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

　　 无论当年的熊彼特，还是如今的保罗·克鲁格曼，他们在提到整个商业社会的进步及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时，都认为技术创新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当然，经济学家对技术变革的定义不同于一般意义，通常会将投入和产出作为考量。但不管从什么角度，我们去看这周以来最热闹的一场论战—“双十一”商标使用归属权争夺战—都会觉得索然无味。京东等公司的无辜状、天猫[微博]CEO张勇所称的大家可以共享“双十一”，以及夹杂着这些声音的铺天盖地的新闻，已经让人无法分辨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营销手段。

　　 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是，中国的创业公司，往往要在研发，即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之外，花费太多精力。它们过早地变得世俗，团队中要有人去负责政府关系、公共关系、刷榜，并学会如何跟对手打口水仗而不被淹死。这大大增加了它们推广一款产品的成本，尤其当面对的渠道杂乱而不够透明时，要把产品做成，实在要迈过太多障碍。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新公司一加手机在硅谷等海外市场获得大量关注，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并只花费了两三百美元时，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思绪。

　　 全球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与大公司产生关联。这是因为拓展海外市场往往要产生巨额费用，比如在当地成立销售公司，发展分销体系，甚至要建立工厂，这意味着公司要进行颇多铺垫才能见到收益。打开一个市场，最为便捷的方法可能是投资或者并购，但融合的难度不小，也要求公司的发展到达一定阶段。

　　 全球化在PC时代被提出来，通常代表了庞大的组织和规模经济。举个简单的例子，微软[微博]要把它的产品卖到中国来，实际步骤跟其他传统公司并无不同，尽管产品是数字化的，可以无限出货，但销售成本无法降低—虽然BT等软件从技术上已经可以协助大文件的在线分发问题，但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交易平台。

　　 这些门槛在眼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都不成为问题了，主要得益于Google Play和苹果的App Store，当然，这是指在海外市场。

　　 互联网公司出海的话题并不怎么新鲜，我们早在两年前就写过。但与那时到海外去设立办公室、随后变得悄无声息的那批公司相比，这一波新公司才算是真正向国外卖出了产品并获得了认同。

　　 但这又让我们思考：假如一加、猎豹等公司的成功在于它们避开了国内市场，这种现象是否值得庆幸？是什么让一款优秀的产品无法在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生存和立足？

　　 我们总是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甚至也会受到技术的报复，比如这期的几篇稿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机器人。克鲁格曼在多年前就认为，机器人的到来并不会让我们的收入下降，即便有那么一天，机器将会干所有我们都能干的事，到那时，怎么解决这种担忧就是机器人的事了。或者，如我们的娄晓晶和专栏作家布鲁克斯所说的，与机器人竞争，你仅需要维持自己良好的人性：讨人喜欢、勤奋守信和富有感情。千万别把过多时间浪费在口水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