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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瀚之
与弗里德曼先生讲述
一个中国版本的天桥故事
如果弗里德曼认真研究过中国广州天桥上的那些故事，而不是浮光掠影地到大连那类城市蜻蜓点水，他或许不会那样单纯，他甚至或许会稍稍改变一下他因为过于本位中心主义，而造就的线性思维习惯。外包并不新鲜——无论是在会计师行业，IT行业还是其他更为隐秘的行业。
在此，我想向弗里德曼讲述一个我所了解的外包故事——业务外包的“中国天桥版本”。
跟我这样长期选择去学而优书店购买图书的读者不同，我的同事们则要省力得多，他们在下班或者赶赴饭局的路上，往往会经过众多天桥，就是在这些天桥上，他们完成了对《世界是平的》之交易，费用仅仅需要不到1.3美元，而在学而优这样的大型图书销售公司，这本书的定价刚好是7美元，即使在享受了10%的折扣后，我仍然需要为弗里德曼先生的这个产品付出至少6美元，而在三年前，为了得到弗里德曼的另一本书《凌志车与橄榄树》，我付出了不含运输费用在内的美国交易价：15美元，我衷心祝愿弗里德曼先生能够收到我的消费所产生的1美元版税分成—— “世界是平的”这个其实无甚高论观点的红利之所系。
而我的同事们则一开始就没打算向弗里德曼先生支付这个理论上存在的1美元红利，他们走上天桥，朝那些摆摊的图书小贩儿吆喝：来一本《世界是平的》。书贩儿在得到这个订货要求之后，会第一时间将这个需求反馈给他这个产业链的最高端——那个可能除了自己没有第二个员工的图书商人，这个书商在接到这一订单后，往往会借助使世界变平的工具开始他的生意，先在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工具完成对这个产品的搜索，通过阅读这些检索结果，评定这个产品的市场前景，决定是否投资这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发现，这个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有否简体字版本，如果没有，他则要费事许多，比如通过MSN或者QQ这些聊天工具，要求他在中国台湾或者港澳地区的合作伙伴，就地购买一个繁体字版，扫描处理后回传过来，或者通过UPS这样的快递公司将这本书快速递往广州。
总之，这位书商在得到根据这本书扫描的电子文件后，同样通过搜索与聊天工具比如博客寻找合适的合作对象将下面的工序发包给他们：排版设计校对输出，送往印刷厂，最后对比选择并通过那些正在做着UPS梦的物流公司，配送到他的众多销售终端，这样，大概三天后，我的同事再次经过那个天桥时，就会得到一本《世界是平的》了。
跟弗里德曼先生所想象的完全一样，这个书商在完成整个交易的过程中，如果不愿意，他完全可以选择寸步不离，而呆在他位于某个高档社区的那个既作办公室又做住家的单位，只在这个交易周期的某一天，通过电话或者互联网工具，确认他银行账户上面数字的增加，当然，他的财富增加幅度跟他产业链条上的其他模块远不相同。
这个交易的全部过程都与弗里德曼先生无关，这个时候，他或者正在通往班加罗尔的航空旅行中，或者正托腮思考着《纽约时报》大楼外面的世界。
我试图用弗里德曼的方式讲述一个另类世界的平坦故事，这个故事从一个相对极端的角度再次验证了弗里德曼观点的正确性(对太过正确的观点进行反复验证则无异于废话，在这点上，弗里德曼跟我这个中国蹩脚同行犯着同样的毛病)，但却采用了与弗里德曼先生的期待完全相反的角度，按照弗里德曼先生的故事讲述方法，这个故事的结局无疑应该高度一致的如此这般：就这样，在班加罗尔和大连等亚洲素材供应商的配合下，弗里德曼这位掌握了核心技术和知识创新者，充分自由地享受到了来自全球的红利，哪怕他的这个产品毫无新意乏善可陈，乃至含铅量超标严重有害于身体，它们都将无一例外地在这个为他们提供素材供应的土地上获得红利，并且，按照弗里德曼的思路，这在进一步带动着非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各种技术并没真正消弭掉这个世界的体系结构，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依然存在。世界固然不再存在着一个共同体的政治主体，但却有类似的经济主体代替政治主体出现，并成为这一轮铲平世界的最大动力。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世界平坦与否，并不具有根本的价值性优越，故而，弗里德曼这个代表着美国最为主流人群意见的发言者，就更像是一名擅长语言技巧的小资作家。
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能运转至今，其根本点就在于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即边缘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交换注入核心区高工资生产商手中。这种不等价交换可以通过许多机制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当代跨国公司内部转换，通过一种或多种商品交换形成世界性的市场或国家间的多边贸易协定等等。
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仍是处于刚刚脱离边缘区、由半边缘区逐步向中心区靠近的过程。而处于半边缘区的现实，使中国既有加速融入中心区的希望也有被重新抛入边缘区的隐忧，所以制定合理的融入中心区的发展策略至为重要。
也许，从今往后，我的同事想买到1.3美元的《世界是平的》会变得艰难，他们必须像我一样，至少理论上向更多的弗里德曼们支付1美元的版税分成，但如何把我们的产品外包，而不是成为他人外包链上的一个操作工人，才是更应该思考的中国命题。
而弗里德曼写道：“当我还是孩子时，我的父母常常对我说：汤姆，把你碗里的饭吃干净，别忘了中国人(或印度人)正在挨饿。而现在我对孩子说的是，孩子，去做你的作业，别忘了中国人或印度人正对你的工作岗位虎视眈眈。”(黄婉华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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