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曹木兰

　　2014年，穿梭在各个城市的生活时常让我感到茫然，不同城市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我其实不知道哪种更好，也不知道如果有选择我会最喜欢哪种。又到年尾年头的交接时刻，多少人决定停留，又有多少人酝酿着启程？

　　 2014年到来那一刻，我在西双版纳看着腾空的烟花，心里盘算着要找个更特别的地方迎接2015年。然而到2014年最后几天，我迫不及待地回家了，因为这年我几乎有80％的时间在出差。两天跑四个城市都习以为常，甚至早中晚三餐在三个不同的机场。同事心酸地说：“每天晚上我都要重新记一遍洗手间的方位。” 我则时常站在十字路口，抬头看广告牌的文字来确认自己在哪个城市。已经不太记得多少次从上海出发，去往北京、香港、台北、东京。我的2014年可以写本“四城故事”。

　　 台北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站在忠孝东路只觉得到处都很陈旧，忘了曾经想在这地方走上9遍。第一个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出租车的发票，金额是空白的，司机从来不填，乘客可以随便写。我问台湾的合作伙伴，你不怕有员工多填车费去公司报销吗？他带着一副“你居然会想到这个”的惊愕之情问我：“怎么会有人这么做呢？”我有一点汗颜，更多的是不服气，如果我投资的公司出现这样的财务制度，一定会被视为管理漏洞，难道台湾真没人占这样的小便宜？

　　 还有一次在按摩院，老板过来要我的身份证明，说有警察检查。我交证件时随口说：“我还没见过台湾警察呢，让我看看台湾警察什么样。”没想到一分钟后，有人在按摩室的门帘外客客气气地问：“是哪位客人要见我们？” 我掀开门帘，一支四五人的警察小分队笑容亲切地看着我，比服务员态度还好，我赶紧捧场地说：“台湾警察居然这么帅哦。”话音刚落，两个年轻些的警察“唰”地红了脸。

　　 在台北总有这样出乎我意料的事。有一次在101商区，听见两个走在我身后的小伙子聊天。A很认真地问B：“你比较喜欢吃抄手还是红油水饺？”B很认真地回答：“我喜欢红油水饺哎。”A很高兴地说：“我也是喔。”请注意，句尾的语气词也是他们的原话。接下来两人详细讨论了抄手的汤头和红油水饺的红油。我忍不住回头，发现是两个上班族打扮的20多岁的小伙子。这就是他们平常在上班路上再平常不过的一段对话。我深深震惊，却又从此懂得了台北。我震惊，因为我来自一个全民追逐财富的地方，我们的地铁里都充满了讨论百千万美元的对话。我懂得了台北的平淡温和，这里的年轻一代受益于祖辈父辈的财富积累，正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的“小确幸”。

　　 东京是去过太多次的地方，随着日元的贬值，我越来越享受在东京的时光。对比国内飞涨的物价，我时时在东京爆发出土豪般的惊叹：“这可太便宜了！”旅居东京的朋友都说，现在在餐厅一眼就能分辨中国人和日本人，“凡是点了满桌子高级菜的一定是中国人。”

　　在日本和同行开会时，我也在内心无数次碎碎念：“太便宜了太便宜了太便宜了。”日本VC行业的资讯网站，还在详细报道融资50万美元的公司。在中国，融资500万美元也未必能让媒体觉得有报道的价值。最近滴滴打车号称融资7亿美元，小米号称融资11亿美元，两家公司中任何一家的融资额都已经远超日本全年度VC行业的融资总额了。2013年日本最大的VC融资项目的融资额是区区1000万美元，这样的融资规模在中国大概是每周一个的频率吧。

　　 为什么企业不要VC的钱？因为，日本银行给企业的贷款年利率是……1％。好吧，看到这儿，得有多少人大声惊呼“太便宜了”，有多少创业者要涕泪横流地艳羡日本的资本环境？但往深处追究，便会明白一定是资金多而投资机会少才会出现如此低廉的资金成本。是的，日本几乎没什么创业氛围。除了在地铁里看到密密麻麻如蚂蚁般的年轻上班族，我在日本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很少遇见我的同龄人。六七十岁的老人还在一脸严肃地把持着决策权，创业是打破年龄资历禁锢的途径却并不是日本年轻人的主流选择。这方面，台湾也如此。创造财富的那一代还在掌控实权，年轻一代要么安然享受平静优渥的生活，要么拿着基本工资抱怨社会却不思变革和创新。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社会福利，便利的现代生活，年轻一代早已成了温水里的青蛙，失去了拼搏的勇气。

　　 有些地方的年轻人却把力气用错了地方。今年的香港，让我非常失望。以前香港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因为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最多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曾经，我拖着行李过马路，有人默默地帮我把行李拎到马路对面然后匆匆离去；这一次我拎着几个购物袋坐在地铁上，旁边的年轻妈妈莫名地用粤语轻蔑地嘟囔了一句“大陆妹”。曾经，我下计程车后走错方向，司机马上把车停在路边然后追上来告诉我正确的路线；这一次遇到的年轻计程车司机，在我问下车后该怎么走时，只是敷衍地抬了一下手臂，连话都懒得说了。

　　 这样的对比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我不想再说。今年，有两个我认识的在香港工作的大陆人选择回大陆发展。这或许是部分香港年轻人想要的结果——大陆人走了，工作岗位还给了他们，香港还给了他们。可是这样的香港，还是以前那个因自由而繁荣的香港吗？今年最后一次到香港，在太平山顶晚餐，6个人来自4个国家说3种语言，一个人说话就得有两个人帮忙翻译，这种热闹莫名让我觉得和香港很搭。俯瞰维多利亚港，高楼依海而建，璀璨灯火与海面的倒影闪闪烁烁地连成一片，我突然发现香港有一种海市蜃楼般脆弱的美。

　　 北京和它们都不一样。即使在这里从吃一顿像样的饭到买一套小小的房子，付出的价钱已经比东京还高，还是有无数的人为了懵懂的梦想来到这里。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超过95％的人时刻想着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中国全民一心地渴望积累更多财富。这种炙热的渴望汇集成了推动社会的最大动力。我喜欢北京，因为它依然是中国最具有创业氛围的城市。在这里我认识不少年轻人，租一套房子吃住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头脑风暴，想出好点子就立刻执行。年底，我刚得知一个团队在租来的民居里“叮叮咚咚”拼出了一台全球技术最领先的机器，这些出租房，就是中国创业者的“车库”。

　　 说到车库，北京中关村有一家创业主题咖啡馆就叫“车库”。2013年我在这家咖啡馆看到墙壁上贴满了创业团队的留言，每一张都简单描述了自己的创业项目以及需要募集什么样的创业伙伴。那时我看着稚嫩的字体嗤笑着，心里感叹这些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很多创业项目我看一眼就觉得毫无成功的希望。可是2014年过去了，我面对创业者的态度完全不同了。我不再一味以投资人的眼光来挑剔审视他们，我发自内心地尊重甚至感激中国的创业者们。我由衷地想帮助他们，即使我知道自己不会投资，也会耐心地与他们交流，尽我所能地给出建议。

　　 体会过了东京和台北，才明白创业者的可贵，他们的激情为国家和时代注入生机勃勃的活力， 而且创业者们在切实地改善着我们的生活。当看到台北的年轻人在电影院排半个小时的队买票时，我忍不住问其中一个小伙子“你们有没有在线购票系统？”小伙子含糊地说：“好像有吧。”我觉得自己发现了好商机，两眼放光地跟台湾伙伴描述了在线购票、自动取票的机器可以打印周围商家的优惠券，可是合作伙伴骄傲地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哦，你们大陆这样的机器很多都是台湾生产的哎，我们技术好嘛。可是，我们台湾不用啦，因为半个小时排队不算什么啊，台湾人都愿意啊。”那一刻我才深刻体会到什么叫“意识形态不同”。

　　 当我在东京看到同事还在等一家家旅行社回电话报机票价格的时候，我决定再也不抱怨携程和去哪儿的服务了。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主妇不住地倾诉垃圾分类多么麻烦，每月只有固定的几天可以扔纸盒或玻璃瓶，连蔬果这样的厨余垃圾都不能每天扔以至于夏天她要把瓜果皮冻在冰箱里免得腐坏。我想起国内现在已经可以通过App随时预约专人上门收取可回收垃圾，他们还会顺便为你带来洗洁精卫生纸这样的家居用品。至于日本同事还在兴致勃勃地租碟片看《越狱》第一季这种事情，是不是更让大家优越感爆棚呢？

　　 有一晚做梦，梦见小时候姥爷考我背诗，背出了开头结尾，中间两句怎么都想不出来。早上起来立刻问度娘，这首古诗从此不时浮上心头。“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我喜欢这首诗，铺陈悠远的时空距离和深沉的思念，最后却落在了好好吃饭的平淡。老妈絮絮叨叨地跟我商量，跨年的晚上是吃汤圆还是饺子，我突然想起在台北讨论食物的两个青年。这样的生活确实是幸福的。与老友聚会，她担忧着国内的空气、食品、水质，给了我长长的国外代购清单。

　　 2014年，穿梭在各个城市的生活时常让我感到茫然，不同城市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我其实不知道哪种更好，也不知道如果有选择我会最喜欢哪种。这个时代的中国真是让人困惑。就像雾霾的北京让人厌恶得想一刻不停地逃离，一旦起风，那蓝天绿树红砖墙又美得让人流连。文青们说，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可惜命运岂是如此轻易便由人抉择。又到年尾年头的交接时刻，多少人决定停留，又有多少人酝酿着启程？反正元旦后，我又要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