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罗制的社会影响

　　孙娇

　　泰罗制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在客观上总是表现为若干个不同的社会形态的正向更替与转化。新旧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这就是社会转型。在社会整体性的进步中，没有相应的管理创新，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泰罗制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单从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泰罗制只不过是一组新的以生产作业为对象的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的集合。无论是工时研究、分工与专业化、标准化、员工培训、职能化组织设计，还是各种各样的效率工资，都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手段。但实际上，泰罗制不只是一种有关生产作业的管理方法与技术，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场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以管理方式的改进为切入点，生产的基本要素得以重组，社会达成了新的共识(即泰罗所谓的“心理革命”)，培育并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

　　以美国为例，在泰罗制被广泛推广的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外，职业经理人开始出现，构成了美国中产阶级新的中坚力量。从此，美国的所谓“白领”，由以律师、记者、医生为主体逐步转向以经理人员为主体。计划与执行的分离，使蓝领和白领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所有者退出经营管理，又使公司治理结构产生了重大变化。所有这些，正是由于泰罗制强调科学知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运用，用科学知识和相应的组织制度来规范和引导个人或集团的社会行为，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运行提供了新的整合方式。从此出发，泰罗制在企业经营体制上进行的微观变革，静悄悄地演变成为社会结构的宏观变革。在技术创新与社会变迁的互动过程中，管理创新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也许通过从微观上的管理体制的变革来实现社会结构的宏观上的变迁，社会进步的成本更小一些，社会结构转型的效果也更好一些。

　　泰罗制促进了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 泰罗制对社会主义的作用，是在列宁的倡导下展开的。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建立后不久，就主张把泰罗制移植过来。他说：“苏维埃共和国在这方面无论如何都要采用科学和技术上的一切宝贵成就。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应当在俄国研究和传播泰罗制，有系统的试行这种制度，并且使它适应下来。”(《列宁选集》第三卷，P511)。国家政权和泰罗制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管理形式——计划经济。

　　泰罗制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认为世界上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而可以通过科学的考察而预测出事物将来准确的发展方向。这种完全理性设计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又为国家的整体计划安排搭起巨大的平台。列宁认为，有计划的进行建设，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组织计算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按照泰罗制来运作，就可以实现国家经济机构的协调一致，形成按比例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模式。于是，苏联在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后，迅速走上了以五年计划为标志的泰罗式发展道路。甚至连五年计划的具体制定，都是聘请甘特的弟子沃尔特•波拉科夫为顾问来设计的。与美国不同的是，苏俄推行泰罗制，不是从微观层面来改进企业的管理模式，而是直接介入到国家的宏观层面，通过建立新的国家管理形式来直接实现社会的转型。如果说，泰罗制在美国是在一个个企业中发挥作用，进而将其影响扩展到社会，那么，在苏俄，泰罗制是把整个国家作为一个大工厂来实施管理。

　　泰罗制在两种社会的不同效应 泰罗制的推广，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在社会主义世界，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宏观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带来了相当的副作用。然而，在两种社会里，它的效应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泰罗制的推行使企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迎来了著名的“柯立芝繁荣”。然而，整体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使得快速提高的生产率孕育出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以生产过剩为标志大危机迅速爆发。1929～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恐慌之中。凡是推行泰罗制比较早也比较好的国家，恰恰最先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所受的破坏也最为严重。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泰罗制的根本缺陷。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泰罗制是在企业微观层面进行的，微观的计划性越强，单个企业内部越有组织性，整个社会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也就越剧烈。因而，西方各国所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如罗斯福新政，其基本思路就是在国家层面采用泰罗制的某些措施，在宏观经济上加强计划和组织性，加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

　　苏俄推行的计划经济，将泰罗制的理性思想发展到了极至。他们不但在国民经济大的发展方向上实行计划控制，规定农、轻、重的比例，规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而且政府通过最大限度地国有化、集体化，把微观经济主体纳入政府计划管理的范围，恰好又在微观层次上形成了缺乏自主权的经营机制。微观经济主体丧失了经济决策权和经营自主权，变成了执行政府经济计划的工具。国家就像一个大工厂，企业不过是国家这个大工厂的车间，它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等资源是由国家计划好的，它所生产的东西也由国家统购统销甚至统一调拨。微观经济主体反而不再需要泰罗制的周密设计和创新能力。最终，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是由具体企业实行泰罗制，而国家失控；社会主义是由国家整体实行泰罗制，而企业失效。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不无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泰罗制在创立后也影响到了中国。据许康的《80年前泰勒与中国学者的文字之交——科学管理法传入中国的源流探索之一》(《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5年第3期)记载，1914年，上海浦东人穆湘 就开始翻译《科学管理原理》，到1916年由中华书局以《工厂适用学理管理法》为名出版，泰罗当时翻译为戴乐尔。穆湘 在翻译过程中，还与泰罗、吉尔布雷斯书信往来，反复讨论，收益良多。这个穆氏译本，到1934年已经出了7版。可见，当时中国的学界还是十分敏锐的，能够与世界学术动向同步。但当时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工业落后，所以，泰罗的学说只能在学界引起共鸣，而不能在现实中发挥作用。中国真正开始关注泰罗，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事。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重视和总结泰罗制的效用，能够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选择提供重要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