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已无德鲁克

　　文/王义高

　　2005年11月11日，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在加利福尼亚他家中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对于他的去世，全世界管理学界都惊恸不已。人们不得不要重新思考：在德鲁克走了 之后，谁在今后替代我们思考管理？再也没有德鲁克了，中国会不会诞生德鲁克式的管理学者呢？

　　德鲁克对管理学的贡献是什么？

　　在学术界，很少有人能够享有开创一门学科的殊荣。作为公认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对此殊荣当之无愧。1954年11月6日是管理学界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德鲁克出版了他的《管理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书，正是该书的出版，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从此诞生了。在此之前没有一部著作向从事管理的人们解释管理学，更没有一部著作向管理者和企业家传播管理。

　　德鲁克在他自己的《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贡献》一文中说：

　　——早在60年代，我就认识到管理已经成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器官和功能。

　　——管理不仅是“企业管理”，而且是所有现代社会机构的管理器官，尽管管理一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企业。

　　——我创造了管理这门学科。

　　——我围绕着人与权力、价值观、结构和方式来研究管理学科，尤其是围绕着责任。管理学科是把管理当作一门真正的综合艺术。

　　德鲁克之所以把管理学比喻成一种器官，是要赋予组织机构以生命、动力和动态的实践学科。没有机构就不会有管理，但是一个机构如果没有管理也是一群乌合之众。

　　按德鲁克对管理的定义，管理是我们社会特别是工商业中领导、指挥、决策的器官，是一种普遍的职能，我们需要用管理这个器官来驱动全体器官的有机运行，这种定义就是我们所说的组织机制。

　　在德鲁克的管理思想中对管理人员的责任、员工的责任以及企业和企业家的责任谈论得很多。而责任的缺失正是社会分崩离析的主要根源。

　　德鲁克在他的《新现实》一书中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称管理为一门综合艺术，“综合”涉及基本原理，智慧和领导力，“艺术”是因为管理要在实践中应用，在组织中发挥作用。“综合艺术”体现了管理和协调的关系。

　　从德鲁克1939出版他的第一本书起，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40部著作，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其中许多是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

　　在当今管理学界，管理的新思想就像时装流行变化一样，每隔几年就有新思想闪亮登场，流行一段时间之后就黯然退场。但德鲁克的思想地位却不可动摇。首先是公认的原创性。著名的“商业哲学家”查尔斯·汉迪在《大师论大师》一书中这样说：“凡是现在当红的管理概念，德鲁克大多讨论过了”。在1945年的《企业的概念》，这是他在通用汽车公司“蹲点”调研的结果。在此之前，没有一本书研究过一个大型公司是如何运行的，在通用公司，德鲁克发现了“管理半径”学论。他认为，管理一旦超出特定的半径就不再有效, 大型公司的CEO如何实现有效的管理，实际上，CEO只管理很少的几个人和事。大公司是由一个管理半径有限的人通过层层分权和授权来进行管理的。所以，是德鲁克告诉我们发现了管理大型组织的秘密，理解了管理中分权和授权的必要性。大公司的千军万马不是由一个人在指挥，而是在一个特定的机制内传递责任，并相互负责的流程。

　　那么到底如何管理才最有效，这是德鲁克接下来要弄清楚的问题。管理对企业来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企业通过创造出新的产品来创造营销。我们为企业家所要做的就是，也是任何人成立一家公司，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谁是我们的顾客？德鲁克说通过创新为客户创造独特的可持续的客户价值是企业做到了“正确的事”，即使你知道这正确的事是什么，也不一定真正为客户创造价值，如何没有切实的执行，企业仍然无法做到使顾客的需求得到满足。德鲁克说：“一个好的规划，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实施，它就只是一个梦而已”。按德鲁克的定义，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区别在于“领导者做正确事”——决策；管理者是“正确地做事”——实施。

　　虽然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但我们仍然要管理学

　　在德鲁克走了之后，谁在今后替代我们思考管理，美国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大师50人》一书中写道：在德鲁克在世的时候，管理学者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思考或面对他的书中没有写到的问题继续思考。

　　当德鲁克在世时，德鲁克的后继者已经排成了队，他们更年轻，更有商业头脑，更富有，但是当德鲁克真正去世以后，他们发现，再也没有德鲁克了，再也没有人像德鲁克一样能够把复杂的管理学命题用如此通俗市井的语言表达出来，让管理学成为大众的工具。无论在管理学界还是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如何解释和传播学问的偏见而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美国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的经济顾问、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说，“要把经济学问题写得谁都看不懂那很容易”。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见到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之后说，“他怎么是个经济学家，他应该成为数学家”。

　　许多当今有名的CEO都受到了德鲁克思想的影响。当年，杰克·韦尔奇刚刚出任通用电气CEO时，他向德鲁克咨询有关企业成长的课题，德鲁克给他一个简单的命题，假如你是投资人，你会投资通用公司哪些事业？这个问题给韦尔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来韦尔奇做出了著名的战略决策。通用旗下的每个事业，都要成为市场的领导者，“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否则就卖掉，退出市场”。通用的“核心理念”就来自于德鲁克的思想。

　　德鲁克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管理思想家，还因为他一生都在考问一个问题：“企业是什么？”当1992年《华尔街日报》在一次采访中，他再一次提醒说：“企业界到现在还没有理解它”。他举了一个鞋匠的例子，世界上之所以需要鞋匠，是因为人们需要鞋，而不是鞋匠需要钱。

　　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再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传播思想了。

　　德鲁克，他一生都在为大公司服务，研究大公司所发生的问题。但他自己的机构却只有一台打字机，一个书桌，而从来没有秘书，他半辈子住在一个小城镇上，似乎是为了抵抗商业机构对他思想的侵扰。当德鲁克在别人向他发出各种邀请时，他在回函的明信片背后印刷上他的歉意：我“万分感谢你们对我的热心关注，但我不能：投稿和写序；点评手稿或书作；参与专题小组和专题论文集；参与任何形式的委员会和董事会；回复问卷调查，接受采访和出现在电台或电视台”。

　　在一个充斥着狂妄自大、学术态度傲慢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的能够抵御商业侵蚀的原创管理思想家。

　　再也不会有人像德鲁克那样说话了。今天的商业思想都已经被包装成一个个高附加值的商品。包括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学术研究——传媒发布——出版——各种各样的会议，像一个个的“生产链”，环环相扣，紧紧相连在制造管理学思想。管理学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已经不是为了管理本身而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当教授或者是赚钱的道具。在这样一个商业化循环运作中，出版商和媒体推动着无所不能的所谓“管理大师”的产生，这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的诉求需要不断地推出管理的“新思想”，就像时装公司需要推出模特一样，传媒不会为你免费做时装广告，但乐意包装模特，电视传媒体是为了推出“美人”才推出时装。管理学思想的创立和知识的传遍，这个行业显然现在主要是由大学商学院占领的，既然如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说：“如果我们商学院不能创造思想，我们拿什么来武装我们的企业家”？商学院什么时候思考过自己的责任，我们的商学院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创造和传播管理学知识呢？

　　遗憾的是，我们的商学院并没有创造企业真正需要的管理学新思想，那些经过媒体包装的管理知识的传播方式，大多是叫企业做这做那，那实际上是商业咨询公司的需要，没有多少人乐意无私地帮助企业家的成长，大多数人关心企业家的方式，只不过是在他们失败以后，做些事后诸葛亮式的评论和案例引用，或者是把他们当作笑料。这就是我们今天管理学界的现状。

　　再也没有人会像德鲁克那样思考问题了。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我们今天的管理学思想都太浅白，缺少实践验证而成为思想，管理学家认为管理学开发周期太长，而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自我表现的价值，获得超额的利润回报。所以我们更多的管理思想将以快餐的方式出现，以此来获得社会的承认，这是我们和德鲁克不同的地方。

　　一个叫迈克·唐纳德的美国人曾经制作过题为：1950-1995年管理浪潮的流行曲线的图表，结果：在过去的45年间，出现过34种理论和潮流，从50年代的“决策树”(Decision Tree)到90年代的“标准检查”，在头20年里只有9次出现了管理浪潮，其余的全部集中在1980年至1995年的15年间里，除了--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流程再造(Reengineering)和标准检查(Standard Inspection)这三个管理思潮外，没有哪个理论持续的时间超过一年或二年以上。

　　创造“7S战略”(7 Factor Strategy)的著名管理学家理查德·帕斯卡曾经举过一个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说明在现实中，让人们接受管理学思想是相当困难的。

　　再也不会有德鲁克了，在未来的50年里管理学界要取得德鲁克式的成功是相当困难的。当代的管理思想产生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像“快餐”，越来越像做“八股文”。管理金钱的机构，只把经费分配给那些同数字公式写作的学者，而不会把钱拨给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学者，拨给那些深入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者。再也没有德鲁克了！因为德鲁克提出的管理学思想是由他亲自提出而又由自己亲自目睹最后亲自得到证实的思想，他目睹了他的预言得到证实。别的不说，他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恐怕没有几个管理学家可以活到95年的高龄，任何人想要超过了德鲁克年龄就困难到了极点，可是他一直到88岁的高龄才放下他的教鞭。

　　管理学家要做到德鲁克那样，他要求一个人在45岁以前就完成他的成名之作，接着在今后的50年里不断有新思想诞生。每隔一年半的时间要出版一本新著作，每隔五年就要把《莎士比亚全集》从头到尾读一篇。最为重要的是，不能为任何商业行为、名利和虚荣所诱惑。可是谁有这样的勇气、机遇和不折不挠的精神呢？

　　企业界如何看待德鲁克

　　还有许多人没有听说过德鲁克这个人的名字，但没有人不知道德鲁克的管理思想。1950年，德鲁克和他的父亲一起去拜访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早已誉满全球的66岁的，创新理论的开拓者熊彼德时，熊彼德希望有人记住他，德鲁克感觉到如何要让别人记住你的名字，有效的方法是“让别人的生命因你而有所不同”，这样才值得让人回忆你。我们不是德鲁克，永远都不是，但是作为管理学者，我们以什么样的方法让别人(或者企业)的生活因你的管理学知识给人的帮助而有所不同呢？

　　中国家电巨头海尔公司的张瑞敏把德鲁克的著作比喻为“迷失方向的灯塔”，他把德鲁克的“目标管理”思想作为海尔的管理模式。

　　美国通用公司的CEO，被中国企业家们奉若神灵的世界第一职业经理人，杰克·韦尔奇说，他的成功得益于德鲁克的指导。

　　英特尔公司的CEO安迪·格鲁夫说：“德鲁克是我的英雄。他以无比清晰的逻辑思考、写作，绝对不同于那些浑水摸鱼、专搞流行理论的学术贩子”。

　　已退休的

可口可乐前总裁奇奥夫说：“德鲁克清理了我的脑袋。每次和他开完会，他都会提醒我——不要告诉我，你对这次会议有多满意。只要告诉我，下周你会采取哪些和以往不同的行动。”

　　微软公司是否需要管理？当记者问到比尔·盖茨都读哪些经营管理的书籍，他答道：“除了彼得·德鲁克的书外，还有哪些书我可以看呢？”

　　早在1982年多年过去了，我们说，在中国有多少企业学过德鲁克的著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管理学家又有谁能够摆脱德鲁克思想的影响而建立卓越的企业组织理论而赢得成功呢？

　　改革开放中国创造出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他们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是机遇所造就的，而非植根于强大的组织能力的管理，中国的企业成功有许多偶然性，但未必有必然性。换句话说，不是他们太优秀，而是其他同行业的公司太烂了。

　　中国的企业仍然在不厌其烦地强调竞争战略对赢得市场的作用，企业家勇猛过人，成本拼杀，像中国航空油料(新加坡)公司已经赢得了中国航空油料98%的市场，但是，陈久霖在西方经济的商业法则模式下，开展衍生交易，损失5.5亿美元(约合50亿人民币)。我们熟悉的美国戴尔公司是用“模式创新”击败了IBM这个世界蓝色巨人，戴尔模式再次给中国企业上了一课，什么叫创新，什么叫管理。当沃尔玛、可口可乐、戴尔和中国公司同场竞技的时候，中国企业就无法回避“管理也是生产力”这一命题了。在我们面对众多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的实际应用中，德鲁克犹如一面镜子，我们只能和企业家一同来审视我们企业的缺点和存在的问题，但企业真的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无法负责任地为企业和组织指明前进的方向。

　　再也没有德鲁克了！但是，中国会不会诞生德鲁克式的管理学者呢？按德鲁克的话来说：管理学家是不能进口的，中国要培养自己的管理学家完全是可能的。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思量一下，在德鲁克之后，如果中国产生不了德鲁克式的管理学家，那么，会是什么因素影响中国的管理学者的产生呢？这个命题无疑留给了管理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