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峰

　　（中国科学院教授、财经作家）

　　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很大。 这种分歧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最高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纷争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战略性选择。 就在2014年11月初习总书记于APEC会议国际场合，全面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之后一个月，美国高盛集团在12月8日公布的报告中预测：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6.7%，将被印度经济增速持续超越。 由于这份报告向全球传递了中国经济增速将持续放缓至7%以下，中国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解读，给外界以“唱空中国”之感，因此国内主流媒体纷纷对高盛表示不满。 笔者以为，我们大可不必为一份金融机构的报告而介怀，高盛的报告恰恰应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是多少，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依靠什么路径实现增长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从而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更加清晰而具体的认识。 过渡期还是“新常态” 要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旧常态”。自1992年至2007年的16年里，中国主要通过压低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依靠外需拉动，实现年均增速超过10%以上的双位数高速增长。这种增长模式所积累的矛盾和风险在此不作赘述。 与“旧常态”相比，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通过科技创新，依靠城市化所释放的内需拉动，实现长期中高速增长。如果说10%以上的双位数是高速增速，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多少呢？ 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6%至7%就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速。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不可否认，2010年至2013年，中国GDP增速从10.4%持续下滑至7.7%，2014年和2015年经济增速预计仍将下滑，分别为7.4%和7.1%，如果政策应对不当，经济增速跌至7%以下也并非没有可能。但从2010年至今，中国经济下滑恰恰是由于外需下滑、出口疲软抑制投资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内需并未得到充分释放，无法代替外需拉动投资增长而造成的。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从2011年的56.5%连续下降至2013年的5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2011年的17.15%连续下降至2013年的13.08%。与之对应的是，城镇居民可支配人均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14.13%连续下降至2013年的9.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21.86%连续下降至2013年的-9.11%。 由此可见，6%至7%甚至更低的经济增速只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旧常态”难以为继，“新常态”又尚未步入正轨时转型期的一种暂时性的低迷表现，并非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的合理反映。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如果以发达国家70%以上的城镇化率为目标，按照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的速度，中国还有20年的发展期。“新常态”下，城镇化将充分释放内需，支持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继续中高速增长。 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 虽然从人均收入水平看中国已经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但由于存在“城乡二元结构”，8亿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直到2011年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到2013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尚不足15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微博]2008年公布的收入分组标准衡量，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处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材保有量为1吨，人均发电量为1500瓦。 而中国当前仅有10亿吨钢铁产能，8亿吨钢铁产量，全国发电装机容量为12.47亿千瓦，如果按照15亿人口计算，中国人均钢材保有量仅为500公斤，人均发电量仅为800瓦，离发达国家相距甚远。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将8亿农村居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就是中国内需最深厚的动力源泉。 在消费方面，201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8895.9元人民币，不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26955.1元人民币的1/3。如果通过未来20年的城镇化，将8亿农民的人均收入提高到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那么未来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3.78万亿元人民币）至少累计增长75%，增长总额约为18万亿，平均每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9000亿元人民币。 在投资方面，每增加1个城镇人口至少可带动1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如果在未来20年增加8亿城镇人口，至少可以带动80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加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从2000年至2010年的11年间，中国年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以上，而同期每年新增需求，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额平均约为4万亿元人民币。未来20年将8亿农村人口城镇化，仅在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方面就能释放近5万亿的新增需求，无论外需环境有多恶劣，即使出口总额从当前8万亿下降一半至4万亿，中国仍能达到每年约9万亿的新增需求，这足以支撑中国在未来20年以年均9%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 笔者以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未来20年在信息化、新能源环保和生物医学三个领域的科技创新驱动下，通过城镇化释放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仍具有8%至10%的经济增长潜力。 虽然不必对高盛的“唱空”过于较真，但是我们确实应该防范国际资本通过其在中国的代言人以所谓经济学家的身份，扰乱我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认识，甚至诱导决策层采取不恰当的金融经济政策“做空”中国经济。这种担忧并非是杞人忧天，例如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的冲刺阶段，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都迫切需要金融支持。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却因为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及美元的走强，面临通货紧缩风险。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正确认识宏观经济形势，选择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确保中国在战略机遇期中能够抓住机遇，实现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正是我们要深化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认识的必要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