香车趋之若骛，如一阵烟似的蒸发掉了，反到是外国人在照料我们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这不让人汗颜吗？

　　我们的企业家历经近30年市场洗礼，创造财富之术已算通晓，但处置财富之道却还显稚嫩。企业家大都知道要关注世界形势、关心国家大事，要居安思危、高瞻远瞩，这样才能办好企业，才能创造财富。但愿意关注慈善事业、关心公益活动，能饮水思源、兼济天下的企业家就太少了，我们不常看到财富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

　　慈善榜上的企业和企业家是让人尊敬的，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正在拾起一份人文关怀。然而还不够，远远不够，很多财富还在漠然。现在中国的财富，强烈地需要注入一股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不仅承载着华夏自古流传而来的仁义之道，也寄托着明日更美好的文明之光。只有包含了这种精神，财富才能意识到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法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当追求财富与道德自律同步发展时，才能达到现代企业家的最高境界。”当今我们的企业家多少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又有多少在追求这种境界呢？

　　韦伯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说：在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影响继而决定这项事业的过程与成败。本世纪初，中央明确提出建设

　　(徐飞：教授、博士、博导，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助理，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曙光杰出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