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原动者企业家们

　　马辉

　　熊彼特把企业家称为市场经济的“原动者”，在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二十多年来,推动这一经济历程的市场力量很难简单的用 “企业家”来概括，只是这一个群体本身存在容易让人忽视却存在本质差异背景。

　　在中国有60岁要像政府官员一样离职的长虹倪润峰，有三九集团创始人赵新先因“年龄问题”离职的企业家。中信泰富的荣智健今年62岁了，香港富华陈丽华也是62岁，他们和同为企业家的倪润峰、赵新先的道路大相径庭。虽然从本质上讲，企业家是“能将资源变成财富的人”，但拥不拥有资产将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们隐蔽的区分开来，这一差别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行为。

　　长期以来，80年代前出生的一代人中对在“工人”、“农民”、“干部”等身份的认识都非常深刻，“工人(农民)企业家”“工人作家”“农民画家”都是经常听到的新闻名词，但都不如“国家干部”一样有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话语权优势。

　　在我们倡导市场经济的主体中，国有企业家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国家干部”。有两种矛盾的力量在左右这类企业家的管理和经营决策和经营动力--政府经济职能部门和市场，这一矛盾也延伸成为国有企业家们面临的最大困惑和矛盾的根源。

　　民营企业家们曾经又称为“工人(农民)企业家”，这类企业家多数出身寒门，他们企业发展的历史是他们的创业史，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创业

神话史，我们乐于谈及的“第一桶金，往往只在这些企业家中才找到影子。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国有企业家20多年来走过的历程(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政策改革的历程)，但是，无论对国有企业家的称呼、权力范围如何改变，始终不能动摇国有企业家类似政府

公务员的使命，众多的国有企业家们在这一特殊的身份下反复的徘徊调换角色，这一身份也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变得重要，以至于成为决策的出发点。

　　国有企业家始于1984年，这一年，中国改革真正开始向城市推进。这时，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开始第一次转型：从厂长到经理的升华。这些国有企业的经理们是中国政府“四化”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的结果，这一时期的企业家多数还有浓厚的干部气息，在后来若干年中很多一部分也重新回到政府部门。

　　从1992年～2000年这段期间，各行各业国企的管理和竞争的焦点从产品技术改造转向了市场营销，国有企业中一大批营销能力突出、管理力度大、执行能力强的年轻人，逐步走上领导岗位。在这个阶段，中国市场从短缺经济向相对过剩经济转型，产品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型，各个细分市场的发展空间相当巨大；在这个阶段，国有企业的旺败兴衰主要取决于管理力度，这一时期的企业家真正开始成为政府的“职业经理人”。

　　2000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加快，改革的领域开始触及敏感的国有企业股权，部分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对管理层创造的增量资产的分配和股权认购。从而使部分幸运的国有企业家成为财富的新贵(如TCL李东生)，而这变迁是中国以更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经济，与赋予每个公民以更多的空间以激发其创造性的实践。 部分国有企业家开始成为拥有产权的企业家，而这一特点开始向民营企业家靠近。

　　国有企业家的诞生源于社会理想实现的需要，企业家们从开始就肩负着对社会的责任。而民营企业家的诞生则源于更为原始的个体欲望和生存需要，自发的原始的在政策的变更和社会的怀疑、排斥、认可、鼓励中发展壮大。“走尽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那些我们的企业明星，或者虽掌控强大企业但出于种种考虑，仍然十分低调的企业家们，其创业成功的背后无不隐藏着故事。

　　关于企业家的远景，惠普公司的创业者威廉·惠列说：“回顾一生，我最自傲的，很可能是协助创设一家以价值观、做事方法和成就、对世界各地企业管理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公司，我特别自傲的是，留下一个可以永续经营、可以在我百年之后恒久继续作为的典范组织。” 或许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们渴望可以这样告诉自己，也或许在中国背景下的企业家们，有着不同的理想或者更擅长设计理想化的目标，至少，国有企业家们不会只满足于对管理哲学和单个组织的贡献。他们在诞生之初就因为对社会财富的责任和对政府的承诺。他们的目标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和这些有关。

　　民营企业家们似乎更加实际，至少他们的下一代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背后不断出现象李兆会、鲁伟鼎、刘畅这样的名字。当然，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民营企业家对于社会的贡献同业丝毫不逊与国有企业家。

　　但是，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国有企业家，社会似乎对这个“精英”群体有着更高的期望。“第十届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调查结果发布暨研讨会”，公布对3539位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其中关于我国企业家数量和素质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企业家队伍“数量充足”与“素质高”的认可率分别只有13.3%与10.1%，而认为企业家队伍“数量缺乏”与“素质低”的分别占62%与40%。要求企业家素质的提高成为社会普遍的声音。

　　然而，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管理水平和“素质”的高低都不是衡量是否成为企业家的标准。我们不必因为企业家的素质没有达到某种主观的要求而失望。现在某些民营企业家的观念和素质并不是很差，至少是能迅速跟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甚至在领导者某一个产业，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毕竟经营着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即使出现了仰融、杨斌、周正毅、钱永伟及许培新)。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崇尚财富并致力于创造财富，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的财富。

    (供稿：道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