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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贝克特
在故宫西北角的一条胡同里，每天都会有一些智力或身体上有缺陷的工人来到一个名叫“惠玲工作室”的小作坊制作手工艺品，他们通过向中外游人出售这些手工制品养家糊口。游客们也乐意购买这些能够帮助残疾人解决生计的物品。一个名为“勇往直前”的澳大利亚旅游公司每周都会带很多游客来到“惠玲工作室”，他们在这里吃中国饺子，看中国戏曲
表演，还能够体验一下用毛笔写方块字的感觉。“勇往直前”的创建者们成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初衷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的残疾人伸出援助之手。然而，制作小手工艺品的收入仅仅能让“惠玲工作室”的人们吃饱肚子而已，这些残疾人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工作，用更多的贡献表明自己的能力。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真正融入现代社会，不希望被人们看作是没指望的人。让这些智力或者身体有障碍的人群得到社会归属感是现代城市的一项艰巨任务，让就业市场竞争激烈或失业率较高的国家来为残疾人创造好的就业环境也确实非常艰难。
如果没有像澳大利亚这家旅游公司或给“惠玲工作室”提供桌椅板凳的瑞典宜家家具公司的存在，“惠玲工作室”的残疾人就基本上没有机会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如果缺乏社会网络的连接，这个作坊很可能会被强大的竞争挤垮。这两个公司成为“惠玲工作室”的赞助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同样也是中国社会的赞助者。
中国政府也已经认识到企业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中国企业最为关心的只是生物多样性、二氧化碳排放、土地利用和能源效率。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环境问题，而不是关于人和社会群体的问题。政府应该激励企业走进当地人们的生活，帮助当地有困难的人们。
中国经济战略是滴流过滤式的，财富从很少的上层阶级缓慢地向下渗漏。到今天为止，这种滴流过滤式的分配方式还是相当成功的，但如果更多的企业而不是个人来提供这些可以滴流渗入的财富，则会使中国未来更加美好。
去年在印度，相机制造业的“世界领袖”佳能公司为新德里附近的古尔岗的一所中学贡献了多台电脑，2004年10月通用电气公司启动了2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救助资金，目的是帮助非洲改善卫生条件。从2000年以来，比尔·盖茨，微软的亿万富翁，为提高美国和国际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条件捐助了100亿美元。
在中国，2002年，大连万达集团的负责人王建林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捐助了1000万人民币。其中800万捐赠给了大连大学。荣海所创办的海星集团在西安交通大学建立了一个奖学金基金，并且为“陕西省济困助学委员会”资助了50万人民币。
这些仅仅是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回馈国家的众多例子中的几个，这个捐助名单应该更长。
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这样的：企业在社会中成长发展，并获得利润。如果提供捐助，企业在社会中就会更有亲和力，这与公司形象和声誉的提高息息相关。这样，有着良好声誉的公司就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利润，然后这些公司也将更多的回报社会，达到良性循环。这才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背后的真正意义。
跨国大公司为企业社会责任已经铺了很长一段路，但是成功的中国企业似乎还在拖着尾巴，更多的中国公司应该开始更多的参与当地的社会建设项目，提高企业所在地区的社会凝聚力。如果企业不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甚至偷税漏税，那么税制改革就应当增加一些合理的条款，减少那些为社会捐助大量资金的公司的课税。倘若能够激励更多企业或者个人将财富投入社会中，将会减轻政府现在的重担，而且还会复兴社会福利；倘若财富流动的程度能更大一些，更多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比如残疾人，就会生活得更幸福。
(作者系《华盛顿邮报》社论编辑，本文由张烜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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