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清算的不可避免性，对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具有深刻意义

　　文／朱志砺

　　在转型期，整个社会都会被不确定感所笼罩。有的人走在上升通道上，有的人走在下降通道上。人生起伏、悲欢离合。但是，企业家的风险比之常人的风险要悲壮得多——那是天堂与地狱的落差。仰融飘零海外，杨斌身陷囹圄，唐万新回国受审，顾雏军正处于庭审阶段……他们曾经控制着庞大的企业集团，荣耀、光环、资源、财富都与他们同在。而一旦出事，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财产，还有他们的人身自由、荣誉与健康。

　　对转型中国的宏观概览

　　江泽民和朱基主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如果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效率”。为了获得经济上的效率，削减福利、甩包袱、加速财富的集中，就是必然的。产权改革、房改、教改、医改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改革措施纷纷出台。市场化、产业化、私有化进程大刀阔斧。

　　谁是改革成功的受益人，谁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这个问题，在胡温亲政之初，就是一个简单而严峻的事实。对胡温而言，如果不能解决处于加速度进程中的两极化，那面对的又是一个新轮回的问题，一个改良与革命赛跑的问题。于是，胡温新政的名义诉求就是“和谐社会”。如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胡温新政，那就是“公平”。

　　中国改革开放的这种阶段性特点，直接影响企业家的命运。

　　不久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说了一句狠话: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作为工商联领导，胡德平当然要为企业家说话。同时，胡德平的这句话，也清晰地表明了，追究财富来源上的正当性、合法性，来自政界的压力与民间呼声也是挺大的。

　　原罪与清算问题

　　所谓原罪，本来是个宗教概念，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一些人性缺陷，需要教徒用虔敬之心去忏悔，用行善去救赎自己的灵魂。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能明白中国企业家的确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虚假注资、关联交易、权钱交易等等在商业拓展中几乎不可避免。

　　创维的黄宏生不过挪用几千万创维的资金去海南做房地产，就被香港廉政公署治以重罪。原因很简单，创维是在港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本质上产权属于全体股东，经营者无权挪用企业资金去干其他盈利事业。这是一个全世界通行的规则。破坏这条规则，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是健康、安全的。

　　顾雏军把几亿资金在科龙与格林柯尔之间来回倒账，在规则健全的资本市场，早就应该下课了。好在国内资本市场大家都是一样，比顾雏军出格的也非鲜见。法不责众而已。但顾雏军高调的媒体化生存，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尤其是郎顾之争，直接引发了中国的改革的许多争论。

　　有人指责政府部门没有善待企业家。这是不对的。事实恰恰相反，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了GDP，为了政绩，对企业家总的来说是恩宠有加。有一些部门在调查某个企业家时，总会有另一些部门出来说情。比如西部某家电企业、某白酒企业，经营者涉及的问题投资与问题交易，金额高达数十亿，先后有多个部门调查过，但都被地方政府保了下来。地方政府的立场可以理解，那就是避免企业震荡，影响地方经济。类似的例子很多。

　　我在跟踪研究顾雏军案的时候发现，早在顾雏军收购襄轴、美菱时，证监会就提醒过被收购者:顾雏军资本实力不足，你们要注意。监管部门不是采用强力制止的方式，而是采用委婉的提醒方式，采用延迟批准的方式。这表明，证监会对地方政府、对企业，态度上是迁就的。

　　清算不仅仅是个仇富与报复的问题。这牵涉到财富来源上的正当性，以及一个社会的价值正义。秦晖教授曾经形容某些人是“抢来本钱做生意”，如果不清算，抢和被抢的人怎么能和谐相处呢？

　　理解清算的不可避免性，对企业家的行为选择具有深刻意义。

　　企业家要学一点政治学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任何形式的管制和社会福利，主张彻底的放任自由。从经济主张讲，他们可以被称作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从他们的社会主张看，基本都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弱肉强食，赢者通吃。张五常说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还自由，可不是说着玩的，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张的说法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在纯经济范畴，新自由主义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经济学天然有越界冲动，他们一旦把经济学原理用到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则必然是谬误。比如，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一个观点:官员在改革开放中损失最大，如果不想革命，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赎买官员手中的特权。该经济学家没有解释，特权是怎么产生的，赎买特权来后，交给谁来掌控。其实他也肯定说不清。这些问题，在政治学中，早就有明确答案。如果真是照他的处方搞赎买，恐怕革命能至少提前三年。

　　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企业家要认清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确保自己能够像诸葛亮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可以不学经济学，但不能不学一点政治学。

　　政治学会告诉你如何建立一个消除结构性阶级对抗的，人人有安全感的开放社会和现代公民社会。

　　在企业结构设计上确保安全

　　企业家如何保障自己的人身自由与财产安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一是从政治角度，分析大势，寻找一种长期性的趋利避害策略。第二个方面，企业本身在结构、流程上调整与规划，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确保企业家自身的安全。?作为企业家，从企业安全角度说，就是要设计好企业的资本结构，洗白自己。我看了“物美商业”的资料后，诊断结论是，他们的资本结构与业务战略有问题。从资产来源方面说，它与国资关系太密切，企业要永续经营，就一定要花大力气，把资本结构调整好，做成真正的民营企业。从业务战略角度说，它同时做超市与便利店，业态上有冲突。这两种业态，可以共享供应链，但是终端管理绝对不一样。要不学沃尔玛，专门做超市;要不学7-11，专门做便利店。两种都做，很可能一样都做不好。后来，物美董事长张文中因涉及沈志华案，辞去了公司董事长和执行董事职务。

　　物美在公司结构设计上，还是值得称道的。张文中辞职后，另一个大股东吴坚忠接任。相信物美的战略发展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公司能存续下来，张文中的股权也能得到保留。这就是公司化经营的好处。

　　创维也有相似性，黄宏生出事后，黄氏家族成员相继退出董事会，但是，只要继续持股，黄氏家族的大股东身份就没变，对公司的控制权和影响力还在，只是方式要间接些，毕竟董事们基本都是黄宏生一手提拔的经理人，或黄宏生推荐的。

　　而顾雏军在组织结构与资本结构上却犯了大忌。顾雏军在国内的收购，主体是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顾雏军的私人公司，因为工商注册方面的规定，不能注册一人公司，所以顾雏军把老父亲拉进来，在他名义下挂了10%的股份。

　　顾雏军在国内用广东格林柯尔收购家电资产，又在老家设立一个扬州格林柯尔，收购汽车方面的相关资产。百亿级的庞大资产，都是以这两家格林柯尔公司名义收购的。为了收购而设立的这两家公司，实际上是个过账用的空壳公司，收购完毕后，这种公司就没什么存在价值了。

　　专事并购业务的财团这世界上不少，但产业资本集团，一定会在组织架构上设立一个“投资管理公司”，负责战略发展，协调各个产业、企业之间的关系，起到一个资本中心、决策中心的作用。而顾雏军的收购，不是公司行为，是个人行为。把顾雏军叫做“并购个体户”一点也不冤枉。

　　在架构上有一个资本中心，吸纳一批战略高手、资本运作高手，整体推进整个产业群，整合资源，优化产业产品结构，方能保障整个格林柯尔系的健康发展。

　　集团化经营的企业群或“系”，需要建立三个层次的职能中心，分配三种职权:第一个层级是总部，要承担起资本中心、决策中心的职责;第二个层级是产品经营单位，要承担起利润中心的职责;第三个层级是制造部门，承担起成本中心的职责。三个中心可以是虚拟的，但这三种职能，却是实实在在的，必须有人、有机构去各司其责。

　　按照顾雏军既是投资人，又是经营者的双重角色，他所要管的只是资本中心这个层面，最多兼管一些利润中心层面的大事。严格来说，利润中心是职业经理人的舞台，投资人干预过多，相反不利于业绩提升。但现实中，顾雏军的手一直插到成本中心。

　　收购完成后，整个格林柯尔系要做的战略性工作，无非就两大类，一个是产品经营，这一部分的工作由利润中心或产品经营单位承担。另一个资源整合与资本结构的整合，要迅速厘清资产，按盈利能力区分出优质资产与不良资产，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这些资本功课，由下属企业自行操作不妥，必须得有一个履行资本中心职能的投资管理公司，或总部职能机构来筹划、推进。

　　按顾雏军的天分，他不会看不到类似美菱这样的内地国企，在经营过程中会积淀下可观的不良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因此，从战略角度说，顾雏军的最大失误是他没有建立起一个公司化格林柯尔系，个人化运作使得他的企业缺乏危机产生之后最后安全保障——财产安全没有了。

　　当周厚健声称海信完成了对科龙的“零成本收购”后，也就意味着顾雏军在科龙拿不到一分钱了。在这方面，黄宏生、张文中他们，比顾雏军要幸运得多。

　　在企业结构设计方面争取外脑的智慧支持，可以确保企业基业常青，实现永续经营。当然糟糕的外脑，只会使企业加速滑向深渊。决定顾雏军命运的关键时刻在哪里？不是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日，不是广东警方手持拘捕令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最终决定顾雏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是那个由多位经济学出席的“科龙之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把郎顾之争引发的全社会争论推向了一个新高潮。社会分裂着两大阵营，一方面是少数既得利益者，一方面是庞大的利益受损者。这场争论背后当然有大政治，而顾雏军这个政治门外汉，无意中深陷于政治漩涡之中，而且还担当起了一个肇事者角色。谁能帮他？又有谁敢帮他？

　　顾雏军的财富故事已经终结了。但是，作为一个研究企业家人身财产安全问题的个案，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在于，它告诉我们，企业家要自己善待自己。

　　作者系资深企业战略咨询师，企业家安全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