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陈晓蕾

　　 2014年我采访香港多家医院、老人院、社会服务机构，大量专家、学者、家属、长者……并不断阅读关于晚年、医疗、死亡的书籍，计划明年出版下一本调查报道《怕老》：香港人倒下，谁来照顾，钱从哪儿来，怎样才能得好死？

　　 这一年我大约看了200本书，主题都是同一个，名气最大的一本，也许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底圣诞购物公开买的《Being Mortal : Medicine and What Matters in the End》。

　　 内地传媒把这书名译作《作为凡人：药物与临终要事》，但mortal的意思可以更直接——“终有一死”。

　　 这本书的作者Atul Gawande是印度裔美籍医生、《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曾经出任前总统克林顿的卫生政策顾问。此书出版后已经大受好评，被不少美国媒体选为2014最佳非小说类书籍。

　　 任何人终有一死，然而怎么死是与发展程度挂钩的──贫穷地区人命如草，死在家里无人理；有钱的连忙送医院，终于达到一个地步，死亡被医疗所延迟，大小管子插在身，仿佛可以无尽延命，自然死亡竟然遥不可及。

　　 如何才是“好死”，是国际间愈来愈炽热的议题。

　　 2012年，日本医生中村仁一的《大往生：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无法带给你最幸福的生命终点》不但是当年全日本最高销量的图书，英译本亦在西方热卖，可能是第一本探讨死亡的国际畅销书。2013年美国记者Katy Butler因为父亲长期住在医院无法如愿自然死去，追踪报道美国的医疗问题，写下《伪善的医疗》（Knocking on Heaven’s Door）。而当畅销书作者Atul Gawande也动笔，可以预期这是未来的政策大事。

　　 如何死亡，关系国家开支。

　　 根据Gawande的书：美国25%医疗开支，用在5%临终病人最后一年的生命里头。

　　 致命癌症的治疗开支是Ｕ形的。2011年医疗乳腺癌的开支是：患病第一年的医疗费是28000美元，然后每年平均2000美元，最后一年的开支竟高达 94000美元。

　　 愈是没法医治，病人、家属甚至医生却会尝试更多医治方案。

　　 在经济上，这做法无法持续，尤其当人口老化，医疗开支如火箭上升。而在人道上，这些效用有限的治疗是否也可以减少？形形色色的医疗仪器和治疗是争取生命，还是延长痛苦？

　　 宁养治疗（palliative care）再一次被关注。

　　 早在1960年代英国已经发展宁养治疗。医护人员发现病人到了晚期，需要身、心、灵以及社会的关照，而不只是治疗。美国也提倡在发现癌症初期肿瘤科医生和宁养治疗科医生合作，随着病情发展，为病人提供适合的照顾。

　　 然而在现实中，很少有美国病人会选择宁养治疗，因为那似乎就等于放弃。

　　 真的吗？Gawande反问道。他从不同病人身上看到了宁养治疗的效果，尤其是宁养护士的上门服务，病人可以待在家里，但得到专业的协助减少痛苦，不但费用减少，研究指出，接受宁养治疗的病人，比接受激进治疗的寿命更长。

　　 Gawande的父亲也是医生，试了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案，最后也是接受上门的宁养治疗过世。《Being Mortal》有理有情，Gawande一边反省现代医疗面对死亡的局限，一边记录父亲的最后一程。

　　 我对这个题目很关心。

　　 2013年我出版了21万字的调查报道《死在香港 见棺材》《死在香港 流眼泪》，从死亡看香港，意外地落后，殡葬业不专业，家人无从处理哀伤。

　　 一些读者对我写这题材感到意外，我这几年出版的书籍例如《剩食》《有米》《香港正菜》等都与环境有关。可是当下世界又热又老，气候变化加上人口老化，人类处境更为严峻。

　　 香港人平均寿命比日本人更高，全球第一，2030年每4人中就将有一位是长者。如何有尊严地老去，最后平安地死去，是重要的议题。

　　 2014年我采访香港多家医院、老人院、社会服务机构，大量专家、学者、家属、长者……并不断阅读关于晚年、医疗、死亡的书籍，计划明年出版下一本调查报道《怕老》：香港人倒下，谁来照顾，钱从哪儿来，怎样才能得好死？

　　 人不但要活得好，也要死得好，这才是一生。

　　 这一年，最让我感动的电影，是日本导演河濑直美的《Still The Water》，不禁连看了两次。

　　 琉球的风景非常漂亮，电影主角是一对少男少女，女孩的妈妈快要死了，面对生命一点点地逝去，女孩希望可以和男孩做爱，抓紧生命；可是男孩的单亲妈妈交了男朋友，他不懂处理，更怕亲密关系。大海，是生命，是死亡，是成长，是性，最后男孩终于和女孩跳进大海。

　　 女孩妈妈过世的那一幕极美：待在家里，家人和朋友围在身边唱歌，妈妈躺着，伸高双手在阳光下起舞。女孩把记忆收在心里，回忆永远都在，肉体的温暖没了，心头仍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