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新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创新。与美国的创新体系相比，中国需要构建的创新体系应该更加注重奖励和政府资助的研究，减弱对专利的关注。完善产权、税收政策、金融市场、社会保障等有助于新经济模式在中国顺利展开的制度与政策设计，是所有努力终获成功的核心所在

　　自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来，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其所采取的适应性战略与政策。伴随一个个问题的迎刃而解，新的难题又层出不穷，为此必须设计出新的政策和战略。促成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革新。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独特性，因而解决方案也必须具有独创性。

　　中国已经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照搬他国的经济制度（即使这些制度在其他国家已然取得了很好的运行效果）；如果必须要用，至少也要根据中国的情况加以必要修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性不仅仅表现在国情和历史方面，更多的是存在于发展目标上。上述观点也是中国之所以提出发展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部分原因。随着时代变迁，即便对于已取得成功的制度，中国也需要不断予以修正。

　　乡镇企业就是一种社会革新的产物，曾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乡镇企业已经无法帮助中国应对所有的挑战。中国在新的发展规划中强调了以往经济成功背后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并非所有人都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平等受益，尽管消除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平等的程度却急剧加大。从某些领域（例如医疗、教育）来看，对市场的过度依赖很可能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下降。阿玛蒂亚?森曾指出，1979年中国与印度的喀拉拉邦的平均寿命大致相同，而如今喀拉拉邦的预期寿命已经比中国高出4-5年。尽管喀拉拉邦的人均GDP水平低于中国，但其仍然对改善全民健康状况进行优先投入。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环境也造成了巨大压力。显而易见，这种增长是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的。中国先前选取的发展道路和其宣扬的和谐社会目标不尽合拍，必须找到新的发展方向。但是，如果政府能够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是能够为中国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定的资源保障。

　　当然，如果中国想要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并获得满足社会巨大需求所必需的资源，保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是必需的。但是其他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即便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一定会带来就业率上升；只有产量的增速大于生产率时，才会增加就业。另外，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未必就会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

　　在中国发表的一次讲演中，我曾提到中国新的发展规划中蕴含的部分经济学原理，并提出要从标准的经济学概念出发对这些原理进行讨论，因为这些概念已经明确阐释了政府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应该承担的角色。

　　今天，中国正致力于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我想侧重于针对规划实现过程中某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谈。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必须将其放置于恰当的背景中。从某些关键方面来看，中国新的发展规划植根于一种新经济模式，既不同于中国以往所遵循的模式，也不同于许多西方国家正在遵循的模式。要想了解这一新经济模式，就必须了解原有的经济模式曾经取得成功的原因、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新经济模式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为什么过去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如此重要，而现在却会被新的、更好的增长方式所代替？为什么中国需要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为什么过去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如此重要，而现在却会被新的、更好的增长方式所代替？为什么中国需要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出口拉动型增长

　　与大部分东亚国家一样，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中国新的发展规划要求转变这种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与投资的增长模式。当然，出口还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转变的关键在于增长模式的重整。

　　从全球范围来看，本国就业受到威胁的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成功往往慎加好评。他们可以大谈竞争与市场化的好处，但当其在市场竞争中败北时则完全变了说辞。在很多国家，激烈的保护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出超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对其他国家却带来了截然相反的影响。

　　贸易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大量能够帮助其规避全球市场波动风险的外汇储备。其他国家在经历了东亚金融危机后已经认识到没有充足外汇储备的种种风险。中国自然不希望遭遇同样的境地。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对任何危机都绰绰有余。可是，人民币汇率上升会对农村地区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大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出口行业或许能够经受住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冲击，这将不仅无助于缓解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面，甚至还可能进一步加大美国的贸易赤字。但中国也面临着两难境地：如果提高人民币汇率，并为抵消美国和欧盟的农业补贴效应而给予本国农民补贴，那么，这势必会挤占用于投资教育和医疗等其他发展目标所需的稀缺资金。

　　1.摆脱出口依赖的替代措施。中国需要探索不会扩大城乡差距的其他措施来调整贸易失衡。其中一项措施选择就是征收出口税或者减少出口退税。这一措施不仅不会扩大城乡差距，反而可以增加能够被直接用于实现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政府收入。

　　中国出口的多是能源密集型产品，其社会成本远远大于企业成本。提高能源价格、征收碳排放税和其他环境税（后文会有深入阐述）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帮助中国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同样也会增加可直接用于其他社会目标的收入。

　　2.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溯源。人们很自然地会问：为什么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适用于中国和那么多其他东亚国家？放弃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会不会制约经济增长？有没有其他可替代的增长模式？

　　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之所以很重要，原因有三。第一，它提供了创新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非只是简单的资源差距，更主要的是知识差距。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我曾指出，出于各种原因，产业部门规模的扩大会强化知识传播。从某个部门所学的技能随后会逐渐被传播到经济体的其他部门。第二，出口竞争激烈，而竞争又促成效率提高和持续创新。若想在出口竞争中获取成功，就必须符合国际标准。对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最终也会散播至整个经济体。第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能力往往会超过消费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生产能力会超过对所生产的特定商品的需求。尽管许多家庭和企业可能会存在潜在需求，但是只有在能够得到贷款的时候，这些潜在需求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不过，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能够区分信用可靠的借款人与信用不可靠但能够强制实施信贷合同的借款人的金融机构（以及基本的立法机制）尚未发展健全。因此，把资金借向国外、为外国消费提供消费信贷比投向国内更为便利。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一直被公认在从事卖方融资：出借大量资金，使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有能力购买中国商品。在国内尚有诸多迫切需求亟待满足之时，中国却在帮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这着实有些奇怪。

　　3.今日中国何以脱离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今天，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完全可以由其他模式所替代。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创新体系，已经“学会了如何学习”，也不再需要借由出口进行学习。中国已经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内部竞争环境，例如，乡镇企业之间和其他企业之间的竞争。当然，中国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竞争法体系，以确保国内稳定的竞争格局，并应该警惕鼓吹建立大型“国有龙头企业”的言论，至少也应该在所谓的龙头企业威胁到国内竞争格局之时保持高度警觉。

　　中国在构建强大的国内金融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眼下比较容易进行扩大国内信贷量的操作，尤其是为住房和抵押债务提供贷款。

　　4.刺激消费。尽管一直在谈论要脱离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但居民消费增长仍不及GDP增长的速度。扩大消费不仅有助于中国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而且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毕竟发展的目标就是要提高生活水平。但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有“过度”储蓄？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需要借助四个推断。每个推断都有其特定的解释作用，尽管有的推断可能比其他推断更重要。

　　第一，不平等加剧。由于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不平等的扩大会导致消费占GDP的比率降低。因此，能够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政策就会相应地带来消费支出增加。

　　第二，资本市场存在缺陷，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资本市场缺陷。有数据表明，城市地区小企业数量已经下降。根据历史经验，小企业数量与就业增长密切相关。尤其在为缺乏工作经验的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小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人认为小企业是确保经济活力的关键。虽然大企业向市场提供大量产品，但实现真正的革新却要依靠大量小企业的参与。因此，小企业数量的下降（哪怕只是没有增加）也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导致小企业数量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资金缺乏。大银行更愿意向大企业提供贷款。美国有一项由小企业管理局实施的特殊政府计划，旨在通过政府承担部分风险来鼓励银行向小企业贷款。

　　由于缺少资金，潜在或实际的小企业主就必须通过大幅增加储蓄，才能获得扩大企业规模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改善信贷渠道将有助于整体储蓄率的降低。

　　第三，基本体系缺乏。消费扩张的主要障碍并不是缺少信贷，而是缺乏有效的社会安保体系、强健的公共医疗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良好的公共教育体系。预防性储蓄抑制了消费扩张。因此，上述领域的改革将会产生双重好处：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使中国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规避国际市场变化的干扰。

　　第四，经常账户顺差大导致储蓄占GDP比率过高。经常账户顺差大的标志是外汇储备的大幅增加。同时，中国政府依然坚持从紧的财政政策。但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中国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市场变化。考虑到在医疗和教育方面高额的社会需求，加之很高的个人储蓄率，中国完全可以承受适度的财政赤字。

　　当然，中国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是在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当下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投资水平的高低，而是投资资金的合理配置。令人担忧的是，受到既能创造就业岗位，又能提高财政收入的动机的驱动，各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地鼓励投资，导致在投资领域已经萌生了一系列不正当的投资动机。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目光短浅的投资者只关注短期资本收益，而无暇顾及长期回报。

　　中国不必重蹈美国的覆辙。比如，由于现实中存在易导致过度授予专利的偏见，中国应该认真审视审批程序问题

　　创新体系设计

　　新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创新。创新有助于提高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创新是内生性的，是资源向研发领域进行分配的结果，也是努力学习如何进行“前沿化”生产（或采用最优方法）的有意识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不过，与所有资源一样，用于研发和学习的资源也是稀缺的。人们可以为实现不同的目标而进行研发。可惜的是，西方企业的研发活动更多的是为了探求减少劳动力投入的方法，而很少考虑应该如何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创新的社会回报不同于私人回报。这既是市场扭曲的结果，也是以获得专利为目的的私人回报明显不同于社会回报的结果。

　　1.劳动节约型创新激励过度。比如，在西方国家，高工资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减少所带来的高回报。即便是失业率很高的国家也会大力投资研发劳动节约型技术。这使得失业状况更加恶化。对劳动节约型创新的过度关注导致很多国家面临失业率不断增长的困境。如果生产率每年提高5%，那么，产量也必须保证每年提高5%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

　　实际上，对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来说，失业增加还能为他们带来更深层次的好处：较高的失业率有利于压低工人工资，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不过，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国必须创造出与新增劳动力数量相匹配的就业机会。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劳动力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创造就业的步伐要更快才行。工资上涨并非是坏事：发展的总体目标就是为了提高工人福利。

　　2.资源节约型创新激励不足。同样，尽管美国企业的碳排放行为给全球经济带来成本增加，但由于他们不用为碳排放支付任何费用，也就没有动力进行减少碳排放的革新。让企业承担自己行为所引发的全部边际社会成本（碳排放的成本）会增强对减少污染的技术创新的激励。

　　此外，碳排放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优点。它可以打破治理全球变暖的世界僵局。证明全球变暖这一迫在眉睫的灾难所具风险性的科学依据层出不穷。英国的《斯特恩报告》用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当把所有风险考虑在内时，为降低风险而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远大于行动成本。《京都议定书》是基于根据1990年的排放水平所制定的减排目标而拟定的。不幸的是，没有人能够制定出一套可以指导人们以公平和公正的方式确定减排目标，并使发展中国家和美国都能接受的原则。因为一项共同政策的分配结果——即每个国家都同意按照能够反映碳排放所引致的全球社会成本的税率征收碳排放税——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其限制条件的，所以仍有望能够就此达成全球一致的协定。毕竟，对像污染这样的“坏事”征税比对像劳动和储蓄这样的“好事”征税要合理得多。

　　3.市场经济中创新体系设计存在的根本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体系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知识产权常被认为是市场经济创新体系的核心。但是，专利制度所产生的回报与社会效益存在偏差。创新的边际社会效益的存在能够大幅提高创新的速度。但是专利制度却把（临时）产权授予了第一个做出这一创新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讲，是授予第一个为该项创新申请到专利的人）。

　　比如，以人类基因密码为例。国际社会一度试图破解人类基因密码。研究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可突然有些企业决定要“击败”公共资金资助项目，提前完成破解。哪怕这些企业只比公共基金项目提前一小时完成密码破解——它们所做出的边际社会贡献几乎为零，但它们却会囊括所有垄断利益。

　　在类似情况下，专利制度不仅会导致公共利益的流失，还会引致巨大的社会成本。知识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没有竞争性的”。当一个人把某种知识告诉另外一个人时，他自己的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限制对知识的应用是低效率的行为。但是，专利制度不仅限制了对知识的应用，而且还把对该知识的专有使用权授予单一主体。这就造成了人为垄断，而垄断又扭曲了资源配置结果。再以药品为例，与药品研发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金钱利益，此举更关乎数以万计的生命。垄断企业的药品定价可能高到穷人根本难以企及。结果，特别是在公共医疗体系尚不健全的地方，就会造成数以千计，甚至数十万人的无谓死亡。因为破解乳腺癌高罹患风险的基因密码，专利所有者执意收取高额检测费。高达3000美元的检测费将没有医疗保险的群体拒之门外。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仍然有超过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结果又会造成近万人的生命流逝。

　　唯一能为专利制度造成的静态效率低下所导致的高额成本辩解的理由或许是这种制度能带来的动态增益。但是，知识产权制度缺乏合理设计，那么制度成本将超过收益。知识产权制度是一整套详细的规定，需要明确界定能够受到专利（或版权）保护的对象、创新型的标准、专利期长度、专利保护范围、专利授予与异议处理流程以及执行机制。实际上，设计不当的知识产权制度甚至能够扼杀创新。当前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便因此而令人担忧。美国国内对此问题与日俱增的关注已经引发出关于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的激烈争论。起码，对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当听到某些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鼓吹知识产权制度越强大越好的观点时，他们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这一论调并不代表经济学家们和那些并未受雇于从现行制度中攫取丰厚利润的企业的学术型知识产权律师们的主流思想。

　　4.设计适合中国的创新体系。每个国家都应该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制度。制度本身必须能够平衡制度成本与收益。而且一般而言，平衡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会存在明显差异。这就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发展导向型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原因。如前文所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不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可能会使缩小差距变得更加困难。令人担忧的是，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影响下，就在美国都已然意识到需要进行制度改革之时，很多国家仍在采用美国式的知识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对美国都不合适，对发展中国家就更不合适了。

　　健全的创新体系应包含一系列措施，包括政府资助的项目研究（由大学、专业实验室、甚至是企业承担）、奖励和专利。奖励制度可以为创新提供奖金回报。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创新可以提供高额奖励，比如疟疾的治愈疗法；而对于仿造药品，则只给予小额奖赏。然后，在支付一定许可费的条件下，知识需求方就可以正常应用这项创新了。当然，专利制度也是一种奖励，奖励给创新者一种扭曲的垄断势力。虽然专利制度的存在会限制知识的使用并抬高产品价格，但奖励制度能够利用市场经济和竞争的力量确保尽可能低的价格水平和最大限度的知识传播，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知识创新带来的好处。

　　与美国的创新体系相比，中国需要构建的创新体系应该更加注重奖励和政府资助的研究，减弱对专利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如前所述，创新应该被用于实现广泛的社会目标。比如应该努力探寻减少环境敏感型资源投入的方法，不要总是纠结于如何节省劳动力。

　　5.汲取他国经验教训。谈到知识产权制度，中国应该从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中吸取适当的经验教训。中国不必重蹈美国的覆辙。比如，由于现实中存在易导致过度授予专利的偏见，中国应该认真审视审批程序问题（在专利颁发前要对待审批专利提出质疑）。私人主体通常具有十分强烈的动机希望获取会导致部分公共知识私有化的专利。对专利提出质疑将会使公众获益，即解救有可能被圈禁于私人领地的知识，使其重现天日。但进一步我们又会发现，对专利的质疑是不足的。仅靠重塑知识产权制度流程对于解决这一失衡问题作用有限。在涉及专利范围、创新性标准、专利授予对象、执行程序（即“侵权”赔偿，也就是与目前美国现行机制不同的一种问责机制）、版权有效期等方面还存在其他问题。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所有成员国都负有建立知识产权制度的义务。但是，即便是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框架下，各成员国也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中国一定要利用自由裁量权来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知识产权制度。尽管之前我已经描述了多个关于这种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特征，我还是希望大家注意另外一个特征：使用强制许可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赋予发放强制许可证一定的“灵活性”，即允许生产售价只占品牌药成本很小比例的通用非品牌药品。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目前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些灵活安排。若善加利用，定能极大改善各国公民的健康状况。

　　必须认识到“一刀切”的政策几乎从来就是无效的。把外国的制度安排，比如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移植到中国，很有可能就是个错误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对创新体系的简短探讨，已阐释了与中国发展新模式相关的几个重要议题。

　　第一，若希望新模式获得成功，就必须认识到中国现在所追求的目标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所追求的核心目标（只关注GDP的增长）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此外，还需要认识到，即便是对这一狭隘目标而言，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也常会失败，而且不同西方国家所采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那些特别关注更加广泛的社会目标的西方国家也常不满于某些特定的制度安排。举例来看，美国改革了银行破产法，可能会对那些因不可抗力（如重大疾患）而无法偿还所欠债务的主体造成极大损失。至少，这是一项颇具争议的变革。反对者认为此举将加剧社会损失。

　　第二，必须认识到“一刀切”的政策几乎从来就是无效的。把外国的制度安排，比如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移植到中国很有可能就是个错误。当然，做出一些适当的修改总是必要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考虑到具体国情和目标的差异，合适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差异也是巨大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把美国模式当成模板可能是错误的。

　　第三，市场经济的形式多种多样；美国模式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欧洲大陆模式或者日本模式在许多方面都大不相同。这些国家的历史、社会背景、具体社会目标都大相径庭。斯堪的纳维亚模式更加重视社会团结和公正，更加关注穷人的状况。尽管美国的增长势头一直强劲，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诸多社会福利指数（比如联合国[微博]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却成功地超越了美国。几近世界第一的新技术渗透性亦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创新性。

　　第四，许多关于制度设计问题的讨论（比如有关知识产权的讨论）并非基于对特定西方国家相关制度的实际特征以及运作方式的了解，而是基于学术性的理想化制度。这样的设计思路可能获得某些极端群体的支持，但是在实践中却从不会被采用。政府供给承担相对低得多的行政成本，提供私营市场一般不予提供的能够抵抗通货膨胀等风险的保险，并且能够实现用其他方式难以达成的再分配目标（减少贫困和代际不平等）。

　　第五，制度安排的细节支出通常是至关重要的（或者正如那句英文格言：“细节决定成败”）。这一点在之前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中已经有所体现。美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很多问题都在于细节，例如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专利授予的范围、专利授予的流程。只口头上说说“应该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是远远不够的。

　　第六，正是因为细节至关重要，所以意图良好的政策也经常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新的意料之外的问题又出现了。

　　接下来，我将根据前面提到的一般性原则，对目前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关于中国新的发展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作简要评论。有助于新经济模式在中国顺利展开制度与政策设计，是所有努力终获成功的核心所在。在此我会再谈及几个具体事例：

　　1.产权。中国一直在讨论构建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有人认为必须构建“强健的产权”保护体系，因为这是市场经济成功发展的基础。实际上，有些人甚至提议政府只要能够强化产权制度就足够了。

　　不过，即使这样的构想也没有很好地参透发达工业国家产权制度的精髓。产权总是受到限制的。比如，知识产权的所有者仍然不能以阻碍竞争等方式“滥用”知识产权，就像不断受到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法院警告的微软[微博]。在美国，如果一只属于濒临灭绝物种的鸟在一棵树上筑了巢，那么这棵树的主人就不能砍倒这棵树。在英国，道路通行权会赋予步行者优先获得欣赏乡村美景的权利。

　　产权与责任总是伴生的。比如，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大片土地，他就有责任确保这片土地不会被当成有毒废料堆放场。如果这块土地确实被做此用，并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那么财产所有者就有责任进行清理，即使污染不是他造成的。

　　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以及社会加诸这些权利和责任之上的各种限制的性质是产权制度安排设计的核心。这是一项复杂工程，仅仅简单口头宣称我们必须要确保构建安全的产权制度，对帮助我们理解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实施都无多大裨益。

　　税制改革能够帮助中国根据新经济模式实现结构调整，目前的税收结构可能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1）平衡。与许多人强调产权却忽视责任的重要性所表现出的失衡一样，制度设计也存在着不平衡。有时，人们对某些其他权利关注得太少，比如工人权利或消费者权利。实际上，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些才是更加基本的权利。因为产权的重要性体现在其所带来的结果上。比如，明确产权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从而间接提高社会福利，而其他权利则直接影响公民福利。

　　探讨工人权利或消费者权利可以突出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关联，并可以明确在界定个人（或企业）之间以及个人（或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所涉及的权利与责任的性质。因此，企业在产品安全与质量方面对消费者负有责任。明确工人权利有助于界定企业对工人的责任。

　　这就是任何强调“和谐”的制度设计都必须均衡讨论产权和工人或消费者权利，以及均衡讨论责任与权利的原因。

　　（2）意外后果。强化产权的动机之一源自地方政府出于开发的目的在未给予“公平”补偿的情况下便从农民手中征集土地。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有设计漏洞的产权法还是能够允许个体抵押土地进行贷款。如果无法偿还借贷，那么他就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权。这样的结果会造成出现大量失地劳动者。这不仅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后果，甚至还会对经济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2.税收政策。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国认为自己需要吸引外商投资。当时的担心是国内缺乏企业家、资本和技术。但时至今日，一切都变了。将国内企业无缘享受的税收优惠待遇普遍给予外商已毫无意义。实际上，国内一直存在相反的观点：国内企业扩张所引发的溢出效应可能更大，因此，应该将一些优惠待遇给予国内企业。此外，很多外国企业面临的是对国外缴纳的税款给予税收减免的纳税制度。这样一来，提高外国企业的税率对激励机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而只是造成税收从外国政府到中国政府的重新分配。

　　但是，仅靠实行同一税率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细节之处——比如涉及折旧与其他费用的规定。许多西方公司非常擅长避税。尽管法定税率为25%、30%或更高，但是它们却仍可以不用缴纳任何税款。

　　税收政策在市场经济资源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之前我们讨论的新模式的三个目标包括：（a）保护环境，减少资源消耗；（b）从出口拉动型增长转变为以国内消费和投资为基础的增长；（c）解决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消费型增值税不仅忽视对环境的影响，而且与克服不平等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较大），并会阻碍消费。因此，对于鼓励储蓄的其他经济体来说，征税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对中国而言作用不大。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在中国能够发挥作用的是征收碳排放税，以及设计鼓励资源循环利用的税收结构。考虑到对于房地产过度投资的担忧，以及设计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管理措施的困难，对房地产（以及其他投机活动）征收高额资本利得税也是有用的。

　　还有其他税制改革能够帮助中国根据新经济模式实现结构调整。在拥堵的市区，私家车导致了巨大的成本支出，私家车主理应承担高额税收。目前的税收结构可能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变营业税为增值税既可以提高效率，也能够鼓励服务业的发展。不言而喻：对待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中国必须极其谨慎

　　最后，中国需要更多的公共收入，以便为其社会、环境和发展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很显然，中国可以大幅提高税收在GDP中的比重，而又不至于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验表明：高税率可以与经济快速增长以及高水平创新并行不悖。从更广泛的社会福利的角度来说，高税率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其他国家表现得更好。实际上，提高排污税会增加政府收入、改善环境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同样，之前我们曾指出，中国不再需要继续增加外汇储备。但是提高汇率会产生诸如减少农民收入等一些负面效应。为了抵消美国和欧洲的巨额农业补贴的影响，中国政府就需要挪用实现其他社会与发展目标所需要的资源。相反，征收出口税（或至少取消出口退税）可以减少贸易差额，并产生更多的收入。

　　3.金融市场。因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金融市场在任何市场经济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金融市场所发挥的作用不只是充当储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中介，还包括收集和处理信息，决定信贷给予对象——即贷款给最可能产生高（风险调整）回报的投资项目，以及执行信贷合同。但是，我的研究是希望揭示在信息不完全时，市场失灵具有普遍性；同时政府在金融市场中起着重要作用。今天，没有谁再会质疑对银行和证券市场实行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唯一的争议是关于监管的形式与范围。

　　政府监管既是合意的，也是必需的，原因有很多。了解政府监管的动机有助于政策制定。首先，上文提到，市场失灵普遍存在于信息不完全的市场——金融市场的核心特征就是信息不完全。第二，存在明显的外部性效应，在东亚危机中的表现尤其明显。不良借贷行为常因危机的发生而备受指责，但危机其实波及到了受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借贷双方。

　　政府监管应该实现四个目标：（a）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健康、稳定，要认识到，资本主义自其产生之日起所发生的许多标志性经济波动都与其金融体系的弱点或其他失灵有关；（b）保护消费者（借款人与投资人），使其不受权力滥用行为的影响——在缺乏信息和经验的投资人众多的环境中，这一点尤其重要；（c）维护竞争，要认识到，即便金融机构数量众多，金融市场中的竞争程度也可能是有限的，比如在向特定领域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d）确保信贷可获得性，特别是确保资金不足的部门和群体能够获得信贷。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需要实施一系列综合举措，包括以市场为基础的干预措施和行政措施。比如，可以使用风险资本充足率要求和存款保险费这样的市场化手段以确保银行不参与高风险借贷。

　　（1）信贷可得性。市场自身经常不能向某些类型的潜在借款人提供信贷（或者至少不能以合理的条款提供充足的信贷）。这也是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里，政府为了增加抵押贷款、学生贷款、中小企业信贷、资金匮乏社区信贷和农村信贷，而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支持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理由就更有说服力了。中国要想成功地实现缩小巨大收入差距的目标，在上述领域增加信贷流动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一种既能保增长、又能促平等的政府行为，甚至还有助于实现能摆脱出口依赖的经济结构调整。

　　在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干预的形式是不同的。综合使用各种干预手段对中国更加有利：成立专业银行和信贷机构；制定面向资金匮乏社区和行业的贷款规定（像美国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或者提供部分担保或有限补贴。印度就出台了在农村地区和更偏远地区推动机构设立以及信贷发放的要求。设计得当的话，这样的要求并不会违背WTO[微博]成员义务。若无此要求，那么外资银行就难免会陷入“撇脂效应”的诱惑，即向大企业提供充足贷款，而对本土中小企业提供少量贷款。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外资银行的进入实际上带来了对上述企业信贷的全面缩水。

　　也许中国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鼓励中小型地方银行进入金融市场。正如我在别处所提到的，提供信贷的关键是信息。相对而言，地方银行对当地（中小型）企业的情况更加了解。当然，中国同时需要提升对中小型银行的监管能力。

　　（2）资本风险与回报和金融市场自由化。要认识到资本或金融市场自由化本身可能不会带来经济的更快增长，反而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经济不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早在2003年的研究中就认识到，资本市场自由化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风险，而非回报。得出与经济学“理论”相悖的研究结果着实令人惊讶。但是，这些研究结果仅与建立在完全信息经济人假设之上的经济理论相悖。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假设基础上的更加仿真的模型才能与实证结果完全匹配。不言而喻：对待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问题中国必须极其谨慎。鉴于自由化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尤其是无论投资者、监管者，还是金融企业都需要有一个学习过程，循序渐进式的政策设计是必需的。

　　（3）目标权衡。要认识到在各类目标之间需要进行重要的权衡。比如，可以通过要求银行仅持有短期政府债券以确保银行系统的安全稳健；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银行就无法履行其主要职能之一 ——提供信贷。

　　（4）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亟需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政策。例如，根据WTO协议内容，中国将对外国金融企业开放国内金融市场。过去，中国的金融体系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其中一些社会职能是不太可能通过金融体系来完成的，而且进一步加大隐性补贴等项目的透明度也会带来附加利益。其他情况下，则必须改变实现目标的途径。比如，为了使中小企业获得充足的信贷，就必须制定类似之前提到的《社区再投资法案》那样的规章制度。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在于确立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新经济模式。正如之前提到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早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模式能确保投资支出的有效释放，并能确保获得信贷的消费者能够或者愿意偿还贷款，因为该模式能够促使本国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高于总需求的扩张速度。今天，实力增强的金融机构已拥有更强的提供消费信贷（包括抵押贷款）的能力。但是，中国应该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有时，尤其是当消费者负债经验不足时，金融机构会欺诈不知情的消费者，向其收取极高的利息。此外，金融机构的贷款额经常超出个人的偿还能力，加大了这部分消费者的还款压力。当大量借款人都无法偿还借款时，这一压力将被加诸于整个金融体系。中国需要出台强健的消费者保护法，并予以严格执行，同时辅以有利于债务人的破产法，以此激发债权人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以确保借款人具备基本的还款能力。

　　4.社会保障。现在，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储蓄率如此之高的原因之一是缺乏充足的社会保险。政府在教育、医疗和退休计划方面的公共投入不足。加强对上述领域的公共支持将有助于实现新经济模式的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帮助中国逐渐脱离出口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二是减少公民之间的福利差距。

　　不过，设计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并非易事，尤其是在高度竞争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中。如前所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验表明，构建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强大的公共教育体系）可以实际上增强一国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市场范围内参与竞争需要有一支能够适应快速发展步伐的、健康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大军。鉴于勇于冒险是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那么构建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络，再加之高就业率，便能够增强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和意愿。

　　关于参与国际贸易的优点，即更大的市场规模所带来的收益，已有诸多论述。但是建立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所产生的经济收益要大得多。建立强大的国民经济体系需要满足劳动力流动性要求，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又需要依赖于全国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以前所从事的是两项互不相关的活动——生产与提供社会服务。企业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就必须剥离这些职能。也就是说，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职责。如前所述，有很多合理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不能仅依赖市场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幸运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预示着中国应该具备可用于着手构建强健的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源。

　　5.宜居城市。之前在很多场合，我多次谈到创建宜居城市的重要性。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生活在城市里，那么城市规划的优劣将对生活质量、整体经济效率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效应产生巨大影响。宜居城市的创建不能仅靠市场。对某些政府官员或私营企业主来说，他们都存在推动与构建宜居城市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相反的城市扩张和城市空间规划的内在动机。尤其重要的是，各级政府现在应该清晰认识到这种土地利用模式的长期后果，并果断采取相应措施。要知道，今天所做的决策，比如路网设计，对今后的几十年都会产生影响。

　　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模式成功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对市场局限性的估计可能是不足的，在土地使用方面尤其如此。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城市规划是很关键的，因为缺乏规划而产生的外部性将大到难以忽视、复杂到单凭简单的价格体系难以应对。少数几个没有进行必要的城市规划的城市，现在已经沦为印证规划设计重要性的直观案例。诚然，无论在规划设计环节，还是在审批环节，区划都会滋生腐败。对此，除了强制实施善政廉政政策，别无他途。

　　6.信息系统。经济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完善的信息支持，但现实中却存在着系统性市场失灵现象。经济个体经常不愿披露相关信息，或者甚至是提供虚假信息。在我的研究中，了解信息不完备给现代经济运行带来的各种问题耗费了相当一部分的精力。

　　我的研究课题中有些是关注各组织内部以及公共部门当中所出现的信息问题。各级政府同样也需要依靠完备的信息才能够做出正确决策。无论是对公民还是对上级，政府官员都会有隐瞒事件进展情况的动机。当然，应当通过立法来避免利益冲突，正如私营部门也会有同样的需要。同时，正如成功的私营企业管理者已经认识到必须增强信息渠道多样性，公共部门也应如是。一个生机勃勃、有责任感的媒体应该就是这样一种信息渠道。为了能够发挥应有作用，媒体必须能够有机会获得相关信息。也正因为如此，知情权法（自由情报法）才显得如此重要。当然，媒体也必须负责任，因此，出台相应的诽谤法就显得意义重大。可惜的是，诽谤法经常被滥用，甚至在一些国家还造成来源于积极、有活力的媒体的利益的减损。

　　即使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创建与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目标相一致的市场体系也离不开新经济模式

　　结语

　　我认为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从而需要一个不同以往的发展模式。同时，由于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应采取的模式也就必然要不同于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模式。

　　三十多年前，中国提出了一项新的发展思路：摸着石头过河。蕴藏于这一路径下的实用主义思想，部分解释了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既然中国已经跨过了大半条河，那么河对面的情况就应该更加清晰了。同样更加清晰的是，市场经济形式多种多样，在河对岸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登陆点。中国现在应该能够了解到，发展方向的选择可以有很大的多样性。选择何种形态的市场经济，将决定其将构建出何种类型的社会。

　　即使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创建与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目标相一致的市场体系也离不开新经济模式。中国新的发展规划，已经对新经济模式有所反映。在此，我只是提出新经济模式下的一些基础经济问题，并就新模式下的政策与制度设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此文为《改革执行力》一书的绪篇。该书由智石经济研究院策划，作者包括斯蒂格利茨、朱克力、牛华勇，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