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昂贵的功利主义午餐

　　一个国内著名的电子企业的董事长，首次进入福布斯百富榜靠的是对其它企业的股市投机，这里似乎还有颇多值得玩味之处

　　李国卿@文

　　向巴菲特学习

　　在台湾，王建煊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据一家媒体的民意调查，他在岛内的认知度竟然达到80%。他做官做到“财政部长”，却是公认的“最清廉的官”。2001年之后，他告别政坛，回到祖国大陆，利用自己在台湾的人脉关系和号召力，一心一意地做起了慈善办学的事业。

　　不久前，王建煊受邀参加陈文茜的谈话节目，谈到他在“财长”任上的一件事。一天，一位非常著名的企业家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抱怨即将执行的遗产继承税的税率定的太高了。他反驳这位企业家说：“那时候你都死了，你管这么多事干什么？”企业家都快急死了：“我要多留一点钱给我的儿子啊！”

　　王建煊由此而感慨：中国的企业家很会挣钱，不过都应该向盖茨和巴菲特学习一下怎样花钱。

　　老王的话音没落，大陆的一位企业家倒是抢先一步“约会”了巴菲特。

　　他就是步步高电子的董事长段永平。6月30号的晚上，他以62.01万美元的代价赢得了参加“巴菲特午餐约会”的权利。

　　从2000年开始，“股神”巴菲特就开始对全世界范围拍卖与他共进午餐权的权利———“巴菲特午餐约会”，今年已经是他第6届午餐权的拍卖。

　　这项拍卖最初在旧金山进行，从2003年开始采用e-bay网络拍卖平台进行。据报道，今年的这次竞标从6月22日开始至6月30日晚7时结束，以2.5万美元起价。在9天的拍卖时间内，共有5名竞标者出价29次竞标。美国西岸时间6月30日上午11时左右，正在国内度假的段永平以“fastisslow”(快就是慢)为网名参加网上的竞价。当时，段永平的报价是55.11万美元。之后，另一位网名是“magicyourlife”的人士出价到55.2万美元。在后来双方数次不断出价后，段永平最终以62.01万美元获得这次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

　　拍卖刚刚结束时，人们并不知道段永平的真实身份，7月1日才开始有消息透露出来最终赢得这场竞标的是段永平。而另一位输给段永平、网名为“magicyourlife”的人士，说来有趣，其真实身份则是一位台北的梁姓商人，也是一位中国人。

　　在去年的拍卖中，最终的的价格为35.11万美元，今年段永平的出价使得这个价格上涨了近一倍。

　　到目前来看，段永平的竞拍成功在中英文评论界激起的还多是嘲讽与质疑。7月1日，《福布斯》网站报道这个消息时开玩笑说，“可能段真的很饿，他这一顿饭要花去比去年多一倍的价钱。”国内评论则普遍对段永平这样一种花钱方式的动机表示不可理喻。

　　大概段永平也觉得有解释的必要，他表示，巴菲特的格莱德慈善基金会非常出色，他此次出的钱并不只是一顿饭钱，同时也是一笔捐赠， 而这也与他一贯热心公益与慈善的理念相一致。 国内评论对此的反应是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答案：“捐赠为什么不捐给中国？” 　　

　　打麻将也能发工资

　　我最感兴趣的是段永平对与巴菲特会晤内容的预期。

　　段永平说他最想问巴菲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手里有很多钱，但没有好的投资目标，你会怎么办？”

　　中国人尊崇智者。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年轻人与神秘的隐士相遇从而大获成功的故事，为民间所津津乐道。像孙膑师从鬼谷子、张良巧遇黄石公，以及家喻户晓的“隆中对”等等，这些传说的核心都是“得一而安天下”。不过，身处目前这样一个资讯几乎成为垃圾的时代，对一次短暂的私密谈话抱有过高的期待可能并不明智。即便双方真的是刘备和诸葛亮，大概也谈不出比彼此的博客更为隐秘的内容。传统社会的特点是司马迁写完《史记》时的想法：“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或者如尼采盘算的那样：“我的读者还没有出生。将来会有人读我的书，我为他们而写作。”而我们这个信息时代的特点是：如果巴菲特真有什么独门之秘，那他也早就写成书卖了，并且还要就此进行不下100次的公开演说。一个理念是否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主要要看以它写成的书最终印刷了多少册。

　　说到底，“巴菲特午餐约会”只是巴菲特品牌下的一个产品。就像卸任的美国总统到四处去演说，主要并不是不放心天下大事，而是在挣钱。有一天，百无聊赖之中我打开电视，竟然看到克林顿像一个县长一般被一群中国员工簇拥着参观一家著名白酒生产企事业，然后发表演说称赞那瓶酒比美国的历史还要长。“巴菲特午餐约会”最终的价值，可能并不比一张合影多多少。

　　但段永平为巴菲特准备的问题，倒似乎为郎咸平的一个论点提供了佐证。后者对中关村几家著名企业的批评曾引起轩然大波，他认为这些企业根本算不上“高科技企业”的主要论据是它们没有长效的、尊重规律的科技研发战略，思维还停留在“找投资项目”的阶段。

　　郎咸平的观点虽然有微软等公司的发展战略作为例证，但终究属于一种求全责备。

　　说起企业的科技发展战略，不能不提到美国老牌的工业企业杜邦。在最老的那个杜邦的墓碑上据说只写了一句话：他发明了尼龙，从而改变了这个世界。而对他如何赚到大笔钞票只字不提，可以说是重视基础科学研发的典范。但其实发明尼龙的并不是杜邦本人，而是他的公司实验室的员工。并且，在实验室中合成尼龙也完全是那几个科学家个人的兴趣，并不存在什么公司的远大战略。因为在二十世纪初，企业界搞基础科学研究还被认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正如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所评述的那样，尼龙的发明从没有明确的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开始，最终却导致产生了改变人们生活面貌的尼龙产品，成为企业办基础科学研究非常成功的典型。它使人们认识到与技术相比科学要走在前头，与生产相比技术要走在前头；没有科学研究，没有技术成果，新产品的开发是不可能的。此后，企业从事或资助的基础科研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使基础科研的成果得以更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微软就不用说了，像杜邦这样的企业，大概就是奠定了在人们心目中高科技企业运营“理应如此”的原型。

　　但也并不是所有的老牌企业都一贯地坚持持续的发展战略而心无旁鹜。就像GE，本来这是一个战略极其稳健的企业，经营上崇尚稳定而有绝对有保证的回报，绝不冒险。但在韦尔奇的时代，GE通过并购频繁进入陌生领域，甚至涉足金融。通过这些短期行为，韦尔奇成为史上最伟大的CEO。但也有评论说：韦尔奇卸任之后，继续通过写书和演讲大赚其钱的时候，GE的后继者们却要开始缓慢而辛酸地咽下由于这位大佬的过度投机而逐渐成熟的恶果。谁知道！不过，如果有机会成为韦尔奇，你会怎样做？

　　仔细审查段永平的履历，似乎他关注于投资项目也还算本分。根据福布斯估测，段永平拥有的资产为10亿人民币，而这些钱只要来自于2003年成功投资网易，是网易股价从1美元涨到70美元的主要受益者之一。2001年底，网易刚在纳斯达克上市后，段永平既以1美元左右的价格买进网易

股票。2003年10月14日，网易股飙升到70美元，段永平持有的股票在一年多里涨了50倍以上。也就是说，段永平这些年在美国主要从事是投资业，因此他关心投资目标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是且慢！一个国内著名的电子企业的董事长，首次进入福布斯百富榜靠的是对其它企业的股市投机，这里似乎还有颇多值得玩味之处。就像以前看过的一个连续剧，酒店经营遇到困难，仁厚的老板靠打麻将给员工发工资——总有不对劲的地方。

　　“道”与“术”

　　孙中山早年推行革命，总希望能争取更多当时精英分子的支持。听说严复在伦敦，立刻风尘仆仆从北美赶去劝其入伙。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入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终于不欢而散。

　　坐而论道，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很难有大的分歧；一旦起而行之，现实中的权衡总是见仁见智。干革命是这样，做企业也如此。中国近代，忧患成疾，孙中山后来总结自己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毕其功于一役”。说通俗点，就好比一个穷了太久的人，总希望能一夜暴富，没有心情听你拉家常。

　　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也还似乎是昨天的事，很多的变化就像是一夜之间一起发生，速度之快可能连当事人都有目不暇接的感觉。杨元庆未尝不想做比尔·盖茨，一时间做得不太像也无可厚非。

　　抛开执行层面的种种曲折，关于企业发展战略与战术的协进，也是近期企业界人士关注的热点。时下理论界把这一问题命名为“企业家的‘道’与‘术’”，为此业界近来还有过多场研讨与演讲。

　　“术”就不用说了，“道”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管理之道，包括企业的理念、企业的精神，企业的战略或者如郎咸平所说的企业发展的长远目光以及对此的坚持；每二种则是终极之道，也就是企业家做为一个以运营企业为职业的人，他对生命价值高度、对于幸福感和成就感的追求。这就像王建煊印在名片背面的一段话所说的：“我们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在为自己及孩子打拼，但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总要留一点时间及金钱，来为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打拼，这样生命才更丰盛，才更有意义，您说不是吗？”

　　去年底，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第三届全球华人企业领袖峰会”论坛上，王建煊这样评论比尔·盖茨：“现在世界上最有钱的企业家比尔·盖茨……他的钱用美元一元纸币连起来可以来回地球到月球14次，所以世界上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非常有钱的死人，但是比尔·盖茨很聪明，他已经发了声明将所有的财产捐出来，所以将来世界上不会有一个有钱的死人比尔·盖茨，因为他死掉的时候钱都捐出来了。”

　　当然，终极之道并非只有一种形式。说到底，它是一种基于个人真实需要的体验和选择，既不必与别人一样，也不需要向别人解释。王建煊自己也说：“捐得乐意才是慈善。”不然，就是上税了。

　　在本文的开头我提到王建煊谈论企业家之道，其实陈文茜请他做节目是想让他以一个资深政客的身份评论一下台湾岛内正在发生的政治风波。从女婿赵建铭被抓开始，陈水扁一家陷入了空前的经济丑闻之中。但由于陈仍在位，所以干预司法使对赵的检调无法顺利进行；对立的泛蓝阵营当时则对先弹劾陈水扁还是先弹劾民进党的内阁存在不同意见。陈文茜请王建煊来也是问策于此。

　　也许是太爱说话了，介绍完嘉宾，陈一姐张开那张著名的大嘴便自顾自地说起来。她主张先倒内阁，一来“倒扁”难度大，二来弊案不能查个水落石出主要是因为“司法部”被扁控制。一旦“倒阁”成功，泛蓝组织新“内阁”，陈文茜的计划是：“都换上我们的人，让赵少康当司法部长，检察长——暂时举个例子，比如说——让

李敖来干，再调查赵建铭就没有阻力了。等到扁家族的弊案全部落实，不愁阿扁不倒！”

　　一边的王建煊再也听不下去了：“停！”他打断了陈文茜的春秋大梦，“你刚才说的话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我们批评阿扁，就是说民进党干预司法，民主是假的。如果照刚才的说法，我们组阁，还是干预司法，那这又算什么呢？”

　　这也是一种活生生的“道”与“术”的博弈吧！

　　毕竟久经沙场，陈一姐的尴尬只持续了一秒多一点，话题转向老王在祖国大陆做的善事。老爷子高兴起来，于是有了文章开头的那番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