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党纪治理

　　程骞

　　武汉大学[微博]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虽然国民党号称以党治国，但其在事实上却并没有对政府形成直接的党治。这样的情形使得担任公职的国民党员并不恐惧党内处分，党纪党规也便形如具文

　　1924年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党制体系其实是在苏共顾问鲍罗廷的影响之下建立起来的。通过借鉴苏共的模板，国民党从原来的松散状态被改造成组织严密的现代政党。国民党在总章中规定党员必须恪守党章、服从决议、严守秘密，并且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纪治理的机关。

　　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设有5名正式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其权力包括党纪审议、党政考核和财务稽核三个方面。为了执行职权，国民党先后制定了《中央监委会组织法》《各级监察委员会或监察委员审查党务通则》《稽核条例》等规范。而对于违反党纪的党员，监察委员会则可采取警告、停止党权、短期开除党籍和永远开除党籍等惩罚措施。

　　为了辅助党纪监察工作的开展，国民党还曾设立党员监察网制度。党员监察网分布广泛，直接隶属于各个县级党部，基层各区均设有监察员。监察员对于属地党员的言行情况有秘密调查之责，如果党员“对于党纪党德有不当之言行”，则可进行规勉；如果党员有“背叛主义、违反决令、不遵守纪律”等严重违纪行为，则应密报县监察委员会。

　　为了使监察网有效运行，国民党规定监察员的姓名应当保密，不能向遭到检举的违纪党员披露。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监察员公器私用，国民党也规定对于党员的违纪情形进行“复式考察”，两相应证，以保准确。如果查出监察员诬陷党员，则将对监察员施加惩罚。

　　翻看档案材料，国民党党员受到党纪处罚的理由五花八门：违反工作纪律的，如放弃职责、轻视党务、工作疏懈等；违反组织纪律的，如操纵选举、侮辱上级、陷害同志、不出席总理纪念周及党员大会等；违反廉洁纪律的，如亏欠公款、短报公款、私用公款、诈索民财等。这些违纪行为均可能带来警告或停止党权的处分。

　　而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所面临的处罚则要严重的得多。比如，清党时期的“涉嫌通共”“附逆勾结”，抗日时期的“擅自参加伪组织”，都构成开除党籍的条件。

　　然而，国民党的党纪监察并没有达到其所预期的效果。在中央，中央监察委员虽然均由党内元老出任，但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却一直得不到伸张，尤其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比长期处于权力格局的边缘。中央监察委员会内部也是人浮于事、纪律松懈、效率低下。比如，长期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就曾批评：“领导者无力，工作人员亦不用功，于是所谈空泛，毫无实际，甚至毫无常识。去年终竟有小组会谈决定不作工作之表示，如此委靡，再不振作，实无以见人。”

　　在地方上，国民党基层组织疲软，使得基层党纪治理近于瘫痪。1946年贺岳僧在《如何推进党的革新运动》一文中指出：“这十年以来，县以下的各级党部，可以说在事实上完全陷于睡眠状态。这些党部一点也没有权力，毫不解决问题，同时在事实上也没有建议与弹劾之权。它的一切决议呈送到上级党部去之后，照例的是石沉大海，消息全无。”

　　此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即使国民党员因为违反党纪而接受了党内的处分，这也不影响他们在公职机关中的工作与职业发展。虽然国民党号称以党治国，但其在事实上却并没有对政府形成直接的党治。这样的情形使得担任公职的国民党员并不恐惧党内处分，党纪党规也便形如具文。

　　党纪的败坏和涣散是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而要切实地整肃党纪，就需要从中央到基层形成公正、有效的监察系统，使规定于纸面的党纪落于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