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速下降的中国经济会在2015年变得更好么？

　　崔鹏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间正好在A股剧烈上涨并伴随着下跌的过程中，其决策会更多与普通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联系在一起，所以尤其令人关注。

　　在这次会议的公报中，“新常态”非常惹人喜爱，以至于它频繁地被使用。“新常态”，在金融危机过后被一些华尔街人士使用过，在那里新常态的意思就是低收益。债券大王比尔·格罗斯对这个词特别喜欢，他一直写关于新常态的专栏到2012年。

　　而最近被中国的决策层使用的“新常态”的意思好像远比格罗斯的更广阔。其中大概的意思是经济整体增速变低，而经济增长质量变高。所谓经济增长质量变高，我可以用一个类比说明一下：GDP的增长可以类比成一个公司销售额的增长，销售额增长很快当然很棒，但如果为了获得销售额的高增长而付出很高的成本，那么这种增长的质量可以说是不高。一个公司最重要的事当然是先把销售额做大，其实在互联网时期这一点更加明显，很多公司，比如亚马逊[微博]都会选择先把销售额做大，然后再顾及到盈利不盈利的问题。一个民族或国家也是这样，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不错的存在状态，首先是让自己的营业额做大，之后再管其他的事。其他的事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推动销售额增长的成本更低，而同时获得的利润更高。

　　那么这个逻辑已经很清楚了，决策层希望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从“快”更多地转移到“好”上边来。即使这种转移造成经济增速下降也在所不惜。

　　要是中国经济如同我们善意的愿望那样，生活就太美好了。但从2014年的中国经济来看，事实没有那么乐观。今第一和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速不高，的确够得上“新常态”。但是从质量来说，却不理想。这和2013年不同。2013年虽然更有活力的民间投资增速不够给力，但房地产业的增长还是不错的，这也使得去年的经济成绩单看起来不那么糟糕。然而2014年，房地产业也加入了不够振作的行列。虽然决策层在今年年中和年底做了一些针对房地产业的复振工作，但效果似乎还未明显呈现。这让人有点尴尬—该减速的减下来了，但是该加速的没有加上去。

　　与此类似的经济不景气在中国以前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出现过。那是在1996年到2000年。当时为了控制邓小平南巡后的经济过热，流动性一度收得过紧。中国经济面临着疲软，而决策层采取了更宽松的流动性，以及更明确的改革政策—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居民住房市场化—这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最快的7年。

　　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维持了原来的说法—明年依然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在货币政策后加了一句：“货币政策要更加松紧适度。”这基本上表明在中性的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要针对现实经济情况增加更为微观的调控幅度。预计央行[微博]2015年也会像今年一样，忙得不得了。

　　除了对区域经济一如既往地关注，希望各经济区域打破地区界限，让整体经济更加有效率，决策层在2015年的规划中，透过此次会议把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决策层希望通过市场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辅助来鼓励社会商业创新。这种政策思路与现在市场上资金的结构性问题有一定关系。它可能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升级，同时面临着无效需求产生泡沫的危险。不过在传统制造业出现萎缩的情况下，创新类型的企业对增加就业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由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调低了2015年的GDP增长目标，一些市场人士对即将到来的一年的经济状况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但这真的未必，中国的经济改革历来是呈倒逼形式前进的，一个很糟糕的时点，往往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段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