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段晓燕

　　2006年央企的利润会如何？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此前曾透露，2006年，我国中央企业实现利润可望突破7000亿。

　　不过来自业界的预测则更为乐观，“有可能超过8000亿”。按照常规来说，排名靠前的十余家企业将贡献利润的大部分。

　　这些企业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旧国企，而显现了一些新的特质，可谓是“新国企”，国资研究专家赵晓为此曾专门撰文。

　　赵晓认为，“新国企”现象，已经成为国资改革中的一大亮点，并提出“包袱是否消除”、“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管理是否规范”、“竞争力是否强大”四项指标作为考核标准。他认为，新国企、转轨型国企以及旧国企基本上呈现“橄榄形”分布。

　　为此，围绕着“新国企”现象，记者在近期专门对国企领导人、国资官员、独立研究机构和专家进行了一系列采访，探究什么是新国企以及新国企现象背后的形成因素。

　　产权多元化：新国企的土壤

　　在北京大学国际MBA学院杨壮教授看来，新国企之所以崛起，追本溯源，还是在于近年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成功。

　　多位专家、官员和国企管理者也认为，股份制改革所带来的产权制度的变革，是促使国企不断进行一系列管理变革、提高竞争力的动力；而海外上市的实施，又促使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注重业绩和绩效，注重财务指标，有市场竞争意识和概念，强调长期竞争力的建设。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主席张红力也认为，“国企海外上市最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国企改革，而不仅仅在于筹资。海外上市条件比国内苛刻，有时在定价上还会打折扣，为什么企业要舍近求远去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呢？因为融资是一次性的，通过重组改制上市这个过程，国企在体制上、观念上的转变将使其获得长远的收益。而且海外上市以后，对提升公司的形象也有积极作用。”张红力现在已经被国资委聘请为神华集团的外部董事。

　　领导网通走上海外上市之路的网通集团董事长张春江在上市成功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为了实现上市，网通在产业重组和管理体系的改革方面，是下了非常大的力气，而这些努力，不仅仅是给网通带来上市的成功，更为网通持续的发展打下基础。

　　2003年从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职位上空降到网通的张春江，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带领这家唯一没有上市的电信运营公司走向公开市场。为此，张春江在网通掀起了一场彻底的革命。

　　比如在用人机制上，网通集团公司总部12位部门总经理中10位必须辞职，与外部专业人士一同参加竞聘。12个部门的新任老总聘用期为3年，其中头一年为试用期，如果试用期内不合格，就会立即被更替。按照网通内部统一计划，在部门经理竞聘工作结束后，其他岗位也将陆续进行竞聘，最终实现全员聘用。

　　这种市场化公开竞聘的用人机制，许多大型国企，是在公开上市几年之后，才开始在集团公司内部推开的，比如中海油，在2003年开始才推行此制度。

　　而张春江认为，网通的这种激进的做法，也是受到当时的主管机构——国务院国资委的影响。在三大运营商中，网通是唯一在国资委成立之后才开始准备上市的。

　　对于通过公开上市后而逐渐发展而成的这些新国企来说，来自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依然是比较主导的力量；对于政府——国企的控股股东来说，上市后国有资产和国有股的持续升值力，又是颇为丰厚的回报。

　　根据国资委的统计数字，目前，全国国有控股的境内外上市公司1000余家，其国有权益和实现利润分别约占全国国有企业的17%和46%，累计筹集资金超过1万亿元，已成为中国国有经济的骨干力量。目前，全国60%以上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已改制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

　　“由于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引入战略投资者往往遇到控股权的障碍，因而实现股权多元化的主要途径是重组上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曾如是说。

　　“产权改革和海外上市，只是打开了一道正确的窗口，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提升，是一系列长期改革的共同结果。”国资委研究室主任彭华岗认为。

　　领导者的力量：一个人和一个公司

　　新国企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总有一个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在特定的阶段出现，以其远见、战略眼光、魄力和领导力，找到正确的战略方向，掀起历史性的改革，并成功地完成变革，铸造鲜明的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带领国企脱颖而出，成为国企军团中的新锐者。

　　这群人中的代表者，每个人名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企业崛起的最辉煌时代，如卫留成、傅成玉和中海油，宁高宁和华润的转型，魏家福和中远集团，刘德树与中化集团，秦晓与招商局，马蔚华与招商银行，王建宙与中国移动集团，王宪章与中国人寿……

　　现任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描述国企领导人和企业的关系时，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都是国有企业的员工，都是打工的，都是放牛娃”，但“放牛娃也要过上好生活”。他认为，国企领导人应该找准自己职业经理人的定位。

　　如果要细细总结一下这群新国企领袖，他们的共同点非常鲜明。他们都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的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国际顶尖商业领袖比肩交流；他们具有天生的市场意识和战略视野，在商业决策中有足够智慧；他们已经开始习惯将股东和投资者利益放在公司使命的首位，他们开始有强烈的服务客户的意识，他们的事业，是整个全球市场。

　　用宁高宁的话来说，国企领导人，是一群“只求做大事，不求赚大钱的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经历过中国历史上最困难和最艰难年代的考验，过去的曲线在他们心底烙下的历史印迹也很明显：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使得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不仅仅是资本意志，也义无返顾地顾及国家意志，并努力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许多国企领导人，都有着曾为政府官员的经历，即使没有，也和政府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使得他们在行事之中，天然会优先得到政策和资源的便利，同时他们的官员待遇和某些特权又让他们常常处于舆论的一片质疑声浪中。

　　但这群“新国企”的领导者也面临着一些特有的制度尴尬。一方面，他们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CEO，同时，他们还兼任母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以及党委书记的责任，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司所带来的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和使命，也让这些国企领袖们不经意中处于“双重角色”的恍惚境地。

　　另一个特殊的挑战——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机遇，那就是按照中国当下流行的做法，商优则择为仕，许多优秀的国企领导人，都逐渐被提拔到政府官员序列，比如前中石化董事长李毅中，先后被行政调任至国资委、安全生产局；中海油董事长卫留成，先后被调任至海南省长、省委书记。

　　“之前我们比较担心，企业的核心领导人、尤其是那些在企业有着创业性功劳的领导人更换之后，是否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但从最近几年来对央企领导人的调整来看，并没有太大的负面作用，只要企业一上了轨道，整套机制是比较完善的，那单个企业领导人的更换，并不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彭华岗认为。

　　新机制：新国资孕育新国企

　　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之后，颁布了一系列几乎涉及整个国资和国企改革方方面面的新规则和办法，包括产权改革、重组、绩效、薪酬、公开招聘、股权激励、董事会、风险控制等一系列方面。

　　绩效考核和薪酬改革是其中最为敏感也是见效最快的两项改革内容。

　　“绩效考核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大锅饭，真实全面反映国企的质量和业绩”，在国资委业绩考核局局长李寿生看来，直到2004年1月份才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和业绩评价制度，是一场已经等待了太久的必然之举。

　　目前，国资委正在按照A，B，C，D，E优劣排序来对央企进行考核。2005年度的考核结果是：A级28户，占16.87%；B级的84户，占50.60%；C级的48户，占28.92%；D级的4户，占2.41%；E级的2户，占1.20%。

　　考核效果将直接影响薪酬，这就意味着，中石油、中铁工这样的企业的高管，薪酬收入将受到影响，这种做法，在中国国有企业历史上，也是几乎没有的。

　　“这其实是给所有的国企负责人发出一个信号，以促使企业更加注重公司的长期发展和风险控制”，赵晓认为。

　　股权激励是国资委正在尝试的“胡萝卜”。在实行了年薪制和任期内奖金之外，股权激励，这种在国际企业的管理中经常会用到的做法，第一次复制到了国企领导人身上。国资委先后在2006年允许境外、境内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有限持股，以促进管理层更加注重其发展。

　　“激励和约束机制，是管理体制中的基本因素，这两项改革，对于国企上下所产生的推动力，是非常巨大且直接的”，杨壮认为。

　　200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台的一份分析报告称：越来越有这样一种趋势表明，大国企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再承担任何政府职能。这些企业正在市场竞争中寻求其最佳所有制结构和最佳治理方式。而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强化所有权的约束，从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转向经营国有资本已经成为一种可能。

　　按照国资委的设想，未来的国资管理框架，将是按照“国资委->董事会->央企”的模式。

　　国资委方面的官员认为，这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管国企”的表现方式之一。

　　商业规则：竞争和垄断并存

　　新国企成长的另一个重要环境就是竞争，市场竞争的压力促进国企不得不注重生存，并谋求发展的空间。

　　但国企的竞争环境显然还是政府主导的。最早如三大石油公司，最近的案例如电信业的分拆，通过这种分拆，形成2-3家国有企业在政府圈定的垄断资源内，进行内部竞争。

　　虽然和以前那样单纯地躺在政府资源上睡大觉的状况相比，这种内部竞争稍稍进步了一些，但相对于外资和民营资本来说，这依然是一个政府单独关起门的垄断游戏，对国有企业垄断的质疑依然没有消除。

　　“这些能源型企业虽然在国内是处于内部竞争的态势，相对还有一些政策的保护，但在国际市场上，却是面临更大的竞争，因为是代表着国家的力量在进行竞争，而且这些领域需要大资金，需要规模化运作，无论从资金还是技术角度来讲，民营资本的操控能力都还相对比较弱”，中石油研究院的一位人士认为，一些被认为垄断的国企的存在，是有其特殊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