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路阳 李留宇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间，《国际融资》杂志记者独家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国际金融专家张赛娥女士。采访中，她对中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带一路”构想、人民币汇率波动、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要保持稳定增长，应更注意细节和质量，并为企业营造诚信、公平的环境。谈及对“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她认为，国家可借鉴香港的经验，并加强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之间的融合，使经济转型事半功倍。

　　创业、创新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机会

　　记者：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下行压力，有观点认为，通缩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有哪些？

　　张赛娥：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出通缩发生，但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经济下行的危机。首先是总体商品供应充足，其次是各经济体经济下滑导致需求减少，这两方面造成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并导致商品价格下跌，这就带来了通缩的可能。另外，由于大家还未看清未来的经济走势，在投资和消费上就比较谨慎，资金的周转率也就大大降低。

　　2014年中国进出口总量只增长了2.3%，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也连续多年低于3%，中国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中共中央八项规定对高端消费的影响，房地产的下滑等等，201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显著减少。所以，2014年中国的GDP还能保持7.4%的增长是很不容易的。

　　记者：您认为，中国该如何保持经济活力并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张赛娥：中国正朝着“小政府、大市场”的方向去改革，这是好事儿，也是值得鼓励的。政府应该鼓励并发动九亿劳动力的积极性，让大家能够看清目前存在的问题，并鼓励创业、创新，中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应更注意细节和质量，避免像过去那样的粗放型发展。以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一定会创造出很多新的亮点。

　　我们鼓励创业，但一定要让创业者明白，创业是一条很艰苦的道路，不是想创业就一定能成功。以往的统计数据显示，90%的新创企业都是失败的，所以，在创业之前，创业者一定要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此外，我们还要鼓励创新，比如金融行业近年来就有很多创新，但在这方面我们也要加强管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对于政府而言，在简政放权，给民间更多创业空间之后，也不应太冒进，不必刻意指出哪些行业会是新亮点。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很多技术都可以应用到生活、生产、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很多行业都有发展潜力。

　　记者：那么，我们应如何鼓励和支持创业、创新？

　　张赛娥：政府应该在税收上给创业企业更多的扶持，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并完善相关机制，在行政审批流程上给予一定的便利，减少企业来回奔波，让企业专心做好自己的主业。同时，我们也要帮助初创企业提升管理等方面的相关经验。比如IT行业，一些创业者即使有了资金，但除了自身专业外，在人事、内勤等其它方面都缺乏经验，这就需要有孵化器和顾问服务来帮助他们，尤其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提出相关建议，指导创业者把企业管好。一些微型企业，可能没有能力请专家来指导，政府就应该通过一些服务机构提供帮助。

　　从政府角度，应集思广益，增强创业者的动力和创新力，并适当提供帮助和推进。从社会角度，我们要容许创新的失败，容许创业者有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想法和做法，与其指手画脚或是笑话他们，不如默默地支持他们，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有更多机会。

　　区域协调发展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记者：国家近期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这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哪些机遇？

　　张赛娥：“一带一路”是中国近年最重要的外交战略之一。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微博]后，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如今，中国在工业方面的工资及生产成本已经大幅上升，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生产成本已经优于我们，而美国也在大力推动生产自动化及各种创新生产方法，提高生产效率。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出口由以往的电子产品及服装，转型至“一带一路”的基本建设产品和服务，在时机及方向上的选择都是恰当的。

　　在美国金融海啸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信贷产生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带动。就目前来看，中国国内很多基建相关行业都有产能过剩问题，例如钢铁、水泥、电解铝及船舶业等。中国当下提出“一带一路”，可以发挥我们的长处帮助周边的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从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验看，我们的基建能够做得很好，不仅价格较低，而且在质量、性能等方面也有保障。通过购买或者自主研发，中国企业也掌握了很多核心技术，这使得我们的制造业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基建业是中等增值产业，可以吸纳劳动力，而且产业链很长，基建合约如果附带采购中国的钢铁、水泥及其它产品，将为中国创造很多商机，对国家经济基础有很大的稳定作用。

　　“一带一路”下的基建输出，将可以利用一些行业的过剩产能，降低资源闲置造成的经济浪费。一方面，由于产能过剩和规模效应，中国在物料方面有“硬件”优势；另一方面，中国在高铁、公路及水力发电等方面也有技术层面的“软件”优势。因此，基建输出应可带来额外的经济贡献，是中国经济转型往更高增值产业前的踏脚石。

　　记者：在“一带一路”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张赛娥：在实施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周边各国人民的想法，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疑虑。从务实的角度看，一些国家确实有大量基建需求，同时缺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要评估这些国家“缺乏资金”是因还是果，如果该国具备经济竞争力、人民具有拼博精神、社会及政治土壤有利，与中国经济有互补性，那么，提供资金兴建基建就能为双方带来回报。

　　在“一带一路”等过程中，我们还要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发现别国的优势，实现优势资源互补。我们应务实分析沿线各国的经济需要及互惠互利之处，同时配合文化差异的考虑，先易后难，就最有潜力的国家和项目加大推广，寻找经贸合作空间，强调中国可为友国带来的好处，淡化战略规划的味道，强调帮助周边国家和地区共同富裕并与我们一起实现共荣的愿望。这样一来，彼此间的隔阂就会减少，就不会出现中国威胁论、阴谋论等问题。所以说，“一带一路”是发展到一定瓶颈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突破口，可以使我们的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记者：您如何看待“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协同发展的举措？在这其中有哪些新的投资机会值得关注？

　　张赛娥：区域协同发展能发挥经济体量的优势，实现规模经济，如果我们能够将区域经济的优势发挥好，中国经济就能实现稳步增长。此外，各地区之间相互发挥自身的长处，把整个市场规模扩大并提升制造力，那么，经济力量也将得到扩大。我们应该鼓励各个地方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

　　改革开放前，我们只有一个“脑袋”，即只由中央考虑问题和做决定。而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全国人民能够共同考虑问题，大家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地方政府之间也有了竞争意识，所以才有今天的成绩。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为了地方的经济利益，就有可能发生恶性竞争。所以，中央现在鼓励发展区域经济是有好处的，能够避免恶性竞争，避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我希望在这一进程中，中央政府还能给予一定的指导，发挥地方各自的长处，让地方政府和企业能在各自的领域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良性发展。

　　营造诚信、公平的环境，将有利于企业发展

　　记者：中国的虚拟经济资金泛滥，但实体经济却资金短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张赛娥：我认为，凡事儿都应该有个度，过头了就不好，金融深化和虚拟经济也应该有个度。如果没有它们，企业依靠自身能力来发展是比较慢的，依靠它们的帮助才能够让企业发展得更快。但如果只是通过派生一些产品来玩金融游戏，则会带来危机，这就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一样。届时，政府也不知道量有多大，最终就引起金融海啸了。

　　在这方面，政府的责任就是做好监管，要掌握相关情况。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创新，不能一棍子将新的金融产品打死；但另一方面也要管住，可以采取登记备案等制度加以监管。政府相关官员自身也要接地气，掌握各方面的情况，民间热门做什么，政府应该要知道，才能把握好宏观政策。如果政府发布的政策总是自以为是，不能真正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就有可能影响到经济的增长。所以，政府官员不应该总坐在轿车里，而应该多坐坐地铁和公交，听听老百姓谈什么，培养自己的能力，这样政策的出台才有针对性和前瞻性。

　　此外，政府具有一定的公权力，再加上现在的信息技术和云计算等，只要用好这些工具就能很方便地掌握相关信息。当民间某些投资过热的时候，政府应该保持清醒，而太冷的时候则应该给予一定的刺激和推动。政府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记者：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被讨论了很多年，在您看来，有何方法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张赛娥：在融资难方面，我认为，应该首先解决的是诚信体系的建立，在今年的提案中我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中国的传统银行体系贷款通常须要以房地产抵押，这令很多没有固定资产的中小企业及个人难以获得融资，不利于有创意的企业及有才能的企业家发展事业。

　　最近，中国开始发展的网络银行，如微众银行，利用线上“刷脸”放贷，配合个人征信体系，这种做法与淘宝网[微博]信用评分的作用一样，可透过制度鼓励个人诚信，而且网络银行的“刷脸”比淘宝网的用户评分更进一步，个人关联度更高，相信效果会更佳，这值得大力推动及投放资源发展。其它金融机构及社会上其它领域，也可效法这种讲求合作和互信的商业模式。如果企业家有诚信，本本分分做生意，且生意是可行的，自然也会有投资人愿意投资。如果企业家不可靠或者生意不可行，自然就不会有人投资。

　　记者：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都已处在破产边缘，我们应该怎么做来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张赛娥：对于这问题，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要相信市场会自己调节，不适合市场的企业也不一定非要硬撑。虽然会有一些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或者其它种种原因熬不住而被淘汰，但也会有一批新的企业应运而生。

　　从政府角度而言，应该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但也不要过多干预，不要勉强地去扶持一些企业。举个例子，日本过去经济迷失了20年，原因就是政府一直在扶助“僵尸”企业，不让它们破产，这是不对的。正所谓不破不立，有时候我们需要破旧立新。当然，我们也不能让企业大面积破产，这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我们应该保持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自身经营不好或是环境、社会、行业出现了变化，自然就会使一些企业破产或转型。政府要做的则是构建良好的环境，保证货币畅通流动，让企业能够获得公平竞争和提升的空间。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将使人民币国际化更顺畅

　　记者：您如何评价近期央行[微博]降息、降准的动作？

　　张赛娥：目前，央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还称不上宽松，而是根据目前的市场环境进行调节。比如，近期中国CPI增速放缓，所以央行也不需要增发过多的货币。央行现在进行的是定向、定点调控，这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这就像是靶向治疗癌症一样，只把坏的细胞清除，不会破坏好细胞，我们不希望调控政策带有过多的刺激性。目前，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整总体上是比较有效的。

　　记者：近几个月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及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影响？

　　张赛娥：这一轮人民币汇率的降低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经济复苏较好，而且已经结束量化宽松。另一方面，中国为保出口竞争力，也不应该令人民币兑美元进一步升值。事实上，相比于其它货币，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涨幅还算是比较少的。如今，欧洲和日本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令欧元和日元贬值，人民币兑欧元、日元等货币仍是上涨的。然而，汇率的总体走势不是人为能控制的。近两年来，全球的投资人对中国经济并不太看好，认为中国房地产经济将会下滑和调整。另外，原来一些炒卖人民币的热钱也逃出了，因此，人民币下跌也就不奇怪了。但央行对人民币汇率并非放任不管，而是不轻易去干预，我们要相信市场自己能够调节，适当地进行微观的、有针对性的调整。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比预期要慢，如果人民币汇率稍微下跌一些，对我们的贸易是有好处的。近期材料和工业投入品的价格也开始下降或趋稳，不像2005年至2012年期间增长过快，这也使得出口企业的压力得到了缓解。此外，中国大部分的贸易结款还是以美元为主，所以人民币汇率下跌对出口而言总体还是有好处的。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人民币汇率下跌太多，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希望人民币币值能够相对稳定，不应过涨过跌。这样，大家对人民币的信心也会更强一些，各方以人民币作为定价货币或使用人民币交易的意愿就会加强，这对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的进出口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

　　张赛娥：人民币一旦国际化，人为干预的空间就会变得很少，但我们也不用过分关心汇率的涨跌，这是市场对一种货币币值的正常反应和看法，只要汇率波动不过分就可以。中国有很多外汇储备，从短期内看，可以应对一定的风险；而从中长期来看，货币的汇率主要依靠的是中国自身经济的增长。所以，要想人民币国际化更顺畅，中国需要给自己制定一个大目标，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对我们也是一种鞭策。

　　一个国家的币值只要能真实反映其经济表现，即使有炒家进入，他们也不会有太多的操作空间。如果从政策层面上过分插手，就会被炒家看到操作的空间和炒作的机会，反而容易引起波动。我们可以观察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于汇率也都是放开的，如果经济没有受到大幅的冲击，汇率也不会有过分的波动。

　　其实在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出现了轻微下跌，展望未来，我认为中国可以向市场发出信号，借用2014年人民币兑美元走势的案例，引导市场预期未来人民币汇率会大致维持稳定，一方面不会因升值而影响其它国家以人民币结算的意愿，另一方面不会因贬值而影响人民币的储值功能，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展望“十三五”，香港的经验可令中国大陆经济转型事半功倍

　　记者：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三五”规划，您有何建议？

　　张赛娥：中国过往的发展，一直倾向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好处是灵活变通，坏处是法治基础薄弱，令很多人有“浑水摸鱼”及“过河湿脚”的机会。虽然这的确让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却为整体社会带来沉重的成本和浪费。

　　如今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未来方向也可以考虑由粗放式的注重“量”，走向精细式的注重“质”。要达到这个结果，法治基础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法治基础包括多方面的领域，例如社会公义、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如垄断行业有否赚取超额利润)、金融运作的依法程度、商业社会的合约精神、各行各业是否按规则办事等等。我们需要在法制基础上加以改善，从而照顾到人民的需要。

　　记者：在法制基础和法制精神方面，香港一直有着优良的传统，在这方面香港有哪些经验能与我们分享？

　　张赛娥：在这方面，经过数十年的教育及社会风气的积累，香港人普遍有很强的法治精神，办事依照明确的规则和程序，这是香港各种高增值产业得以蓬勃发展的基础。香港的核心竞争优势，在于整体社会拥有相对公平的制度。香港的教师和医生不会收红包，因此即使较为贫穷的市民，也可以得到合理的教育和医疗服务；公务员按既定条例和准则审批项目，对事不对人；商业社会中，大家尊重合约精神，令各相关利益者在营商环境中有所依据。这些都实实在在地为香港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增加社会阶梯的流动性。

　　就此，国家可考虑进一步研究如何借鉴香港建立法治精神的经验，再配合国情，在大陆进行推广。至于“十三五”规划方面，我建议增加香港专业人士到内地工作的机会，令专业精神更有效地传播到大陆。因为专业精神同时意味着依照规则、不谋私利、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是法治精神的实践。中央政府应在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方面加强相关工作，除薪资外，在荣誉方面也可以给予优秀人才奖励，推举模范和典型，香港人一向就有优良的作风，再加上一定的鼓励，相信会有很多人能够成为改革的中流砥柱。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两代人40年的努力，因为法律意识不是一下就能改变的，需要慢慢学习，而且政府也要以身作则，并从教育、舆论等多方面进行引导。

　　记者：香港在金融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优势，在您看来，“十三五”期间，应如何加强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共赢？

　　张赛娥：香港在“十三五”规划中的另一个角色，是为国家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成熟的金融体制及配合各项基建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可以在两个方面上加强与内地之间的合作。

　　一方面，香港可以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及融资平台。香港人民币存款基础雄厚，配合人民币兑美元转弱，香港可定位为第三方使用离岸人民币服务的平台，鼓励新兴国家通过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香港也可以配合“一带一路”的战略，为国家对外投资“走出去”出力，强化作为国家对外投资战略平台的角色。因为香港和全球各地都有良好的经贸关系，可以作为国家与各地之间的融资及商贸平台，尤其是一些在商业文化、法制及社会文化方面与香港较接近的国家，香港可发挥桥梁作用。参考伦敦作为离岸美元中心的经验，香港也可作为我国的跳板，为人民币提供高流动性的货币市场，产生利率指标。这可以让人民币逐步迈向利率及汇率自由化，达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终极目标。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市场相融合。“沪港通”是大陆与香港股票市场互通的第一步，为迎接“沪港通”，香港兑换人民币的个人上限已取消，海外人士也可以透过香港这个窗口无上限地兑换人民币。但“沪港通”仍设有每日额度及总额度，未来时机成熟之时，也可撤销此额度限制。而且我们还开放资产类别，不限于股票，推动香港作为国家开放资本账的试验窗口，向人民币国际化及市场化的终极目标迈进。未来，内地与香港仍可探讨更多方面的合作及金融市场的融合，可考虑制定时间表及目标，加快融合。

　　香港可以在以上两个方面推动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及与国家金融发展的协调。在“十三五”规划中，国家发展如果可以借用香港的平台，将可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令经济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