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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江苏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9日 15:43 赢周刊

  苏陵

  每个区域,都有其特定的禀赋,都有其历史传承。这种历史与禀赋,先天性地决定了它的一些经济特质。

  在我们的视野里,扬州的玩具业,丹阳的眼镜业,正如昆山的台资企业、连云港的制药业一样,负有盛名。甚至在一些人眼里,在这些特定地区和特定产业之间可以画约等号,看到前者就能联想到后者,看到后者就自然联系到前者,成为一种思维的范式。在江苏,这样的对应还有很多,比如海门的绣品,东海的水晶,常州的家具,镇江的醋业。

  但无论是玩具还是眼镜业,与台资、制药业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更多的是后天的东西,后天的发展正构筑起对先天禀赋的优势。

  所以我们进行一次江苏范围的穿行,通过观察,进行思索。江苏是长三角的一翼,是制造业大省,但同样面临着产业升级的两难与痛苦抉择。我们希望深入产业与地区,以细致的望闻问切,梳理出一个科学的发展脉络。

  这是我们设定这个栏目的初衷,并在本期推出第一篇:扬州玩具篇。

  扬州:“玩具之都”称号能扛多久?

  上半年,扬州利达机动玩具公司董事长、扬州市玩具协会会长刘忠过得喜忧参半。

  喜的是,扬州获得“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称号,拥有50多年玩具生产加工历史的扬州,戴上这块金字招牌,无疑将更有市场号召力;忧的是,从7月1日始,欧盟实行ROHS指令,含有电动机芯的毛绒玩具要想进入欧盟市场,成本至少增加10%左右……

  刘忠的焦虑代表着毛绒玩具内外交加的共同产业困境。随着产业要素成本上升,玩具加工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

  “世界毛绒玩具在中国、中国毛绒玩具在扬州。”据官方的数据,扬州毛绒玩具出口占了全球的1/3,2006世界杯吉祥物狮子格里奥也多出自扬州。这个让扬州人引为自豪的现象背后,也隐藏着另一层面的现实,扬州玩具只能靠出口,且是贴牌出口。

  更让人忧虑的是,这个产业近年来也遭遇人民币不断升值和国外各种非关税壁垒的挑战,而在寻求高附加值品牌之路的产业升级中,扬州玩具也遭遇成长的

天花板,进退面临抉择。

  阴影之下的代工王朝

  欧盟对包括扬州毛绒玩具的非关税壁垒,已经不是第一次,对于扬州玩具加工企业,应对国外各种非关税壁垒的游戏,已经成为企业的一种常态工作内容。

  去年4月份,欧盟出台指令,包括玩具在内10类机电产品出口欧盟时,必须在法律意义上承担起支付自己报废产品回收费用的责任。

  今年年初,欧盟委员会在玩具指令基础上进行修订,年底前即将公布,该项指令将对玩具设置更高的环保新技术安全标准,对玩具及玩具材料中释放出的或含有的某些有机化合物提出了更详细、更具体的要求,该标准实施后,预计其在年底公布的新的玩具安全指令修订版,要求“只有符合所有涉及的指令,玩具才能加贴CE标记”。

  去年10月,全球玩具买家纷纷通过国际玩具工业协会(ICTI)网站宣布,从2006年1月1日起,将只对已取得ICTI标准证书的供货商下订货单,《守则》要求玩具生产企业必须证明产品是在人道、环保、安全的环境中生产出来的,生产玩具工人的基本权益也须得到合理保护。

  在各种非关税壁垒的认证中, SA8000道德评价体系认证,玩具加工企业主提起来最为头疼。采购产品对职工加班时限、加班工资发放甚至住宿条件都提出很高的要求,甚至规定细到工厂厕所蹲位的数量,规定每25个职工必须有一个厕所蹲位。这被很多媒体称之为“厕所门”。

  除了这些师出有名的认证外,还包括沃尔玛、迪斯尼等世界500强企业的验厂也是名目繁多。

  据了解,扬州市毛绒玩具生产最为集中的维扬区, 15个毛绒生产企业通过ISO9000认证,6个企业通过SA8000论证,2个企业通过TCTI论证,28个企业通过世界500强采购商的验厂。

  “不要以为国外公司各种认证是关心企业工人的生活。”刘忠说,“这完全是一种非关税壁垒,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把本该由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到玩具加工企业身上,中国目前的产业环境,还不足以支撑起那样的福利。”

  玩具加工企业被动接受背后,是扬州长期出口销售形成的路径依赖。

  扬州市玩具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斌认为,扬州玩具虽然是一个草根产业,也是国内较早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产业,毛绒玩具产业以低成本劳动力,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本身也说明了玩具产业发展的不容易,因为没有标准的话语权,国外企业的各种认证和验厂,不但增加了制造成本,还要付出许多隐性成本。

  不过,王斌也承认,除了对产品质量认证外,所谓的认证和验厂,有的纯属“走过场”,临时突击一下,检查过后,一切照旧,不能说是企业主不诚信,如果按照要求,企业只能关门歇业。

  半个世纪的代际锁定

  经过50多年发展,扬州作为世界毛绒玩具代工王朝地位正在受到动摇。

  物质极度匮乏的50年代,许多农村妇女都有擅长做衣服的传统,在无意中培养了大量的缝纫熟练工人,而农村妇女与生俱来的低成本劳动力,为毛绒玩具的落脚,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土壤。从最初的大熊猫,到现在世界杯、奥运会吉祥物,低成本劳动力,一直是这个产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支撑动力。

  从当初为上海一家进出口公司做订单成立工厂,到乡镇工业星火燎原,经历改制浪潮的私营企业蓬勃发展,扬州玩具产业规模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吸纳劳动力从本地扩大到湖南、湖北等地,但产业模式没有明显进化。

  “玩具产业一开始缩在别人的袖笼里,现在也还是缩在别人袖笼里。”王斌介绍。王斌所说的“缩在别人袖笼里”,指的是,玩具企业一直依靠接别人订单,为别人贴牌,发展到今天也是如此。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到玩具企业联系业务的老外,身边总会围者四五个中国人,这些人是外贸公司的业务员,每个业务员都代表着一家外贸公司,而业务做成后,每个业务员都要在厂家报价的基础上,再加2个百分点。

  如果利润空间足够大的话,还能维持这种产业形态,但随着产业要素成本上升,处在最低端的加工环节最先受到挤压。

  扬州海星玩具公司长期为迪斯尼做贴牌加工。该公司总经理胡朝华为记者算了一笔账,10年前,为迪斯尼做100万元业务,能有30万元利润,当时工人月工资400元,现在工人月工资要1000元,加上石油上涨导致PP棉价格上涨50%,加之人民币升值,综合成本上升幅度与利润基本持平,而10年前的报价却没有上涨。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胡朝华不得不将一些业务外包给苏北一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工厂去做。

  胡朝华的做法,代表着扬州玩具产业的集体冲动。向成本低洼地区转移,维系以往的利润率,形成扬州玩具产业资本外流。据了解,扬州邗江一家规模较大的玩具企业,甚至整体搬迁到苏北的宿迁。

  在去年扬州玩具行业召开的玩具产业创新论坛上,来自苏北沭阳的县委副书记开出招商菜单:3万元一亩的土地,500元一个月工人工资,让与会企业家芳心大动。

  玩具企业主没有理由不心动,在扬州,低于15万元/亩,拿不到地,而在宿迁,只要2万元就可以拿到1亩地。安徽天长市,基本上对职工没有养老保险要求,由于扬州对劳动用工制度的规范,劳动局对玩具企业,虽然没有要求全部参加投保,但也规定必须参保的人数比例,否则就是违法。

  事实上,即便没有地方政府上门邀请,资本逐利的天性,也会自发驱动企业资本外扩。在扬州通往安徽天长的国道两侧,沿线驱车可以看到许多新盖的玩具生产车间,这是扬州玩具产业转移的个缩影。

  根据去年的申报,扬州毛绒玩具礼品企业超过1000家,产值达60亿元,利税3亿元,从业人员10多万人,但超过亿元的企业还不多。

  扬州大学学者黄杰长期关注和研究扬州玩具产业发展,他认为,扬州玩具产业在长期发展中出现了“代际锁定”现象,表现在高度相同的交易方式、生产技术知识相同,依赖的市场网络也基本相同。这种模式在发展中形成了固化,扬州玩具产业的发展,没有能够赶上整个地区产业的同步发展速度,在其他地区后发优势的追赶下,扬州玩具产业原先的低成本优势,利润空间不足以弥补上涨空间时,产业的转移将不可避免。

  与黄杰学者观点类似的声音,一直在对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发出警告:不要对廉价的本土资源抱有幻想,因为“要素驱动型发展阶段”很快就会消失。自然资源的优势,通常是转瞬即逝。事实上,从扬州政府到民间,对毛绒玩具产业,基本是一片唱衰声。由于玩具是季节性产品,生产交货时间比较短,为了交货,工人加班加点,甚至通宵加班,基本是常事。这些农民工的遭遇被媒体报道后,玩具企业主甚至赢得“黑心小煤窑主”的称呼。

  草根产业的品牌挣扎

  外界对扬州玩具产业唱衰声,更确切地说,是对扬州玩具附加值不高的一种批判。不过,如果因此要认定扬州玩具生产企业主甘于做贴牌加工,没有做品牌冲动,那则是对这个产业企业主群体极大误解,事实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企业主一直试图在品牌上有所作为。

  扬州玩具行业协会副会长、扬州海星玩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朝华,在自己工厂里装了视频软件系统,除了厕所、宿舍外,全部安装了摄像头,通过网络系统,可以清楚看到工厂里每一个细节。

  “国外客户进入我们网站,可以直接了解到企业生产的具体细节。”胡朝华如是解释。作为迪斯尼等知名客户的国内合作企业,海星玩具公司经常要应对国外企业的验厂。

  值得一提的是,海星玩具公司对员工的一流福利待遇,员工生日都要送上蛋糕,组织联欢,还舍得花钱对员工职业技能进行培训。而在业内让胡朝华自豪的是,海星玩具许多熟练工人做的产品,在别的公司一些专业技术人员,打样也打不出。

  在一个日渐微利的行业,如此耗费高成本的投入,让许多同行费解。

  “做最好的代工企业,本身就是品牌。”胡朝华认为,“扬州玩具企业海外拓展市场,需要经过几个步骤,首先是产品输入,其次是企业品牌树立,在条件成熟情况下,最后才能打出自有品牌。”目前海星玩具正在走第二步,通过规范的生产操作和过硬的生产质量打响“海星”企业字号。作为全球最大娱乐狂欢的品牌,迪斯尼已将“海星”列入长期供应商名单。而海星玩具出口,都打上“hx”(海星的简识)标识。

  与海星玩具稳步推进相比,扬州另一家玩具礼品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表现则充满狡黠。作为一家光电产品生产企业,该公司将光电子产品与传统玩具礼品相结合,瞄准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三大消费节日,专为国外品牌做贴牌加工。这位企业主是从外贸起家,熟悉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也深知这种游戏规则的缺陷,所以在寻找“打破为别人创造巨额利润的代工宿命”。在为美国一家企业贴牌生产礼品后,该公司发现,在其他国家该商标还没有注册,于是,就迅速抢注了该商标,并组织生产,一下子从代工身份翻身做主,获得了将近10倍自主品牌的市场利润。

  与国外市场品牌冲动相比,扬州玩具企业把更多目光投向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相比,国内品牌玩具市场尚属处女市场,可以没有那么多技术壁垒。

  刘忠今年上半年做了两大投资,一是花费数百万元,在厂里推行ERP系统(资源管理分配系统),以便加快对企业内部流程改造;二是送南航毕业的儿子到国外读MBA,学习国外企业品牌运作和市场开拓的理念。据了解,将子女送到国外读MBA,在扬州玩具业内已经有好几位,且大有蔚然成风之势。

  作为第一代玩具企业主,刘忠自认为对于企业生产管理非常有一套,但在现代市场营销和品牌运作方面,却有先天性不足。去年,利达机动玩具与上海一家公司合资生产智能玩具——问宝宝,通过对传统毛绒玩具增添影像识别系统,赋予传统玩具拥有学习和娱乐功能,准备主打玩具国内益智市场,尽管产品普遍受业内人士看好,但由于在市场开拓力度缺乏,一直未能打开市场。为了让儿子在海外学习时也能参与企业管理,刘忠特地安装了一套实时通话软件,通过视频软件系统,远程同步了解企业的生产情况,甚至通过中控室,了解到企业每个车间的现场细节。

  与刘忠相比,扬州第二代玩具企业主代表李定,是扬州玩具产业标志性人物。今年刚满30岁的帅小伙,通过动漫品牌打造趟出玩具品牌的新路径。

  跟随父辈做毛绒玩具多年的李定,深知没有技术门槛的玩具产品,在中国现有产业环境下,永远创造不了持久生命力的品牌。通过多方拜师学艺,李定掌握了搪胶的制作工艺,用搪胶制作出来的娃娃脸,更逼真形象,也具备一定的技术门槛。从2004年,李定打出“笛莎娃娃”品牌,在全国省会一级城市招商,发展了30多家加盟店。为了拓展品牌专业渗透力,李定投资300多万元,邀请国内网络顶级漫画高手,制作《笛莎娃娃》,在包括新浪、搜狐等七大网站播放。

  不过,国内市场品牌拓荒中,李定的《笛莎娃娃》与美国芭比娃娃交锋中,明显感到困惑。高端客户群体更愿意选择芭比娃娃,相对于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小女孩,国外蓝眼睛、黄头发的小姑娘,似乎更容易获得青睐。

  扬州大学黄杰认为,扬州玩具生产企业品牌之所以没有形成很强势品牌,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相对于国外,国内商业环境不够成熟,为国外企业贴牌,利润虽微薄,`但风险很小,国内市场创牌,利润很大,风险也很大,玩具企业第一代企业主,善于生产,但缺乏卖的商业技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玩具产品作为精神消费品,消费者更关注文化附加值,国外毛绒玩具之所以卖得多,除了国外市场消费能力强外,更重要的,是有强大的文化产业推动。美国有好莱坞大片、迪斯尼、

嘉年华等文化产业做载体,在国内文化产业不够强势下,扬州毛绒玩具品牌之路,注定要有渐进过程。

  长成大树的良方何在

  作为扬州玩具的第一品牌,笛莎娃娃面临着远走他乡的命运。去年,笛莎娃娃申请进入工业园区,被告知达不到2000万元注册资本进不了园区,向银行申请贷款也遭到拒绝。所幸的是,李定经过多方奔走,常州和无锡对笛莎娃娃动漫项目非常感兴趣,并且表示愿意提供风险资金帮助。更对李定充满诱惑的是,无锡和常州都已经把动漫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打造,已经拥有成熟的产业集群。李定对记者说,在一个普遍优秀的进步团队,比一个人孤军奋战容易得多。

  与李定怀有同样见异思迁情绪的,还有扬州雅伦玩具公司老总林若庸。林若庸和李定是玩具企业主中少有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企业主。7月15日,林若庸带领扬州60多家玩具企业,联合省内100多家玩具企业,在南京成立江苏玩具商会,林本人当选为商会会长。

  尽管林本人也是扬州市玩具行业协会副会长,但记者了解,林若庸组织成立江苏省玩具商会,并当选为商会会长,扬州市玩具行业协会并不知情。采访时,林若庸说,江苏省玩具商会将更好地发挥商会作用,不具有官方色彩。此言也暗喻了扬州市玩具行业协会的官方色彩浓厚。

  事实上,扬州玩具行业协会缺乏号召力,是公开的秘密,协会2005年组建时,扬州千家玩具企业目前只有区区24家参加,即便是现在也不超过100家,甚至许多玩具生产企业至今不知道有这么个协会。

  “相对于其他许多地方行业协会,扬州玩具协会更具有官方色彩。”业内人士分析,“相对于其他临海城市的市场经济文化,包括扬州在内的江苏有关产业更有府制传统,政府强力间接干预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能力还比较强。”

  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与政府的根本利益应当是一致的,政府主导着产业发展的外部资源,如土地、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服务,为何扬州玩具产业产生如此离心力?

  “政府愿意做立竿见成效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的东西,能够体现政绩的东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而企业需要的,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而不是微观的干预。”

  事实上,政府与企业意向的错位,可以从多处看出。扬州政府希望企业多创造品牌,而企业则希望政府能够将瘦西湖门前的劣质玩具清理出市场;政府引进数亿元打造了一个交易市场,而以出口为主、有固定销售渠道的企业多数不感兴趣;政府鼓励成立统一的研发中心,但不少企业宁愿自己搞。

  有关人士认为,扬州玩具企业发展出现的尴尬,正在凸显出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困境,政府如何解决公共产品的不足,破解对内开放不足、对外开放有余的悖论,是许多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歧视草根或拔苗助长均不可取

  这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事件。作为扬州市玩具行业协会副会长,林若庸竟在协会不知情的情况下私开小灶,组织成立江苏省玩具商会并当选为会长。依林的说法,江苏省玩具商会不具有官方色彩。

  这件事的寓意再明显不过:民间正自发组织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或许他们曾对政府寄以希望,可事实证明,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正所谓期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更加荒谬的是,具有政府背景的扬州玩具行业协会,在千余家玩具企业中毫无公信力和号召力,许多玩具企业至今不知道有这么个协会。以此可以推测,这个协会在扬州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维护了什么利益。并可进一步推测,充当“聋子耳朵”的这个协会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仅仅是安排了一批官僚机构的富余人员而已。

  毋庸置疑,民间需要一个为他们代言的协会,否则林若庸他们不会另立山头成立省级玩具商会。同时操办这件事也是很敏感的,因为这直接触伤了扬州协会的脸面和利益,所以可以理解林若庸他们为何不事声张,不让平庸无为的扬州协会知道他们的“背叛”。政府与民间的紧张与沟壑可见一斑。

  更要命的是,作为“准政府”的扬州协会,不为扬州的玩具企业代言也就罢了,反而与政府中的某些利益集团相呼应,以某种偏见与歧视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草根产业。比如,他们放任扬州本土的小型玩具外流而不加重视。

  恰恰相反的另一派态度是,政府有一种声音也在支持本地的草根产业,而且期望过高。毕竟这个产业有它的经济基础与“群众基础——安置了大量的就业。这既符合当地的现实,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相当的

竞争力。他们期望这个产业能打出更响的品牌,但过犹不及,拔苗助长同样不可取。

  一种更为理性的做法是,政府应尊重草根产业,尊重经济规律;更多地倾听行业的呼声,在公共产品更多地完满草根产业的需求。

  必须看到,草根产业有一种向上生长的韧劲,这种韧劲与民间的力量是一致的。任何歧视或打压都是徒劳的,任何揠苗助长也是事倍功半的。对待草根,政府可做的是,提供土壤、水分与阳光,让它自发生长,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需要澄清的是,升级并不仅仅指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也存在自身的升级,扬州的玩具企业就以整体融入全球化、以开放促升级,部分企业还自创品牌,还有些企业引入国外的先进管理理念。

  目前,包括扬州在内的整个长三角地区,正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困惑。政府为此设定更高的门槛,实施所谓的“腾笼换鸟”战略,让草根产业的生存环境加剧恶化。在世界范围内,有强势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成功案例,但对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而言,地方政府模仿那一套是否可行,尚待观察。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故而政府应具备更多的经济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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