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贪官多“能吏”的冷思考

2014年09月28日 23:38  《中国经济报告》杂志  收藏本文     

  □周英杰

  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主张倘无德才兼备的“圣人”可用,则宁愿用有德无才的“贤人”乃至无才无德的“愚人”,而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

  《新京报》近日派出记者走进已经出事的原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的威海老家进行采访,并刊出了《起底宋林家世》的调查报道,该报道澄清了坊间一度十分流行的关于宋林“出身豪门”、“背景深厚”等等传言,对一个普通人家的子弟在农村求学时的平凡生活做了很详尽的还原。

  读罢这篇报道后,又在网上找到了和宋林有过合作关系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微博]评论宋林事件的一篇文章,粗粗浏览之后,不禁暗自唏嘘感慨良久??

  根据报道,宋林1985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华润集团。30年间,从一个实习生一路升迁,从经理、副总经理、董事到华润企发部总经理。先后掌管华润创业有限公司、华润微电子、华润石化、华润励致、华润燃气、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等华润系企业。41岁即升任华润集团公司总经理,后来又担任华润集团董事长,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央企负责人,按行政序列属于副部长级干部。

  而今,风流都成烟云过,一朝沦为阶下囚,一位堪称卓越的企业管理人才就这样倒在了贪腐文化盛行的大染缸里,成为一个被自身欲望和外部体制双重绞杀的可怜复可恨的牺牲品??

  必须声明,我丝毫不怀疑,宋林的确事犯下了一些严重触犯党纪国法的罪行,但另一方面,凭直觉我也确信平民子弟出身的宋林的确是一个有能力、有水平、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并深深地为这样一个人的折戟沉沙而感到惋惜!

  记得前些年,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姜建初先生曾经就东窗事发的某位国企领导人对《新京报》记者发表过这样的谈话:一件事要结合人性、经历和社会范围来看。贪官也是一个人。一个贪官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坏的。每一个贪官后面都有一段辉煌。贪官有自己真实性的一面,为社会做过贡献,“他曾经是好的”,如果不好,“他能当这么大的官吗?”

  屈指算来,姜副检察长的这段话已经说过4年了,但我发现这段话完全可以拿来评价宋林事件。只不过,姜副检察长关于贪官“曾经是好的,如果不好,他能当这么大的官吗?”这段表述里的“好”,因为各人的标准很难统一,容易产生歧义,所以,实在不如将“好人”换成“能人”也许更恰当一些。很显然,“好人”和“能人”是两个内涵极其不同的概念,“好人”偏重于道德层面;而“能人”则偏重于工作能力层面。联系到姜副检察长的语境,应该是“能人”可能更准确一些。

  事实就是这样。宋林暂且放过不去说他,即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另一位山东籍官员、原山东省副省长杜世成来说吧,根据我在一线当记者时和他有限的几次接触经历,我不能否认的一点是,杜世成确是一个智商很高、口才很好,很有几分独特魅力的“能人”。和宋林一样,杜世成也是出身于平民家庭,据说最初在农村老家开拖拉机,后来一步步地从基层干起,很快成为一个人口大省的副省长。

  之所以如此,主要依靠的还是他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我有个同事和杜世成走得更近,他对杜世成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不妨在这里念叨一下:一是此人肯下功夫学习新知识。为了学好英语,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曾在家里到处贴满写有英语单词的小纸条,便于随时背诵记忆;第二是此人非常聪敏。该同事曾经跟随杜世成去一个镇采访,当时正碰上该镇在进行农机知识考试,杜世成知道后赶到考场,拿来卷子现场作答,很快就完成了答卷,答案基本正确。杜世成在烟台担任一把手时,他的一位部下曾经在央视的“东方时空”栏目里形容杜世成是研究性和学习型干部,说杜书记“白天走看讲,晚上读写想。”这其中自然有拍马和夸张的成分,但平心静气地说,他的确也道出了一部分的实情。

  宋林也好,杜世成也罢,恐怕还有相当一部分落马的官员也都是如此。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能吏”,并非仅仅是些只会贪污腐败的草包饭桶,这应该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实际上,能够通过层层选拔而走上领导岗位的人,肯定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这反映的也是古今中外官场的一个通例。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们“能干”,在一个不大重视个人德行、权力运作不透明且监督不力的体制下,这样的一些人才更容易出事,由“能吏”堕落成为贪官。道理很简单,只有能干的人才更有可能发现制度的漏洞,才更有胆量突破一些禁区;而这样一些人一旦走了邪路,其为害的程度一定更深,影响更大。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主张倘无德才兼备的“圣人”可用,则宁愿用有德无才的“贤人”乃至无才无德的“愚人”,而不用有才无德的“小人”。司马光直言:“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以今天的眼光看,司马光所论也还仅是些皮毛之见,尚未触及更为深刻的制度层面。事实上,在产生贪官污吏的各种因素中,除了个人品德因素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制度。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症结,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正像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所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说话。”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治党方略。他曾经地明确地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根据习近平的上述讲话精神可以看出,当前中央雷厉风行的“打虎拍蝇”行动,只是救急性的“治标之策”,在解决掉巨大的“腐败存量”的同时,执政党一定会在制度层面的预防腐败工作上做足功夫。这样做,不仅是对这个党负责,对国家负责,更是对那些有能力的各级官员负责,是对他们的一种爱护和保护。执政党培养一个合格的干部非常不易,培养一个合格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加不易。只有在制度层面上将预防腐败的文章做足做透,将篱笆扎牢,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面,才能让宋林和杜世成们的悲剧不再发生。

  (作者为近代史研究者)

文章关键词: 财经公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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