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华商之魂

　　本刊记者 曹康林

　　一位中国学者在研究美国一家企业的“双赢战略”和“共生理论”时，那位美国老板说，我们的“双赢战略”和“共生理论”的全部原理，都来自你们中国的《论语》，其核心思想是“和为贵”；还有一位中国企业家到日本企业去学习“营销战术”时，那位日本企业的董事长拿出一本《孙子兵法》说，我们的“营销战术”全在你们中国的这本书里。由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学益应该算是最早研究这个课题的开拓者之一。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用‘儒家’思想来解读海外华商。”郑学益告诉《商界名家》记者：“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商魂，不同的商魂有不同的成功之道，如美国商人的‘冒险精神’、日本商人的‘团队精神’、德国商人的‘严谨精神’、英国商人的‘绅士精神’，那么，我们中国商人的经营之魂是什么呢？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在中国大陆研究中国商人的经营思想是很困难的，因为那时大陆企业还处在幼年期，经营思想还没有形成。于是，我们把研究的视点对准海外华商——他们既有较成熟的经营思想，又与大陆商人是同一种族，如果能从海外华商的经营思想中找到产生这种经营思想的‘根’，我们将会利用这个‘根’在中国大陆催生出一大批企业家，并使他们成为参天大树。于是，我们对海外华商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

　　陈嘉庚以“信”赢天下

　　郑学益研究的第一个海外华商是新加坡近代史上最著名的大实业家——陈嘉庚。

　　陈嘉庚是福建厦门人，17岁(1890年)随父南渡新加坡，先是协助父亲经营米店，后经营罐头、橡胶业等，是东南亚橡胶王国四大开拓者之一。他早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抗日战争时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定居，担任侨联主席，1961年8月病逝于北京。他钱财虽多，自奉甚俭，多用于办学，先是在家乡集美办有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学校、男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等，后来又独资创办了厦门大学。他一生累计为文化教育事业捐款人民币5.4亿元，临终又把银行存款300多万元捐献给国家，未给子孙留一分钱。“当今华人世界中谁最富？陈嘉庚先生！这位最富有的华侨巨商却用一斤糖果招待我们的陈毅市长！这不令我们共产党人深省吗？” 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这句话，使陈嘉庚被公认为是华人中最早的首富。

　　过去，人们谈起陈嘉庚，总是把他说成是伟大的教育家，却很少说他是杰出的企业家，因为他在教育界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他在企业界的影响。郑学益却认为，陈嘉庚后来成为教育家，如果没有企业家的资金为基础，他是不可能成为教育家的。因此陈嘉庚首先是企业家，然后才是教育家。早在1985年，中国大陆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企业家诞生时，郑学益就开始了对海外华商陈嘉庚的研究。那年夏天，留在北京大学当讲师的郑学益，只身一人来到厦门市陈嘉庚博物院收集有关资料，宣传图片和文字看了不少，却没有发现任何“独家”的有关陈嘉庚经营思想方面的信息。那天天气很热，博物院没有风扇，他正扫兴地准备离开博物院时，突然眼光无意中落在了博物院墙角的一口旧箱子上。他好奇地走过去，打开箱子一看，顿时，一阵惊喜：里面存放着一份原始的《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章程》分为“总则”、“职权”、“服务细则”、“营业”、“货物”、“财务”、“报告”、“薪金及红利”、“视察员服务规则”、“推销员服务规则”、“广告”、“保险”、“罚则”、“附则”等14章；对企业的管理是较为科学的包括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物资管理、质量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及广告管理等。见到这份《章程》，他立即拿在手里与工作人员商量要求到文印室去复印一份，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复印机。于是，郑学益就跑到街头去寻找复印机，跑了半个小时，才找到一家有复印机的单位，复印了原件。那会儿他中饭都忘记吃了，他是太高兴了——有了这份原始《章程》，他就找到了陈嘉庚经营管理思想的源头。

　　从《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中，可以看出陈嘉庚把“信”字放在首位。第一章总则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公司以挽回利权，推销出品，发展营业，流通经济，利益民生为目的。”他反复强调，企业应该以振兴中国经济为已任，“战士以干戈卫国，商人以国货救国。店员不推销国货，犹如战士遇敌不奋勇”。这是陈嘉庚为国为民坚守不二的“诚信”。

　　以《章程》为纲，郑学益又找到了一些有关陈嘉庚的资料来核实陈嘉庚的诚信思想。他发现，在陈嘉庚的父亲晚年经营实业失败时，债台高筑、处境艰难。陈庚接手这个烂摊子，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稳住了阵脚，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按照新加坡的法律，父债不累及儿子，父亲死亡或破产，儿子不必承担债务。但陈嘉庚却暗下决心：“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也。”在创业的最初几年，他年年估量自己的财力情况，为早日还清父债而努力。这一消息传出，许多人都表示怀疑，因为法律早就规定，父子债不相及，况且还是二十余万的巨债，甚至有人认为陈嘉庚不是吹牛皮，就是大傻瓜。但陈嘉庚却确确实实做到了。他认为，信以处世，诚以待人是中华民族的固有美德，经营实业要以信义为本，做到守信如潮。虽然父债按法律可以不还，但讲信义却不容拖欠，绝不能失信于人。于是，他与债权人议妥，很快就结清了欠债，陈嘉庚清还与自己无关的父债，震动了整个新加坡。

　　在《陈嘉庚公司分行章程》中有这样一句话：“与同业竞争，要用优美之精神，与诚恳之态度。”

　　为了证实这句话在公司发挥的作用，郑学益找到了陈嘉庚做生意的一个经典故事：1923年，陈嘉庚的“谦益”胶厂与主要竞争对手“信诚”和“振成丰”两家公司合作，共同在律师处签订为期三年的契约。三方约定：建立平衡基金，不论哪一家，每采湿胶一担，抽利1元，隐瞒不报实者，每担罚款10元，按月核算提交后将总款数均分为10份，以资本额大小的比率分配：“谦益”分得六份，“振成丰”得2.5份，“信诚”得1.5份。此外还共同出资租下新加坡的五家胶厂，然后将其关闭停产，由此限制生产来减少市场供给，以保证三家的高额利润。合同生效后的头四个月，“谦益”采胶较多，陈嘉庚信守协议，逐月支出1万元以还两家得利。再后三个月，“振成丰”、“信诚”采胶更多，应支出2万余元给“谦益”，但未见核算，陈嘉庚派人前去查问，此时，“振成丰”怀疑“信诚”减报，要查其账簿，“信诚”不许，只承认减报五千担。于是，三家发生裂痕，“振成丰”认为按合同规定“信诚”则背信弃义、极力抵赖，闹成僵局。又过三个月，“振成丰”、“信诚”采胶仍然居多，核算两家应再分给“谦益”四万余元。“信诚”不但继续赖账、分文不支。而且，得寸进尺，为了毁约，竟唆使“振成丰”将公租的一家胶厂作为私产重新开工。陈嘉庚认为这是违反合约的做法而出面制止，他们反而扬言要上法庭控告。陈嘉庚感到没有必要打官司，既然毁约已成事实，赖债不还也就作罢。后经商会斡旋，以“信诚”出5000元了结。在这场风波中，陈嘉庚虽然吃了大亏，但他的“与同业竞争，要用优美之精神，与诚恳之态度”的做法却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

　　郑学益告诉记者：“在陈嘉庚的心目中，讲‘诚信’胜过百万资产，他认为做生意要争千秋而不计较于一时，如果双方为利便争，你想你的利益，我打我的算盘，生意不可能长久。这种以‘信’经商的儒家思想现已成为新加坡的商业精神，这与陈嘉庚当年在新加坡提倡的‘诚信’精神不无关系。”

　　郭鹤年的“勇”往直前

　　谈到“郭鹤年”，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但要谈到他的产品，应该说很少有人不知道。比如世界闻名的星级酒店——香格里拉；还有北京的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国贸大厦、嘉里中心，这些都是他投资建造的杰作；还有如今不少中国家庭都熟悉的金龙鱼食用油，也是他旗下的产品。他在海外华商企业家中是可以与香港李嘉诚、包玉刚，台湾王永庆相提并论的人物。

　　郑学益向记者回忆郭鹤年的印象时说：“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不爱媒体宣传招摇，也从不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且生活很简朴，作风平易近人，处处体现出一种绅士风度；他不追求虚名，非常务实，讲话言简意赅，做事踏踏实实。虽然他与马、新两国许多要人有着深厚的私人交情，但他极少出入政界，维持着一种低调的作风。从他的外表你看不出他有半点刚勇之气，当你了解他的创业经历之后，你才知道他是一个靠‘勇’字创天下的华商巨子。”

　　郭鹤年1923年10月6日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在福建省福州市盖山郭宅村。其父郭钦鉴于1909年泛海到马来西亚新山谋生，初时开咖啡店，后来参与管理他兄弟创办的东升有限公司，经营大米、大豆和糖。1948年，父亲因长期劳累，不幸病逝，郭家的财产被分成七份给其家属。此时，郭鹤年的母亲郑格如为了郭氏家族未来的生计和事业的发展，建议把各人所得遗产集中起来，以入股的形式组建郭氏兄弟有限公司。郭鹤年因学识杰出、才能超众而被推举为公司董事长，时年仅26岁。1950年代初，郭鹤年到英国伦敦侨居数年，主要研究当地商品交易所的操作情况及经营管理办法，同时也对糖业的期货贸易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基于对当时马来西亚整个形势的判断，他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在新山市成立民天私人有限公司，专营商品贸易，并借1957年马来西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的绝好机会，大力扩展其在马来西亚境内的商品分销网；二是大举向糖业进军。当时，马来西亚的制糖业还是一个空白，食用糖全部依赖进口。郭鹤年看准时机，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郭鹤年与马来西亚联帮土地发展局合作，在靠近槟榔屿的北海创办了第一家制糖公司，入股投资一家白糖提炼厂，即马来西亚糖厂。郭鹤年不定期从泰国购入粗糖，在糖厂加工提炼后运销各地，包括通过香港地区的万通有限公司销往中国内地。几年间，他的糖业经营发展迅猛，获得了巨额利润。年仅39岁的郭鹤年即获得“亚洲糖王”的美称。

　　1968年，郭鹤年组建玻璃市种植有限公司，旨在进一步发展他在马来西亚的制糖业。该公司向大马联邦土地发展局租到146000英亩土地，开垦成甘蔗种植园。同时，他在种植园附近与联邦土地发展局共同建立了玻璃市综合糖厂有限公司，炼制种植园所产的甘蔗。除此之外还与印度尼西亚首富林绍良合作，在印度尼西亚南邦设立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古隆马都甘蔗种植公司。经过几年的努力，郭氏糖业产量迅速增长，使马来西亚走出了砂糖自给的第一步。在这期间郭鹤年赶在世界糖价上升之前收购大批原籍并投资糖业的期货贸易。世界糖价的大幅度上扬使他赢得数百万元美元的收入。随着制糖业的迅猛发展，郭氏集团的糖贸易范围渐次扩展至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1970年代，郭氏家族集团控制了世界糖业贸易的10%和马来西亚的80%。

　　1969年，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政府之邀，郭鹤年出任新马航空公司董事局主席。这一任职使郭鹤年看到世界旅游业的广阔前景，导致他向酒店进军。1971年，郭氏集团在新加坡建成第一家五星级豪华大酒店——香格里拉大酒店。“香格里拉”取诸藏语，意为“世外桃源”。该酒店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新加坡盈利最高的酒店。经过20多年的发展，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斐济、加拿大、中国、菲律宾等国家，已有50多家开业。最初在新加坡创办的第一家香格里拉酒店是由美国西雅图的西方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以后转由郭氏家族自己培训和组建的“香格里拉国际酒店管理集团”接手管理，成绩不凡，现每一香格里拉酒店均由该集团自己管理。

　　香格里拉集团的辉煌业绩为郭鹤年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和声誉，使之在冠以“亚洲糖王”美称之后又被加誉为“酒店业巨子”。

　　随着香港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日渐提高，郭氏集团总部逐渐移师香港。1974年，郭鹤年在香港成立嘉里有限公司并自任董事长。郭鹤年进驻香港初期并未引起世人关注，真正引起轰动效应是在1980年代后期。1984年正值中英谈判前景不明，整个香港投资气氛淡薄之时，郭氏领导的嘉里公司及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在众人观望的情况下大举投资房地产和酒店，先后与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在尖沙咀兴建九龙香格里拉酒店，与黄廷方在尖东建造写字楼，与中资的侨光置业合资发展杏花村住宅，与中国华润集团合资兴建港岛香格里拉，另外耗资4亿港币投资深水湾游艇俱乐部，还投资货仓、保险等。除房地产等投资外，郭氏集团又对传媒业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目前分别持有香港电视广播公司和电视企业国际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32.1%和31.4%的股权。1993年郭鹤年又从世界传媒大王梅铎手中收购了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成为该报的董事会主席。1995年，中国也成为郭氏集团投资项目最多的地区之一，总投资已近20亿美元。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郭鹤年邀请郑学益考察郭氏集团在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企业，期间郑学益问他：“有人说你很崇拜儒家思想，你是否将儒家思想融进了你的经营中？”

　　郭鹤年：“我很崇拜儒家‘刚健有为’的思想，我把这种思想归结为一个‘勇’字。在创业之初，竞争很激烈，靠‘勇’字求生存，这是我学到的第一课。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资本，而且从银行得到帮助也不容易，因为他们往往只对拥有巨额资本的商人感兴趣。我惟一的‘资本’，就是一个‘勇’字，以‘勇’渡过难关，以‘勇’保持在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郑学益告诉记者，郭鹤年的“勇”字，可以在儒家经典中得到应证。孔子当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50多岁了仍然率领众门徒周游列国，历时10多年，奔波数千里，为儒家学说寻求支持者，这种刚健有为的精神到了战国时代，在《周易大传》中形成了明确的思想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郭鹤年的“勇”，还表现为，1992年郭鹤年宣布退休将其事业交给他的儿子们后，仍然拥有郭氏集团的最高决策权，尤其是在对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投资方面。在北京、香港、上海、深圳、福州等地，人们依然可以看见郭鹤年忙碌的身影。他年届80多岁仍然奋斗不懈。

　　谢国民的“智”胜经

　　郑学益认为，在海外华商巨子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他指挥的正大这艘巨轮，是世界上最大的农牧工商一体经营公司，有“世界三大饲料厂”之称，在泰国十大集团中被称为“饲料王国”的最大跨国公司——泰国正大(卜峰)集团，以总资产超过35亿美元和年营业额50亿美元，跻身世界500强大企业行列。他投资与中央电视台合作的《正大综艺》节目，无不被中国老百姓知晓。

　　谢国民虽然出生在泰国，所受的教育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小学、中学都是在广东汕头度过的。中学毕业后，他又到香港读大学，主修经济管理与商业贸易课程。

　　在与谢国民的接触中，郑学益多次听他讲道：“我是‘播种人’，泰国只是我的‘播种试验地’，而后又将播种范围扩大到全球各地。”

　　在研究谢国民的“播种学”时，郑学益发现谢国民的“播种学”原理，都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播种”(投资战略的实施)时，他首先要先谋善断、敢为人先、顺势而动。这就如同中国古代“先谋为本”的用兵之道。中国古代兵书说：“先谋后事者易，先事后谋者亡。”所谓“先谋”即指预先算定有胜利的把握以及预先制定取胜的具体战略与策略而后行动。只有先谋后事，才能稳操胜券。这是中国古代兵家指导战争的一个根本思想。“先谋”是决胜的基础，但倘若谋而不断，亦必然贻误战机，结果徒然无功。因而，只有将“先谋”与善断相结合，才能确保胜利。谢国民就是按此兵法在中国进行投资。

　　首先，“洞察机先”和敢为人先。谢国民虽然出生在泰国，但中小学和大学教育却主要在中国和中国香港完成，这样的经历加上中华血统和热爱中国的父亲的教育熏陶，使他对中国自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怀。并因此使他比许多外商对中国多了几分关注。然而在商言商，仅有民族感情是不足以使他将资金大举投向这块广阔而又存在众多投资风险的国度的。重要的在于，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机会。通过长期不断的关注和调查，他相信“中国的开放政策一定会长久，会使中国越来越富”。因而他“对正大集团在中国投资的前景是很乐观的”。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势十分清楚而有信心，这可谓是“先谋”即“洞察机先”。而强烈的进取心加上超人的胆魄，又使他果敢善断，敢为人先。所以，当1979年中国国门渐开之际，当许多人还在犹豫不前之时，他却已先人一步，于1980年亲访中国，并毅然投资1000万美元与美国康地谷场公司合作，在深圳创办了一个现代化的饲料养鸡场——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从而从中国政府领取001号营业执照，并以此为开端，揭开了正大集团大举投资中国的序幕。随着第一步的成功，正泰集团在中国的投资呈现排山倒海之势，“一发不可收拾”。其进展速度令经济界人士瞠目结舌。自1980年代以来，正大集团已在中国兴建200余家合资和独资企业，总投资额近百亿美元，投资区域遍及除西藏、青海、宁夏外的所有省份。投资项目从饲料加工、家禽育种、肉鸡养殖、孵化和肉类产品加工逐渐扩展到石油化工、摩托车、啤酒、通用机器制件及房地产和金融证券业。其中，许多公司已成为中国著名的企业，如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上海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上海大江有限公司、北京大发正大公司、北京正大饲料有限公司等。由此，可看出谢国民的投资之慧眼。

　　其次，见机不让和顺势而动。自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中国，在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广大国内外投资者创造了众多大显身手的机会。这一趋势早在谢国民意料之中，作为外商投资中国的先行者，他一步步迈得从容而踏实，见人之所未见，而一旦发现机会，又总是不甘后人，及时抓住机遇。比如1988年国务院宣布海南建省，兴建特区，谢国民马上意识到这是集团在中国扩大投资的又一机会。“兵贵神速”，他顺势而动，于1988年9月和10月间，在海南先后投资创办一个占地25万亩的大型养虾场和一个年产80万吨的水泥厂。随后，他又看到中国的5个年产30万吨的大型石化基地——东北的大庆、北京的燕山、山东的齐鲁、江苏的扬子和上海金山，除金山石化基地位于长江口外，其余的都在长江以北。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和整体布局上考虑，他认为，江南这么一大块土地上，应当建石化基地。虽然石化投资大，回收期长，但海南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汽和石灰石资源，这对于发展石化工业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原材料优势，更重要的是海南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特区，将长期享有优惠的政策待遇。因而于1988年底，谢国民见机不让地又与海南省签订合同，投资20多亿美元建海南石油化工基地。此外，正大集团还乘势而进地投资汕头、宁波等地的石化工业。

　　1989年12月，谢国民亲自率团访问北京，并会见了江泽民总书记。这一会见，使他的信心大增，他相信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会改变。1990年4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开发浦东的消息，谢国民意识到这又是一次投资机会来临。随后，他再次来到北京，拜会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中国政府的高层人物，进一步坚定了他投资中国的决心。与此同时，他加紧与上海市领导探讨参与浦东开发的可行性计划。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使大江南北闻风而动。早有准备的谢国民乘时而发地投资20亿美元，开发浦东新区，从而将他对中国的投资推向又一个高潮。据介绍，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商已经高达8700多万，他们手中拥有资金高达2万亿美元，其投资能力令世界各国政府刮目相看，仅中国就有80%的投资来自海外华商，谢国民可以说是其中最早进入中国，也是投资最大的商家。

　　如今，善于发现并利用好机遇的正大集团在中国的投资已超过了其在世界总投资的一半以上，而且还引出了一个中国本土的饲料大王——1988年，刚刚下海经商的刘永好到上海出差，看到农民排长队买正大猪饲料，于是就萌生了自己生产猪饲料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成就了正大在中国饲料业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希望集团。希望集团的发展使正大集团在中国的许多饲料企业面临挑战。

　　谢国民说：“我们集团最拿手的饲料事业，曾经在中国有一段辉煌的成功，然而，由于没有与时俱进，我们落后了，不过，从现在开始改革还不会太晚。竞争是我的家常便饭，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竞争对手，而在于我们有没有不断地把事业做大。正大集团是有信心的，我们在农牧业水产业方面都是世界上的大公司，比如我们的虾鱼是销往全世界的，占美国市场份额的5%。这方面的事业我们还没有进入中国，我们最好的猪种才开始进入中国，我们最拿手的蛋鸡也没有进入中国。虽然慢了一点，但是，我看正大跟希望集团的竞争还有很大的空间。”

　　从谢国民的话语里，看出他的“智”胜经在中国还没有念完，“好经”还在后面。

　　曾宪梓的“仁”道

　　把一个技术含量不高，资金投入不大，且容易被人模仿的小产品，做到了全球第一，这个人就是“金利来”的掌门人曾宪梓。可以说“金利来”的成功之道，像火炬一样照亮了中国“小器”市场，温州首富南存辉走“低压电器”之路、小器之王梁伯强打造“指甲钳”等，都从“金利来”那里得到不少启示。郑学益告诉记者，在广东梅县长大的曾宪梓，小时候读的是“国学”，后来他把这种“国学”的精髓，带到香港后，就发酵成为一种经营思想——“仁”道。

　　郑学益向记者回忆当年与曾宪梓接触时他问曾宪梓的第一句话：那年，您第一次踏上香港土地时，是怎么想的？

　　曾宪梓当时是这样回答的：想起离开大陆的那一刻，我感觉对不起国家，因为我是一个山区的穷孩子，没有吃，没有穿，日子过得很苦。是新中国成立后，土改的同志把我送到学校，我利用国家给我的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大学，直到1961年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然后，在广东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工作了两年。1963年，我和母亲一道经香港去泰国，当我踏上港英那个桥头时，心里很难过。曾宪梓啊，你就这样离开了祖国吗？我回头望着那个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便暗暗发誓：这次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将来有机会，在不同社会环境里，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

　　随后，郑学益与曾宪梓有一场精彩的对话——

　　郑学益：刚到香港时，听说您每天必须推销60条领带，才能养活一家人，当时你是怎么推销的？

　　曾宪梓：刚开始推销，总是被人往外赶，走，走！像赶狗一样。这个很伤自尊心啊。我给你讲个例子：有个洋货部的老板，专门做西服。我拿着领带跑进去，他就很大声地骂我吓我，我就退出来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骂我，是因为自己做错了呢，还是因为他有钱？我不去想这些，第二天下午，我又穿上西装打好领带，什么也不带，再次来到洋货部。香港有喝下午茶的习惯，我叫服务员送来一杯咖啡，然后我用两手端着，毕恭毕敬地送到洋货部老板面前：请喝咖啡！接着又向他道歉说，昨天我的举动不雅，请指教。老板被我的行动感动了，便说，为什么我昨天会骂你，赶你？是因为我有客人在这里，你跑来推销领带，岂不是影响了我做生意吗？于是，我们两人进行了沟通。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一天，他主动叫我，你把领带拿给我，我这里需要你的货。

　　郑学益：您经商这么多年，有没有因为希望得到眼前的利益。而不得不做出违反原则的事情？

　　曾宪梓：我讲个例子。有一年，一家很大的百货公司，口头上要了我50打泰国式的领带。那我就用原来的价格卖给他，但我去泰国的时候，由于泰国丝生产少，全世界都需要，一涨价涨了好高。如果我那些拿来的新货，要卖给他的话，按照原来的价格我要亏损好多。这时我的好几个经理说，不交了，你反正没有合同，口头说的无所谓吧。我说不行，口头说话也要算数。我找到老板跟他说，我这50打是按照原来的价格给你，我是亏损的，但是今后的价格是按照新价格。我把50打领带送给他以后，他遇到商界朋友就说，金利来的曾先生是一个很讲仁义的人，做生意靠得住。我虽然给50打领带他吃了点亏，但得到一个“仁义”的名声，后来我做生意，大家都支持我。

　　郑学益：刚开始您都是在马路边的摊档里推销，后来是怎么打进大公司的？

　　曾宪梓：当时，我知道要打进大公司必须要有高档领带，而我手上都是低档领带，怎么办呢？我在泰国买了4条外国名牌领带，剪开来，看它好在哪里。然后，在泰国订了四种花布，回香港后，照那些名牌的样子做，做出来后，我把外国的名牌和我做的放在一起，拿给一位大公司的经理看。我说你看看这些领带，哪是外国的，哪是我做的？那位经理看了看，摇摇头说，分不出来。听到这话，我心里高兴极了。我说请你替我进货吧。他要我报个价，我说，只比香港领带贵一点点就行。他的脸突然变阴：我虽然做经理，其实也是打工的，我的老板不允许我进香港货。于是，我立即作出决定，那我就破例不收你的钱，你拿我4打领带去卖。我建议他把我的领带与外国领带摆放在同一个架子上。结果一个礼拜后，他打电话来说，你再拿4打来，那4打已经卖完了。这时我好高兴啊！我做的产品终于从低档区走进了高档区。从这件事中，我感觉到只要有好产品就会有顾客。于是，我与众多的大公司建立了友好关系，要他们卖我的货。而且给他们的都是高质量的产品。由此，我在短短的两年之内，把整个外国牌子都淘汰出了香港，使香港成为金利来领带的世界。

　　郑学益：在创业过程中，您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曾宪梓：我认为是名牌意识。严酷的事实告诉我，没有牌子的产品，往往被百货公司拒之门外，在香港市场上，名牌产品大部分是外国的，属于中国自己制造的名牌货却寥寥无几。我是中国人，我要创一个中国人的名牌，有中文字的名牌。我创立“金利来”的名牌，并不是一种激情，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科学、理性的抉择。

　　郑学益：你作出决定后，采取了什么措施？

　　曾宪梓：首先把好原材料的质量关。西欧国家的布料是世界第一流的，我们不惜重金长期向德国、

　　郑学益认为，金利来成为世界名牌的整个奥秘，都隐藏在曾宪梓的“仁”道里，这种“仁”道已与他的商业行为融为一体，由此，经销商愿意与一个讲仁义的企业开拓渠道，员工愿意为一个讲仁义的老板做出最好的产品，有了好产品和好销路，还不成为世界名牌？

　　商人靠什么赚钱？不少人认为是商人天生的智商高、机遇好，或老天爷多给他们一个头脑。然而，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指导商人经营活动的经营思想。郑学益认为，在一个企业的总体框架中，经营思想是灵魂和核心，是企业的先导，它支配着企业的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战略决策等各个方面。经营思想像商人的灵魂一样主宰着商人的商业行为。郑学益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索海外著名华商经营思想，对促进中国企业的经营者从商人向企业家、从产业领导者向思想领导者的转变，以及对推动中国企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具有积极的作用。郑学益研究华商经营思想的意义也在于此。(文章代码：110061107)

　　编辑/曹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