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佩?勒格兰（Philippe Legrain）

　　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把焦点放在通过让工人们得到自身合理所得进而促进生产力，

　　而不是所谓“竞争力”之上

　　近60年来，历届德国政府都试图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更欧洲的德国，如今，德国首相安吉拉默克尔的政府则希望按照德国的形式来重塑欧洲各经济体，这不仅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危险的。德国经济远没有该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及其他人所自夸的那样极为成功——事实上，该国经济其实处于机能失调的状态。

　　无可否认德国有其自身优势：世界知名的企业，较低的失业率，以及极佳的信贷评级；但它同时也拥有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破产倒闭的银行，不恰当的投资，较低的生产力提升，令人沮丧的人口年龄构成，以及缓慢的生产力增长。而其“以邻为壑”的经济模式——通过压制工资来补贴出口——不应成为其他欧元区国家效仿的模板。

　　德国经济在2014年第二季度出现了收缩，而且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仅仅增长了3.6%，这仅仅比法国和英国高一点，却只是瑞典、瑞士和美国的不到二分之一。自2000年以来，德国的GDP增长仅为年均1.1个百分点，在拥有十八个成员国的欧元区中排名第十三。

　　德国经济远没有该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及其他人所自夸的那样极为成功——事实上，该国经济其实处于机能失调的状态

　　在1999年启动欧元时摆脱了“欧洲病夫”外号的德国并没有尝试去激发自身的活力，而是通过削减成本来应对。投资规模从2000年占GDP的22.3%下降到2013年的17%，包括高速公路，桥梁甚至基尔运河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都在遭到数年的冷落后最终下马。教育系统也是问题丛生，新生数量处于德国统一以来的最低值，年轻毕业生的比例（29%）甚至低于希腊（34%），而德国最优秀的大学都很少能进入全球前五十名大学榜单。

　　在投资不足的制肘之下，德国步履蹒跚的经济只能努力适应。尽管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der）推行了劳动力市场改革，但是要解雇一名长期员工的难度依然比在其他的经合组织国家要高。根据世界银行[微博]的营商排名报告，在德国创建一个新企业的容易度处于全球第111位，该国的大型企业都非常古老而僵化，完全无法和谷歌[微博]或者是Facebook媲美，其服务部门尤其守旧。根据世界经合组织的报告，相对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德国政府在过去七年中只推行了很少的增长改革。在过去十年内的平均年生产力增长仅为0.9%，甚至比葡萄牙还低。

　　这种停滞不前的冲击只能由德国劳动者来承受，虽然他们的生产力在过去15年间提升了17.8%。但他们现在的实际收入甚至比1999年更低，因为当时政府企业和工会达成了一个三方协议将工资增长牢牢控制了起来。这或许会得到企业老板的欢迎，但压制工资同时也破坏了经济的长期繁荣，因为劳动者们缺乏动力去提升自身技能，企业也不愿意投资高产值生产设备。

　　压抑工资导致国内需求停滞不前，却补贴了出口，而德国的经济增长正是依赖于后者。与此同时，显然比德国马克更加弱势的欧元也有助于降低德国产品的价格，并防止法国和意大利实施货币贬值。当中国的高速工业发展提升了对德国传统出口需求的同时，欧元也为德国在欧洲南部地区创造了极为蓬勃的外部需求。

　　但随着南欧地区经济萎靡不振，以及中国出现经济减速以及脱离以投资为主导的转型。德国的出口机器也因此放缓。德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从2007年的9.1%下降到2013年的8%——这个数字跟两德刚刚统一的“病人时期”相同。因为很多所谓“德国生产”的汽车及其他出口产品也包含了许多生产自中东欧地区的零件，所以在增值方面，德国占全球出口的比例已经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德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为该国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感到自豪——在2014年6月达到1970亿欧元（折合2620亿美元）——并将其视为德国巨大竞争力优势的体现。那么为何如今企业却不愿意在德国追加投资？

　　外部盈余其实是一个病态经济的症状。工资增长停滞不前为企业带来了盈利，但与此同时消费的停滞，服务部门的僵化以及以及对新企业的压制却压抑了国内投资，于是所有的盈余都被投向了国外。而根据位于德国柏林的DIW研究所测算，在2006年至2012年间德国持有海外资本价值下跌了六千亿欧元，相当于GDP的22%。

　　考虑到压抑工资对德国经济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强制要求欧元区其他国家实施工资削减将是灾难性的

　　更糟糕的是，相对于成为欧元区的“稳定之锚”（朔伊布勒所言），德国实际上是在散布不稳定。在金融危机不断积蓄的过程中，德国各大银行拙劣的盈余储蓄投资手段推高了资产价格泡沫，又在随后引发了债务萎缩。

　　同时德国也不是欧元区的“增长引擎”。实际上，该国疲软的国内需求也拖累了其他地区的增长。因此估计德国银行和纳税人也难以追回自己在欧洲南部地区留下的坏账。

　　考虑到压抑工资对德国经济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强制要求欧元区其他国家实施工资削减将是灾难性的。收入下滑会压抑国内消费并导致债务变得更加难以管理。随着全球需求走弱，欧元区整体也无法依靠出口来摆脱自身债务。对于那些传统出口在中国和土耳其的竞争下陷于困境的欧洲南部经济体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通过生产更新及更好的产品向价值链上游迁移。

　　德国的经济则需要彻底重整。政策制定者们需要把焦点放在通过让工人们得到自身合理所得进而促进生产力，而不是所谓“竞争力”之上。政府应该借助近乎于零的利率水平去进行投资，并鼓励企业——尤其是新企业——实施投资。最后为了改善其不断老化的人口构成，德国应该欢迎更加多有活力的年轻移民。

　　对于德国来说这将是一个更好的经济模式，而它也将成为值得欧洲其他国家仿效的正确楷模。

　　（作者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高级访问研究员，曾任欧洲委员会主席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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