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指出：“真正可靠、效果无疑的治理方式，是通过深化改革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长效机制。他说：

　　治理雾霾先要搞清楚雾霾的成因是什么，虽然这还需要大量科研分析，但基本判断已经可以作出，即它明显与中国国情中如下几个要点紧密相关：第一，中国约94%的人口聚居在仅占43%左右国土面积的黑河—腾冲线(亦称“胡焕庸线”)的东南方，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压力呈现“半壁压强型”；第二，中国基础能源主要是储量丰富的煤炭。目前全国电力供应中约80%是需要烧煤的火电，而煤的清洁化难度高，大气污染等负面效应突出；第三，前几十年，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形成了重化工业支撑的超常规、粗放式、外延型快速发展模式，单位GDP能耗系数高，污染因素高度集中而难以有效化解。这些情况可称为中国能源—环境压力方面的“三重叠加”，也是在解决雾霾问题时辩证治理、对症下药强调结构优化、供给管理的客观依据。

　　在这“三重叠加”中，除了人口分布、自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特征等基本上不可选择的因素，还有可塑性强的制度机制因素，后者存在的缺陷对于雾霾等环境问题的产生难辞其咎。煤、电、油等的价格形成机制以及能源耗用相关的制度安排存在明显问题，形成了资源粗放利用的不良传导链条。在“从煤到电”(又会传导到众多产品)的产业链上，一直存在严重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助长了粗放浪费乃至挥霍、与节能降耗背道而驰的增长模式和消费习惯。社会主体大多没有真正把节电、节水、节油当回事儿，而这些实际上就是节煤降污减排，就是抑制和减少雾霾。

　　这些年来，政府在节能降耗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选择式“关停并转”，操作空间有限，仅适合为数不多的大型企业；以法规划定准入技术标准的“正面清单”方式，理论上适用于中小企业，但难免产生防不胜防的“人情因素”和设租寻租，出现种种扭曲和不公，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真正可靠、效果无疑的治理方式，是通过深化改革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长效机制。通过经济杠杆，让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市场竞争真正优胜劣汰，把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蓝天碧水和清新空气。这种杠杆调节一是全面的，即产业链上全覆盖；二是“内生的”，即生产者、消费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产生节能降耗的动力；三是长效的，即是可持续、可预期的。

　　彻底解决雾霾问题，必须抓住可塑、可选择的机制与制度安排问题不放。有必要从资源税等改革切入，推动煤、电价格和相关产业部门系统化改革，进而推动完善地方税体系和税收制度的新一轮税、价、财联动改革。这一问题过去已被广泛关注和讨论，还亟须在联动改革上形成“路线图”、“时间表”和可行性方案设计。

　　2014年12月1日起，全国煤炭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这正是新一轮税、价、财联动改革的关键起点。抓住中国煤炭市场价格走低的宝贵时间窗口，将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机制覆盖到煤炭，将有望进一步理顺中国基础能源比价关系，冲破利益固化藩篱，使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能源资源价格，成为一只威力巨大的看不见的手，促使全国6000多万市场主体和13亿多居民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积极主动地节能降耗。那时，企业会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家庭和个人会注重节水节电，减少浪费。

　　政府除了做好改革顶层设计、建好企业优胜劣汰机制，还应更多关心群众生活。当能源资源比价关系的变化传导到最终消费品时，应及时适度提高低保标准，使低收入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同时，应做好宣传工作，引导人们自觉调整消费习惯，践行低碳生活。(本刊记者艾亚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