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荆

　　APEC应当扩容，而且扩容的进程还可以快些。APEC北京会议可以起到推动作用

　　13年后，中国再次成为APEC会议东道国。中国上次作为东道国参加APEC会议是2001年。自那时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形势也出现了深度调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参与倡导的APEC方式愈见其重要，“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守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这一方式，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努力的一部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提出和实践。

　　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的演变

　　目前，新型大国关系基本上专指中美关系。不过，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的演变来看，最初并不是对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描述，而是广义的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描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新的安全观”的阐述中提出，积极致力于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但这一用语逐渐被主要用于描述中美关系。到最近两年，专指中美关系。这一演进自然有其内在的理由。对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上，被很多人认为具有“重中之重”的地位，特别是由于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关系”的意义上具有对等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是恰当的。新型大国关系用来专指中美关系也是合适的。

　　不过，虽然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的提法早已存在，但是，新型大国关系仍然泛指大国关系，这是因为无论在中国的自我认知上还是在国际上，中国都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发展新型关系自然也普适于其他大国。

　　自APEC“上海会议”以来，中国用经济总量等物质性指标衡量的综合国力，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总量先后超过除美国之外的7国集团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微博]和IMF[微博]分别进行的研究，2014年年底，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虽然对这个结果有不同的理解，存在一些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经与美国比肩。在这种情况下，有论者提出，需要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但也有论者提出，中国力量的增长，更加突显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基本上都是从国家间关系这一角度来理解和辨析的。比如，在描述中美关系时，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将这一关系界定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中国主张中美两国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不言而喻，这里突出的是“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应当适时地将重点从新型大国关系转向新型国家间关系，着重点放到新型上。

　　对“新型”的强调，推动着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仅仅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是新型的，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难道就不是新型的吗？或者如果仅仅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新型的，那么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新型的吗？这些疑问都值得中国战略界去思考。

　　新型大国和新型国家间关系

　　针对上述疑问，需要在把握21世纪总的政治经济形势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做出回应。笔者认为，可以在两个层面上予以讨论：应当从新型大国关系层面扩展到新型国家间关系层面，致力于构建21世纪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应当从关系角度思考扩展到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思考，以新型大国作为中国的国家特征并据此进行改造和建设。

　　从目前已经显示出的趋势看，在一些基本方面，21世纪十分不同于以往的世纪，特别不同于20世纪。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预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当然他们指的是封建秩序的解体。从那时以降，种种看起来是稳固的东西的解体过程不断扩展，发展到今天，则是17世纪形成的民族国家秩序的解体和转型。国家间关系越来越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深受流动性空间的支配，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局限在双边范围内，任何试图在单边或双边范围内界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做法，都已经没有可能了。在国家间关系深受流动或信息空间影响的情况下，曾经支配国家行为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可能是有效解决国家间关系的手段。特别是战争这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受到越来越多因素的制约，战争带来的问题，比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更麻烦。国家间关系不再是零和的，而是取决于为别国创造价值的能力，一个处在价值链条上关键位置的国家，也就是更能起到连接作用的国家，可能只是一个在人口和地理等物质意义上很小的国家。这种连接和价值创造的能力，不取决于国家的大小。

　　其次，用新型大国作为中国的自我身份界定。实际上“新型大国关系”这一从关系角度对中美的界定，已经蕴含着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了。只有新型大国，才可能有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何谓新型大国呢？在国际关系上，一般多采用19世纪兰克提出的那个大国概念。即，所谓大国，是基于若干物质性指标对力量所做的综合评估，是可以量化的客观现实。根据目前通行的标准，中国显然是大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何谓新型？从关系角度界定的新型，指的是不陷入所谓的“修昔低德陷阱”，也就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并通过战争实现霸权的转移。在自我身份界定意义上的新型大国中的新型，自然具有上述含义，但同时，根据前面论述的21世纪的趋势，新型大国，指的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大国的新的行为方式或关系模式。其中关键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权力。对新型大国的追求，首先是一种态度，试图根据新现实界定自身的特征，其次，则是一种对可能性的接纳，因为中国正处在转型中，是一个转型中大国，具有塑造自身的多种方式和可能性。

　　不同的世纪，不同的地位

　　因此，对新型国家身份的体认需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进行，需要对已经获得的大国地位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比如，中国经济总量自2001年以来有了显著增长，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用PPP衡量，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这种地位主要基于中国巨大的制造业规模。如果在20世纪，这种地位毫无疑问能够确保中国成为全球权力的中心。例如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制造业上拥有的优势地位，构成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

　　但是，在21世纪，这种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中心地位能否一定能保证同时成为全球权力中心，变得不是那么确定了。中国制造业地位的获得是全球分工的结果，全球资本大量涌入形成了制造业的快速积累，这种积累速度之快在工业主义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中国在制造业领域拥有的地位是全球流动性带来的。全球资本流动性并不仅仅只是资金的流动，同时还伴随着设计、思想和技术等的流动。目前的情况是，全球资本的流动仅仅在中国汇聚为生产环节。生产环节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工业体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上的中心地位，同时也就是政治上的中心地位。但是，用21世纪的视角看，在新的全球体系中，它已经不具有中心性了。原因是，这个环节是最不具流动性的那部分。其价值取决于与流动性的结合，而这种流动性主要存在于流动或信息空间中。所以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不能仅仅依靠制造业的中心地位，还要与流动的空间建立起合作关系。只有在流动的全球网络中，才能准确界定自己的位置。

　　适合21世纪的APEC方式

　　APEC会议再次在中国召开，为审视APEC方式提供了机会。APEC是非正式会议，其方式具有自由、随意等特点，其决议也没有约束力。这种方式引来了不少批评，比如每次会议都有评论者说，“APEC处在十字路口”，言下之意，是APEC从未前进过一步。但是，根据我们的上述论述，在国家间关系处于向新型关系转型和新型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十字路口可能是一个好的场所，因为它更便于流动，也更具有流动性，这契合了21世纪的时代特征。在这里，大家去掉领带，穿上便装，相遇并聚谈，像大家庭聚会那样，这种APEC特有的方式，与21世纪的精神气质是吻合的。

　　基于这一分析，我们认为，APEC方式应当坚持。所有接受这一原则的亚太区域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加入进来，都可以到这个“十字路口”漫步，这意味着，APEC应当扩容，而且扩容的进程还可以快些。APEC“北京会议”可以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