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公司两年之后，罗永浩决定要成为一名真正的CEO和企业家。

　　文｜CBN记者 李潮文

　　2014年12月，罗永浩把自己微博上的认证改为“锤子科技CEO”，这距离2012年5月他创办公司已经过去了30个月。

　　在这之后的多个公开场合，他都严肃地对人宣布“要做一名企业家、CEO”—这是一个经过认真思考之后的决定。

　　改变首先在微博上—他开始在微博上只是转发和产品相关的内容，不加评论，用“爱心”等表情符号表示赞同，用省略号等表示反对。而此前，微博几乎就是罗永浩的战场。

　　2014年5月20日，锤子科技的T1发布。在这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它所招致的争议和关注前所未有—用户的强烈好感、媒体和舆论的巨大质疑，以及两种观点之间产生的种种争吵。

　　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以及这些对产品和品牌的伤害是让罗永浩作出改变的根本原因。

　　T1发布之后，锤子科技的法务同事告诉他，一些之前用锤子手机的朋友不用了，因为每次在社交场合掏出这款手机，用户经常会被质疑为什么会购买这样一款问题频发的产品。这些用户一开始会耐心解释这款产品的真实状况，但并非每个人都是话题斗士，为此疲惫之后，就逐渐弃用了。更糟糕的是，那些一直在等着锤子科技发货的用户因此而选择了别的产品。

　　那时刚刚从生产线的“泥沼”里抽身出来的罗永浩上网研究了一下媒体对于锤子手机的报道，“搜索了下网页，60%以上都是阴阳怪气的，然后我想这里边肯定出问题了。”罗永浩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说。

　　市场对于电子消费品公司的要求也远超出了罗永浩的想象。在双11，锤子科技参加了天猫[微博]的促销活动，一位叫“左岸的小熊”的网友发现，锤子科技天猫官方旗舰店的预约数量被人工设定乘以3，尽管天猫承认这是它的责任。但是大众似乎更愿意相信这是“锤子出货困难而故意造假”。罗永浩认为锤子“躺枪”了，事后他发了一个微博，说“从来没有一个如此美好的产品和品牌，遭遇到如此大规模的误解、污蔑和诽谤。”

　　“态度不够谦逊，做手机这种消费产品的，面临的大众很多时候是非理性的，不需要辩解不需要讲理，在这个情况下，你认了就好了，要做的就是跟消费者道歉。”在这个事件发生后，国内一家刚创立的手机品牌公司CEO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对，他说得对，没有必要跟人辩解。”12月6日，罗永浩在演讲之后也赞同对方的说法。

　　在此之前，他或许更多地沉浸在委屈的情绪里—他好不容易做了降价的决定。

　　从9月底开始，锤子科技不得不考虑降价。当时它看到市场调研机构的数据，3G手机市场正在大幅缩水，而此时他们手里还有近4万台货，以一台2000元计算，差不多是1亿元的资金，“压在手里资金链很容易出现问题，企业降价从道理上是不亏欠任何人的，但是从情感上让早期买的用户不舒服。”罗永浩说。

　　基本上降价达成了共识，但降价多少这件事情上，团队争吵得很凶，有人建议降200元，有人说300元，有人说500元，“如果降了500大家犹豫一下还没买，再降500，总价降了1000也没用了。”他害怕降价一次刺激不够带来的尴尬局面，那可能意味着锤子科技命运的终结。罗永浩在这个过程中去日本和太太休了一个十一长假，每天失眠，回来后就做出了决定—降价1000元。

　　定价对锤子科技是件大事，至少舆论上是。当锤子手机5月发布时，选择了3000到3500元的价格档，这成为外界嘲笑罗永浩的一个有力的把柄—之前没有国产手机公司能够成功把手机卖出这个价钱。而锤子降价后，那些持前述观点的人，毫无疑问找到了支持自己论点的论据，嘲笑罗永浩“打脸”。

　　和王自如一次关于产品的论战也让他和锤子科技进一步卷入了漩涡。8月，数码评测人王自如在Zealer网站上发布了对锤子手机T1的质量评测，对锤子手机的物料、结构设计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媒体关于产品的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而来。

　　罗永浩当时正在富士康工厂里解决生产线上的问题，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打开手机上网，看到王自如给他招来的麻烦，“已经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候又被捅了刀子的感觉，”他说。当时团队设计总监方迟等人支持他去和王自如论战，而且，依照他的性子，他也一定会前去论战，并且决定在优酷上直播这一论战。

　　“这事情，说实话我在家里意淫了100次、200次的画面都是到那儿举重若轻地把他给戳穿了，然后笑咪咪地拍他的肩膀，然后回来，”他说，在他的计划里，能够把对方给戳穿，同时又维持良好的风度，“结果没想到到了那儿完全控制不了”。

　　所有看过直播的人都知道罗永浩当时的“失控”。罗永浩口才好、善辩，这毋庸置疑。

　　创办手机产品之前，他因为在新东方讲课的音频而走红；他在海淀剧院等地举办演讲场场爆满；在创办锤子科技之后，每场发布会也都是满座。在那场和王自如辩论的直播里，优酷当晚的点击达到了80万次，在长达3小时的辩论里，王自如大多数时候显得无力招架。但是，罗永浩并没有赢，优酷在他们辩论直播的视频旁做了个投票器，最终结果显示他和王自如之间的支持比率是2：1，而微博和朋友圈很多言论指责罗永浩过于“凶狠”。

　　虽然在与王自如辩论这件事上老罗又一次公开地暴露了自己的“弱项”，也就是分不清作为个体的老罗和公司CEO罗永浩的区别。

　　但实际上，在此之前罗永浩已经开始反思自己对于产品和品牌形象的影响。为此，他专门聘请了专业的公关人员组建了锤子科技的公关团队，而不再亲力亲为。在罗永浩创办英语学校时，他还是外人眼里的“老罗”，文艺圈的“罗永浩可爱多”，外界对他的舆论基本都是正面。但在手机这个圈子，他所面对的是更为激烈的市场和公关竞争。

　　而在公关人员入职之后，有一天罗永浩开始跟团队讨论，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微博上不停地跟人斗争，“之前是没有想清楚这个职业身份对你的需求，”罗永浩说，“我只是说我没有什么忌惮嘛，我想说就说了，人家骂我我觉得也很可笑，但想清楚以后我就能够做得到。”

　　12月6日，罗永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了一场演讲—是他“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系列的最后一次演讲，仍旧座无虚席。无论如何，他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当天，他宣布锤子手机的出货量为12万台。的确，这不算多，和锤子手机差不多同时间面世的一加手机出货已经到了100万台，但相比一加在OPPO的内部创业，供应链和生产都驾轻就熟，锤子科技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当锤子科技遭遇种种麻烦时，罗永浩挂在嘴边的理想主义经常被人嘲笑。“我说我们出事全不是理想主义出的事，而是我们的商业技巧上和生产运作上，是这些地方有硬伤。”他说。

　　但种种迹象看起来，更像是他低估了做手机的难度。“我甚至想过，如果不答应他那么多要求，最后8月份是不是不会那么严重。”钱晨说，作为锤子科技的CTO，他知道最后发货期一定会延误。

　　当时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手机按键手感的问题。“这个在小样本的时候看不出来，一到上万的样本的时候马上问题就来了，痛苦不堪。因为工程的问题只要有1%的发生都很痛苦。”钱晨说。

　　7月底的时候，锤子科技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发货，罗永浩带着技术团队进驻了富士康。参加完富士康早上的生产沟通例会后，团队就守在了富士康的质检人员身边，随时保持沟通，“质检工人也没底了，他们生怕我们觉得不能接受的情况他们给放了，他们卡得特别严，有一些瑕疵是你不用放大镜都看不出来的。”老罗说，这也造成了出货量的下降。

　　罗永浩在细节上有很多要求。比如在白色手机后面印上锤子科技的标识，常见的做法是印上去，而他一定要铸上去，工艺上难了很多，“铸面和手机背面稍微有点不平都会非常难看，这导致出货量减少。”

　　他甚至在配件上也丝毫不放松，在白色款的T1手机里面有一个白色圆轴形的绕线器，在物料选择上，钱晨就换了好几次才达到罗永浩要求的白色。“你看，这个圆轴能够不拐弯地滚向你，说明它是真正的圆轴。”钱晨把手里把玩的绕线器在桌子上推出来。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真正的圆轴形，他和供应商反复试验了很多次。

　　锤子科技的办公室位于望京原来的摩托罗拉[微博]大厦，钱晨办公室窗外仍然挂着一张广告牌，上面写着“MSN”，这3个字母所代表的3个品牌都已经消失匿迹，至少不是以前意义上的“摩托罗拉”“西门子”以及“诺基亚[微博]”。

　　钱晨50多岁，是老摩托罗拉人，是罗永浩将概念做成手机的关键人物，他们之间也经过了长久的磨合。罗永浩做手机时经人介绍去找了他，当他们第二次见面时，罗永浩希望他帮忙算算做出一款手机需要多少钱，因为他需要去找投资人要钱了，可是他对于应该开口要多少钱完全没有概念，“我给他算了各种开支，一共4700万，他挺吃惊的，你知道吗？他根本没有想到需要这么多钱。”钱晨说。

　　钱晨从摩托罗拉出来后，就进入了退休状态，但最终被老罗说服来做手机，他说只是因为一个细节：在后来的一次会面结束前，罗永浩羞涩地对钱晨说我希望你加入。后来钱晨找到原来摩托罗拉团队里的几个关键人物，组建了锤子科技的硬件团队。

　　对于罗永浩来说，钱晨带着人来帮他把锤子手机做出来，解决了一定程度的团队危机，鼓舞了军心。第一第二代机器出来以后，所有人都觉得死定了，看到第四第五代工程机的时候，大家分别拿了一台在手上测试。“我说怎么了，他们说这个手机拿到手真放心了，说看来是要发财了。”罗永浩回忆。

　　在那之前，团队处在巨大的沮丧之中，“他在发布会上秀的那些东西，我们还在收尾阶段，反正每天都是忙得不可开交，”锤子科技设计总监方迟回忆当时团队磨合的窘境，他当时根本不认同罗永浩把他们还不确定的东西拿到发布会上去展示。

　　罗永浩常常提出他们觉得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说有一个动画明显就是要把整个App的结构给推翻重来，他以前会在最后期限的前两周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加这个动画，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只是在那儿僵着，或者延期，或者说服他。”1987年出生的方迟斯文有理，说话缓慢，性情安静。“他们都说我和别人不是一个世界里面的人，他都咆哮了，我说话还是这个语调。”

　　在他现在看来，罗永浩变得更理性了，“现在知道就是先把需求提出来，然后让工程师先留意，有充裕时间的时候再把这个东西加进去，就有了迭代的概念，而不是说一次性要做好。”

　　钱晨也觉得罗永浩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变了很多，“他的性格里面有很强烈的理性和感性的两面，我感觉他是慢慢理性一面开始说服感性一面了。”钱晨刚刚把罗永浩拉到了代工工厂，在T2的研发中，罗永浩又提出了一些要求，这些要求直接被代工厂拒绝了，“我拉着他去，跟对方谈完，他才同意修改。”

　　钱晨知道，在以后的手机研发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上他仍会这样备受罗永浩折磨，但他需要尽力满足，“这是职业道德。”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说，锤子手机是一款以罗永浩的审美为标准的手机。但无论钱晨还是方迟，能够和罗永浩一起做事的前提条件是认可他的审美。

　　罗永浩认为这一轮出货量被生产压抑了，在第二代产品上，他会提前备货。“你看零售价2500到3000元的手机你要全部备好10万台，也就是两个来亿，不到两个亿，那这个钱其实按我们这一轮的融资规模没有太大的问题。”罗永浩说。从本质上，这只是没有像小米那样，在销量和生产量之间保持灵敏的沟通，而实际上任何手机生产周期从下订单到出厂最短也需要3个月，锤子科技的做法并不违反常规。

　　而为了T2，锤子科技已经拍摄完成了几支广告。12月6日那天的演讲上，罗永浩展示了其中的一支：一个讲着上海话的司机在电话里抱怨，在路上扶了人之后被人讹诈，称以后再也不会去帮人了，而就在此时看到倒在路边的孕妇，司机又缓缓停下车来……“天生骄傲”，这是锤子科技为此而定下的广告语，又一个不乏理想主义的策划。

　　锤子科技计划准备10个左右的类似广告，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打一轮，比如说3个月全国打透来传递品牌理念。

　　罗永浩希望像可口可乐那样，在广告中宣传一些真善美的东西。无论如何，他已经在努力切断自己和品牌形象的关联，使这个品牌朝着专业化的路径运作。罗永浩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是去找到更多的专业化的人才，目前公司已经有500人了，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极少有创业公司需要这么庞大的队伍，但做手机就是这样的复杂的工程，开始了便没法停下来。

　　而老罗的理想状态是“能够尽早从CEO的位置上解放出来的话，主要工作就是产品，用户体验中心的总监位置其实是我最喜欢的，我在那儿每天跟这些非常聪明的小伙子们凑一块儿讨论怎么样把产品改得更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