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师：雪珥

　　本名蒋文胜，澳大利亚籍华人，澳大利亚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中国最早的财经专栏作家之一，至今已经出版10 部著作，其中，《国运1909》一书成为中央多个部门、央企及一些EMBA 课程的必读材料。

　　经商要学胡雪岩，做官要学曾国藩。胡雪岩，清末第一大富商，他虽未熟读诗书，却能既富又贵、名满天下，被后人封为“红顶商圣”；他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在赢得美名的同时，也得到了心灵的满足……

　　1876-1878年，华北地区曾爆发骇人的“三年灾害”，受灾人口过亿，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甚至出现“易子析骸”的惨剧，震撼整个世界。受灾最重的1877、1878两年，分别为农历的丁丑年、戊寅年，因此史称“丁戊奇荒”。

　　从来大灾必生大乱，但令国内外大跌眼镜的是，“丁戊奇荒”中除了局部地区的治安事件之外，灾区显示了罕见的宁静。其中，工商界、尤其是江南工商界的民间救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一改以往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提出了“跟踪济赈”的口号，主动深入到灾区腹地，就地救助，开创了中国民间救助的先河。在工商界引领、媒体推动下，奔赴华北救灾成为江南的群众性运动，甚至波及南洋、日本、美国，捐款捐粮一时蔚然成风，志愿者纷纷加入救助队前往华北，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谢绝了官方的任何奖励。

　　细究起来，在可歌可泣的救助背后，就有江南工商界基于自利的动机：“御灾民于江南之外”。此次灾情严重，初期灾民如潮而来，远及苏杭，已经造成了江南社会物价飞扬、治安动荡、民怨沸腾，这无论对江南的“小局”还是国家的“大局”，都极为不利。江南政界及工商界最初竭力强化在苏北等江南的北部“边境”上的救济力度，希望能将难民潮羁留于此，但效果仍不理想。随后，工商界达成共识，只有深入灾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难民潮。

　　在这次赈灾中，江南首富胡雪岩表现突出，“为陕西捐银5万两，为河南、山西各捐银1. 5 万两，为山东捐银2 万两，制钱3 100串，另有新棉衣3 万件，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20 万内外。”(《光绪朝东华录》)左宗棠因此报告中央说：“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察看绅富独力呈捐，无如其多者。”

　　胡雪岩的慈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在家乡的行善。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杭州受到重创，战后，胡雪岩受命于左宗棠，主持杭州的战后重建，“始则设粥厂，设难民局，设义烈遗阡，继而设善堂，设义塾，设医局，修复名胜寺院，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 “尝于冬日施丐，每人棉衣一件又钱二百文，一时托钵之流颂德不置。”这为他在家乡赢得了广泛的声名，“至于委巷小民，白屋寒士，待胡而举火者，咸颂胡祷胡不置。” (《庄谐选录》)

　　二是在一些官方行动中，积极捐助。比如，当左宗棠出征陕甘时，他捐赠了“飞轮开花炮”，“精致灵便迥异寻常”；左宗棠出征新疆时，他捐赠了“飞龙夺命丹”等丸散药品；左宗棠出任两江总督，奉中央命令赈济山东水灾，财政无钱，也是胡雪岩垫付了20万两……

　　值得注意的是，胡雪岩的大多数慈善行为，基本围绕或追随左宗棠的工作重心而进行。并且，收益颇丰。“朝廷有大军旅，各省有大灾荒，(胡雪岩)皆捐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庄谐选录》)胡本人的级别，因此一路上升，直到从二品的“布政使衔”，相当于省部级领导干部。依靠这些“善举”，胡雪岩也为其老母亲赚来了正一品的封典，突破了自己作为捐班出身的品秩限制，“子以母贵”，得以在杭州按照一品级别大建豪宅，与浙江的省级领导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胡雪岩自己也因“善举”赚到了一件黄马褂，“以小贩贱竖，官至江西候补道，衔至布政使，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越缦堂日记》)攀上了人生的巅峰。即便是在杭州举行的慈善行为，时人依然认为这是胡雪岩“时出微利以饵士大夫” (《越缦堂日记》)，这个“饵”字十分精到地描绘了时人对胡雪岩慈善动机的看法。

　　伪善也比冷漠温暖

　　在中国做点慈善，除了财有余力之外，还要有点勇气。

　　道德原教旨主义的虚拟高地上，站立着不少旁观者，在他们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下，任何慈善都不可能有经得起拷问的纯然无暇的动机。因为，即便是慈善，也是在“经济人理性”驱使下的“理性”行为，而任何理性，都会与“利益”挂钩——包括求得内心宁静，也堪称是广义的“利益”。

　　自古及今，中国工商界人士的慈善捐赠，若从动机来看，大约可分为四种：

　　第一种，消财免灾型。工商界在政府的各种或明或暗的逼迫下，虽不情愿却不得不提供各种捐赠，有的用于赈灾等真正急困之处，有的则用于未必利民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有的甚至仅仅用于某个衙门的集体福利。此类“逼捐”，在晚清往往被称为“报效”，在当下则被称为“赞助”，仿佛工商界自愿一般。

　　在当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这类“慈善”是占据主流的，各种强力部门(如税务、规划等)或者非强力部门(如工青妇等)，各展神通；而与这些部门斗智斗勇周旋博弈，一度是企业家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便所捐款项用于真正的赈灾，“逼捐”本身也凸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严重缺陷，何况此类“逼捐”鲜有不与腐败相表里的。

　　第二种，资源猎取型。与被迫“逼捐”不同，资源猎取动机下的慈善，捐赠者是主动的。通过标靶指向性与路径指向性都很强的慈善捐款，捐赠者所期待的回报，是政治资源的巩固与扩张，甚至，仅仅是进入政治资源采掘面的入场券。

　　胡雪岩围绕左宗棠为中心的诸多慈善行动，即是如此。当代改革开放中，当“先富起来”的人形成了一个阶层的时候，这种更为主动猎取的慈善，一度成为主流，表现形式琳琅满目，比如定向捐赠给高官夫人、或者强势机构主导的慈善基金。这种慈善，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政治捐款。

　　与“逼捐”相比，资源猎取型的捐赠已从被动转为主动，捐赠者更为自觉自发，相对也更有实力。不过，其中也更容易出现“诈捐”——当其自身的需求或所追逐的目标发生了变化，或者入场之后因与政治资源持有者建立了更紧密关系而不再需要某些掩护时，将此前的承诺一风吹去并非难事。

　　第三种，恻隐之心型。并不是所有慈善都必然与当前的显性利益诉求紧密结合，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确有的慈善行为不图回报，甚至是匿名捐赠。除非，把恻隐之心换来的内心宁静，也当作是广义的、隐性的“利益”。

　　基于此种动机的慈善，可算是“原生态”的，在中国从来没有中断过，也从来没有兴旺过，财力大小未必能决定恻隐之心的大小，但能影响此类慈善规模的大小。

　　第四种，兼济天下型。这种捐赠，脱离了当下的利益追求，甚至捐赠者无法在其有生之年见到任何实效，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温饱等物质层面的需求，而是教育、宗教等精神层面的需求；不再是个体生活的改善，而是社会整体的优化。洛克菲勒捐资创建芝加哥大学，就是其中的典型。

　　这种格局恢弘的大慈善，在当下的中国，还属于珍稀物种。虽然有些大富豪，在形式上办起了所谓的“大学”，却依然是企业公关的延伸，作为marketing tool(营销工具)，甚至连“校名”都不忘对自己的生意广而告之……

　　慈善，倘或真要做诛心之拷问，总是难以逃脱自利的影子。对待慈善，应该问行不问心，因为问心自古无完人。占据道德高地，对慈善动机深文周纳、求全责备，恰恰是最为虚伪的。但问结果，不问动机，或许才是推动慈善的基础。

　　与冷漠相比，即便是伪善，也更为温暖——至少，有手伸向了需要救助的人，何必去追究他心里所想呢？

　　胡雪岩其人其事

　　“其实胡雪岩的手腕也很简单，胡雪岩会说话，更会听话，不管那人是如何言语无味，他能一本正经，两眼注视，仿佛听得极感兴味似的。同时，他也真的是在听，紧要关头补充一、两语，引伸一、两义，使得滔滔不绝者，有莫逆于心之快，自然觉得投机而成至交”。

　　——《红顶商人胡雪岩》作者高阳

　　不管是斗争也好，竞争也好，中国人都是用下象棋的模式在运作。那些下象棋的人闷声不响，却算得很长远，会在你不知不觉中，把对方逼得毫无动弹的余地。他不会一开始就刺激你，或一开始就让你紧张，他会若有若无、声东击西、掩盖自己的企图，等到一切很明朗的时候，你只有束手无策；毫无反抗的余地。

　　——台湾学者曾仕强评胡雪岩的“守成不易”

　　胡雪岩大事记

　　1823年：胡雪岩出生。

　　1837年：14岁的胡雪岩到杭州“信和钱庄”当学徒。

　　1848年：26岁的胡雪岩结识“候补浙江盐大使”王有龄，挪借钱庄银票500两银钱，帮王有龄补实官位，事发，被赶出钱庄。

　　1860年：胡雪岩37岁时，王有龄升任浙江巡抚，感恩图报，鼎力相助胡氏的“阜康钱庄”。

　　1861年：太平军攻杭州，购运军火、粮食接济清军。年底杭州城破，王有龄殉职；胡氏顿失依靠。

　　1862年：胡雪岩39岁时投靠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

　　1866年：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在福州开办“福州船政局”，成立中国史上第一家新式造船厂。

　　1872年：胡雪岩出面举债，供应左宗棠西征新疆军费。

　　1877年：胡雪岩帮左宗棠创建“兰州织呢总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所官办轻工企业。

　　1878年：55岁的胡雪岩成立“胡庆余堂”药号，正式营业。

　　1881年：58岁的胡雪岩向英商渣打银行[微博]借外债助左宗棠西征军，左宗棠战胜，胡被授予布政使衔(三品)，赏穿黄马褂、官帽上可带二品红色顶戴，并总办“四省公库”。

　　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企图垄断丝茧贸易，却引起外商联合抵制。

　　1883年：胡雪岩被迫贱卖丝，损失1000万两，开始周转不灵，银庄遭挤兑，其后各地商号倒闭，终于破产。这也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后，被慈禧太后下令革职抄家。

　　1885年：62岁的胡雪岩抑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