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中国需要社会企业家

　　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政府、企业、社团三足鼎立的——不仅是企业发展，社会的变革也需要企业家来参与推动。在那些正处于急遽转型矛盾多发期的国家，社会企业家的贡献对于社会和谐意义更为重大

　　2005委员会的成立来自我们一个基本想法：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我们需要把有头脑、有想法和中国最国际化的一批人凝聚起来，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出点力。这不是口号，而是大家很真切的愿望

　　如果我们遇到比较尖锐而又对国家、社会有好处的建议，我们还是会提的，但会用一种政府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们会做很多调研和可行性研究，然后再把问题提出来，做社会企业家，就应该把握好这个度

　　□记者 虞立琪

　　一个人能否改变世界？戴维·伯恩斯坦给出的答案是：能。

　　这位擅长社会变革题材的美国作家在其新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提出了“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的概念：“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他们是那些为理想驱动、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开拓新机遇，拒绝放弃，为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如何改变世界》刚刚问世的中文版翻译者，正是有“打工女皇”之称的前微软中国公司总经理和TCL集团副总裁吴士宏。她帮助万千中国读者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些没有被媒体大量报道的故事，一个个为理想驱动的有创造力的领导者，到政府和企业无法涉及的地方去解决问题，在人们最需要帮助的地方点燃了社会变革的火花，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被称为社会企业家。

　　在全世界，这都还是一个全新的、尚缺乏明确而公认定义的概念，但经济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似乎更为迫切需要自己的“社会企业家”——因为中国正处于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转型之中。在这里，《商务周刊》寻找到一位中国的社会企业家，这位社会企业家有着一长串头衔：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侨联华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常务理事等等，当然还包括代表他商界身份的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从去年开始，他又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理事长。

　　我们试图通过对分身有术的王辉耀的采访，来探究这些中国新兴的社会企业家们，正在怎样实现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社会的理想。

　　社会的变革也要有企业家来推动

　　《商务周刊》：最近我们看到吴士宏翻译的《如何改变世界》，书的副标题是“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您如何看待社会企业家这个新名词？

　　王辉耀：我之前看到王石写的一篇文章，介绍吴士宏在干什么，就提到吴士宏翻译的这本新作，后来我也看到了这本书。社会企业家这个概念我在国外就听说过的，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是需要一些社会团体来活跃和推动。企业只能组织跟企业有关的事情，而政府是一个宏观的政策制定部门，它不可能事无巨细都过问。

　　中国1992年以前基本上是个政府的社会，1992年启动市场经济改革后，企业的作用开始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力和功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包罗万象，而企业从根本上讲的是股东效益最大化，对社会的考虑不可能太多，所以中国也由此进入一个社团发挥作用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三足鼎立的——政府、企业、社团缺一不可。特别中国现在处在转型期，社会现状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国内不少社会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中国目前社会团体的工作现在很不完善，所以的确需要有人来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缓解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包括建立一个发现各种新思想、新见解的交流平台，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在经济方面，2006年底中国加入WTO五年的过渡期很快就要到了，我们接着会进入国际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中国企业面临走出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同样需要一些组织来出谋划策和推动。在内外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开始有了出现社会企业家的需求和土壤。

　　《商务周刊》：我们看到，您的背景很丰富，现在您是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同时是新近成立的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的理事长，您现在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用于社会性的工作？

　　王辉耀：我现在基本一半以上时间都投入在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和其他的社会工作上了。这不是一个挣钱的事情，而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无偿奉献的事业，但我觉得乐在其中。现在我有热心，有一定的条件和资源，为什么不做呢？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会把自己定位于社会企业家，因为中国有这个需求。我刚大学毕业工作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商人的概念，当时我出国去读MBA，回来做了中国第一批海归商人；而到后来大家都要做商人的时候，我想我应该开始转型来做服务社会的事业。我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样，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不仅是企业，社会的变革也要企业家来推动。

　　创建社会企业家的团体平台

　　《商务周刊》：从去年开始，欧美同学会商会成立了“2005委员会”，这是您目前社会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应该也是您成为社会企业家的重要过程吧？

　　王辉耀：2005委员会是在欧美同学会商会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商会的酝酿最早是2002年上半年，我向欧美同学会总会提出，这么多人回国创业，为什么不能办一个商会呢？由于我在海外曾从事过商会工作，有一些经验，于是我就牵头做了起来，最后提交了一个完整的组织商会的提案，花了很多精力去筹备这个事情。到2002年10月17日，我们通过打电话、见面、发邮件等方式联系到了100多留学人员，在总会的支持下，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举行了成立仪式，商会就这样成立起来了。

　　商会成立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做了一系列的品牌活动，商会得到快速发展，从创办到现在不到4年时间已经发展到1000多名会员。正是在这1000多个会员的商会基础上，我们又在2005年筹备成立了2005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来自我们一个基本想法：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转型，我们需要把有头脑、有想法和中国最国际化的一批人凝聚起来，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出力。这不是口号，而是大家很真切的愿望。在商会逐渐成熟之后，我跟商会副会长田溯宁等聊天时，大家都觉得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留学精英力量聚集起来。现在国家的发展需要很多海外的人力资源、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的国际化人才和国际化团队涌现出来。这样的人才现在还是太少，要尽可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们需要创新，需要大家的投入，拿出大量的时间，还需要设计很多大家感兴趣和有意义的活动，把商会里和一些不在商会的业界精英吸纳到这个委员会里来。还有一点，留学归国人员建言献策以前很多都以个人的身份来提出，现在对国策的建议提升到了一个比较专门的团体来做，这个平台和意义就不同了。

　　《商务周刊》：为什么要单独成立一个2005委员会？之前的商会也是一个平台啊。

　　王辉耀：商会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留学人员组织，它有很多方面的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为留学人员搭建一个回国创业与发展的交流园地。而2005委员会是一个相对高端的团体，它集中了一批有成就有思想、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大家相互都比较认可的各界人士。我们先后开了5次筹备会，在摸索中初步确定了2005委员会该做什么工作，向什么方向发展。初步的意向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高端的研讨交流的平台，一个建言献策的智库。

　　《商务周刊》：你们是如何确定2005委员会每年的工作目标的？

　　王辉耀：社团通常是一个比较务虚的组织，所以我们更要建立在做实事的基础上。我们的目标都是设置在可以达到、能够取得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去年我们在讨论今年目标时确定了今年要做的几件事：首先是要做好建言献策工作；其次要做一系列有影响活动，包括每月商界·名家午餐会，年度海归大论坛等；发展一定数目的高端理事；做好委员会的基础建设，如做好网站、做好会刊。这些目标现在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商务周刊》：具体而言呢？2005委员会提出了哪些建言献策？你们采用的是什么模式？

　　王辉耀：我们已经提出了关于建立留学生创业支持计划的方案，和关于中国民间外交、人文奥运等方面的建言报告。比如开展中国民间外交的建议，在2005委员会的第一次商界·名家午餐会时，大家谈起了中国的国际环境问题。2005委员会这批人的特点就是都具有国际化的优势，在国外生活过很多年，而且大部分在国外大机构工作过。我们都有一种感觉：中国的外交工作还可以更广泛一些。政府出面只是外交的一种方式，我们应该像国外那样，人民与人民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都应该有外交的功能，这样可能效果更好。这其中我们的常务理事、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副代表汤敏博士发挥了很大作用，他现在的工作也是主要跟政府打交道，对这方面比较有经验。

　　既然大家都对这个话题有浓厚的兴趣，之后我们一起做了很多研究。最后经过细致的讨论，写成了一个关于开展民间外交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效果还比较好，我们送到有关部委，得到相当的重视，包括人大常委会、统战部、对外友协等单位的认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韩启德会长还对报告做了批示。我们正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商讨，落实这件事。

　　创新·信任·责任·尺度

　　《商务周刊》：在2005委员会里，不管是田溯宁、王波明、汤敏这样的常务理事，还是邓中翰、高群耀、海闻这些理事，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很有成就的人，也有自己的主见，特别是公务繁忙，您靠什么来把这些人都组织起来？

　　王辉耀：主要是靠大家。我们这些理事都是非常优秀的留学人员，是各行业的精英，不仅如此，大家还都对回馈社会有很高的积极性，积极参加委员会的工作，无偿为委员会做很多贡献。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是留学生出身，和大家有类似的经历。我出国比较早，但1993年就回来了，做过很多留学人员做过的事，比如去跨国公司工作、自己创业；同时我也做过别人没做过的工作，比如做国外政府的官员，回国后帮中国引资做三峡工程，还参与了中国1992年市场化以后很多的项目运作。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比较认可，就是我对留学人员的工作熟悉，也有一定的研究，包括我去年出的关于中国留学人员研究的两本书《海归时代》、《创业中国》，加之我还做一些学者和兼职教授的工作，让不同领域的海归都可以有认同感。另外，还有关键的是对社会活动的热心，爱思考，敢于实践，也做出了一些成果，所以大家比较信任我。在中国，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新的尝试，这可能跟我自己的个性和一路走过来的历程有关。我一直不断地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没人去读MBA的时候我去读了MBA，别人出国留学的时候我回国创业了，海归大批回国时我已经在创建商会，我接触国际商会和做国际商务也比较早。这些经历让我了解我的伙伴们，也和他们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另外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个做事的人，而且能干到一定程度和档次，能为大家服务。

　　《商务周刊》：通过您，我们也看到是什么条件能让一位商人变为社会企业家。但仅有上述这些是不够的，要做好那些社会活动，您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王辉耀：确实，要做好一个社会企业家，还有一个条件是时间上的保证。2005委员会成立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但我认为做一件创新的工作必须就是这样的，同时也要对大家负责。

　　我在2005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有几块。第一，也是很大部分是在沟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和主管部门和政府沟通的工作。第二就是2005委员会的各类文字报告和建言献策，我经常花时间参与，有的甚至亲自来写。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但如何付诸实施，需要很多思考。我愿意为我们这个团体多做些事，2005委员会才刚刚开始，我希望它能够走得比较平稳。第三方面是委员会的战略、定位、计划和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我们每个月举行一次理事交流沟通会和其他有关的工作会议，我都会抽出时间参加。以7月为例，2005委员会大概开了7、8个会，包括月度理事会、午餐会等我都参加了；另外，还有4、5个商会的会议，还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这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能拿出这样多的时间和精力，放下自己的企业不怎么做，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现阶段还是很难的。

　　《商务周刊》：您认为您在日常工作中哪些责任特别重要？

　　王辉耀：都很重要。我们的理事们都非常优秀，我很高兴和他们一起共事。2005委员会的成功是大家的贡献，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当然，社会团体的组织有时候是比较松散的，有时候会出现议而不决的局面，如何推动这些工作，包括要不要搞会刊、要不要搞网站、月度午餐会和海归年会等，最后需要有人来推动，要敢于负责任。这个委员会对大家来说都是业余做的，靠热心来参与，有人热心提出来很多好的想法，得有人梳理、提炼、沟通，争取达成共识，还得要有人说“Let's do it”。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要放到桌面上讨论，不是我轻易说做就完了，要进行一些说明、解释，通过沟通，大家进一步达成共识，这样委员会的工作才会更加有效。所以保持和大家沟通是很重要的，这是能把工作做好的重要因素。

　　《商务周刊》：如果通过沟通仍然遇到议而不决的事情，你们会怎样处理呢？

　　王辉耀：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什么议而不决的事情。我们都是想把这个组织创造成一个高端的、有影响力的留学生团体，这是一个新事物，我们都在探索。大家推荐我做理事长，是因为我有经验和时间来做这个事情。我也要用事实来说服大家，比如原来做月度商界·名家午餐会的时候，有人提出一个月一次这样密集的频率能做得起来吗？但是我以前做过，在国外也组织过这种活动，心里有底。结果现在大家真的做起来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好。接下来，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年度论坛，真正做出影响力，做出成果来。

　　《商务周刊》：听上去您已经把很多时间都花在社会活动上了，那您剩余的时间干些什么？

　　王辉耀：我50%的时间花在社会活动上，其余大概30%的时间花在学术和写作方面了。我自己也有公司，但是交给了专门的人管理，剩下10%到20%才是做些商务、投资方面的事。

　　《商务周刊》：您怎么理解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看到您的位置呢？

　　王辉耀：中国社会处在一个转型变革时期，总的来说我们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也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国际国内矛盾加剧，包括社会贫富分化、农村问题、环境恶化、国际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等等。面对这么多问题和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方法和方案来解决这些事情。任何事情都要靠人去做，当代中国需要社会企业家把一批最优秀最国际化的人凝聚起来，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力量。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帮我们政府做好智囊的工作，国外政府都有这样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智库，不受行业和隶属关系的左右，这些有经验和国际水准的人应当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些中立的没有利益冲突的参考性意见。现在很多企业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衣食无忧了，有一批人想为社会做一些事情，贡献一些智慧和思想。但这些人都散在各个行业里边，以往没有一个平台把他们凝聚起来，为国家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一个是他们能为社会做事，还有一些人所在行业的职务决定了他们不方便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他们一旦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就可以以中立的身份说话，不代表他的机构色彩。政府多了一个渠道来了解中国最国际化最精英的一批人是如何看待一些问题的，社会也需要这些理性的声音。

　　《商务周刊》：您觉得跟政府的沟通和跟企业家的沟通有什么不同？

　　王辉耀：我在政府和企业都工作过，我知道政府需要什么，也知道企业家要什么。政府需要的是更多公平，效率和公平如何得兼永远是政府最大的挑战。企业家往往在乎的是效率，是企业利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跟政府和社会沟通，一个是要建立好的人脉网络，另外必须是有很好的口碑和业绩，大家愿意你来牵头做这个事。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大家都是人物，凭什么让你牵头呢？这就需要很好的感召力、亲和力、沟通和组织能力，还包括一定的理论水平。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到，做社会工作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觉得很庆幸的是各级领导和我们的理事们都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我能做一些事是和他们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商务周刊》：如果在2005委员会收集到很多建议，您是不是会挑一些温和的提供给政府呢？2005委员会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王辉耀：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成为国家的智库，或者说智囊团，当然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已经进行的讨论涉及民间外交、教育、

房价、反垄断等方面，都是社会和公益性话题，以后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我理解你所说的建议选择问题，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如果我们遇到比较尖锐但是对政府、社会有好处的建议，我们还是会提的，但会用一种政府能够接受的方式，循序渐进而不是激进的，还需要很多调研和可行性研究，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社会企业家，就应该把握好这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