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炼利

　　德鲁克告诉我们，跨国经济追求的目标已经不是利润最大值，而是市场最大值。如果不推出一批所有权与经营权真正分离的现代企业，混合所有制就无多大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那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什么必要性和重要性？我认为，看待这个问题需要拓展眼光。向德鲁克借一双慧眼，读读他在二十三年前出版的《新现实：政府与政治、经济与企业、社会与世界》，会受益匪浅。

　　当今世界经济是跨国经济。跨国经济有什么特点？德鲁克告诉我们，跨国经济追求的目标已经不是利润最大值，而是市场最大值。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用手中的货币去投资世界市场，把已经取得的利润迅速向世界经济市场投放。凡需要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占有市场份额的企业，都必须进行这种投资。

　　大企业若没有“成为市场领导者”的打算，千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不知名的小企业随时会夺走大企业的市场份额

　　跨国经济市场上，“投资”代替了“贸易”

　　那么，在世界经济市场中如何投资？德鲁克告诉我们，这里的投资是指对“生产”的投资、对能将产品在世界经济市场上销售的那样一种“生产”的投资。从这个角度出发，德鲁克将“销售”看成是“对市场‘投资的所得利润’”，“没有投资就没有销售”。

　　在跨国经济市场上，“投资”替代了以往市场中“贸易”的地位（包括商品贸易和劳务贸易），投资“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贸易则是“一种投资的功能”，“有投资必有贸易”。

　　如此，跨国经济市场上的销售和贸易，都是对市场“投资”的结果。投资影响销售，投资影响贸易，投资影响到企业在市场中的存在和地位。利润不再是落袋为安了，将利润适时转为投资，换来长远的市场份额，才是企业的“久安”之举。

　　在跨国经济中如此强调投资，其实不难以理解：市场既然是“发展中的市场”，市场发展了，企业的生产规模如保持不变，就意味着该企业市场份额占比的缩小，缩小到最后就没有产品可供销售，彻底退出市场。强调企业的最大化目标从“利润”转到“市场”，也是不难理解的：当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值时，商品贸易和劳务贸易就是市场的全部，怎么能赚钱就怎么贸易，但这样的结果可能是边赚钱边丢市场，一直到将市场丢光，钱也就无从赚起了。

　　跨国经济中投资是头等重要的问题，那么，“谁来决定投资”这个问题就更重要。谁来决定企业的投资？自然是企业经营者，于是，选择企业经营者的问题最最重要。

　　“投资”在跨国经济中有多重要，“追求市场最大值”也就有多重要。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例子是：因为不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因为要以追求市场最大值为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通用电气公司在世界市场范围内主动让出其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的那些市场，不管那些市场其实还很有利可图。通用公司想干什么？它要寻找的是在市场上“成为领导者的机会”。这倒不是为了谋取市场霸权地位，而是大企业若没有“成为市场领导者”的打算，千百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不知名的小企业随时会夺走大企业的市场份额——只要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将自己看成为跨国企业、并的确是如此在经营。事实上，跨国经济的工业领域中早不存在“超级大国”。所有的发达国家大企业，与无数小企业一样，“每天要为它的市场地位拼搏”。

　　那么，谁又能为企业在市场上寻找“成为领导者的机会”？谁每天在为企业的市场地位拼搏？无疑，还是企业经营者。于是，选择企业经营者的问题最最重要。

　　既然在跨国经济时代投资“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投资的资金流向即资本市场的动态就是跨国经济时代的市场脉搏。德鲁克告诉我们，跨国经济不是商品贸易和劳务贸易形成的和驱动的，而是资金流动形成的和驱动的。跨国经济中的资金流动情况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只能说其“不合经济理性”，但这些资金决不是在盲目流动，跨国经济中的资金流动是有其自身的驱动力并遵其自身的理性的。

　　譬如，1982年，美国贸易赤字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美元汇率却居高不下，这种“高得不现实”的美元汇率存在，显然不符合经济理性，1985年时美元跌落，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不但不上升，还一直在下降，相对于成本和生产率来说，美元汇率此刻“低得不现实”，同样不符合经济理性。然而，这样的汇率却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这是美国政府对跨国经济货币市场资金流动情况作出的反应；八十年代末，伦敦银行同业市场的每天周转额是实际劳务和商品贸易所需的10?16倍、世界主要外汇市场交易量超过世界工业和世界商业需要好几倍、跨国经济金融贸易的90%以上，不是在履行经济学家认为的经济功能，只是在履行纯粹的金融功能，这些巨量的超现实经济所需的资金流动，并不是盲目的，也并非都是投机行为，而是有其自身合理性的。不过，这些合理性“很大一部份属于政治的合理性：预料政府的决策，诸如中央银行利率或外汇汇率、税收、政府赤字和政府借款、政治风险估算等决策。”也就是说，很大一部分资金的流动是对市场进行探索的需要，而不是现实经济需要。这样，非现实经济的 “象征性的资金和贷款经济”统治了跨国经济，象征性经济控制了现实经济！

　　当象征性经济控制了现实经济，通过象征性经济的表象准确扪上跨国经济时代的市场脉搏，对于企业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谁来做这件事？只能是企业经营者。并且，只有优秀的企业经营者才能做好这件事。

　　跨国经济时代是追求市场最大值的时代，跨国经济时代又是被象征性的资金和贷款经济所统治的时代，为了追求市场最大值，准确地做不符合经济理性但符合政治合理性的事情，需要眼光和魄力。

　　1985年美元大跌，对美国的主要出口国日本、西德、台湾和加拿大全都积累了巨量的以美元结算的美国政府债务，按照经济理性，这些国家的企业家和商人应该迅速减少美元持有量，以减少损失。但恰恰相反，他们全都增加了向美国的贷款，并且全部是用美元结算，不仅如此，还进一步购买美国政府债务来支撑美国政府的赤字。这是为了什么？为了扩大本国本企业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同年，曾经以估值过高的美元计算的粮价和原材料价格跌到萧条性的低点，向美国进口商品的国家按理应该立即提高其商品的美元价格才符合“经济理性”，但是，美国的主要债权国日本西德在美元对本国货币贬值50%的时候，仍保持其对美国进口商品的美元原价，这意味着日本和西徳的出口收入以本国的货币计算降低了50%。这样的“明吃亏”是为了什么？为了保持日本商品西德商品在美国市场的销售份额。

　　而美国，在八十年代后期的美元贬值期间的对外投资（主要是对本国企业国外分公司的投资）则大大超过此间外国人对美国企业和不动产的投资，德鲁克认为，按照“经济理性”，美国人本该出售价值5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以最大限度扩大利润，但“恰恰相反，他们牺牲了眼前利润以求最大限度扩大市场地位”。

　　在跨国经济中，资金流动是受政治性因素和各国政府因素影响的，汇率变动也是受政治性因素和各国政府因素影响的。从而，追求市场最大值的投资，也是受政治性因素和各国政府因素影响的。这并不是各国政府行为在干预经济，事实上，在跨国经济时代，各国政府只能被动地对资本市场的动态作出反应，很难反过来主动对资本市场加以改造。但是这种被动的政府反应，却是企业经营者必须预测的，因为跨国经济时代的企业最终决策特别是投资决策，是建立在“政治的合理性”之上的。接下来是同样的问题出现：谁来做这件事？同样的回答：只能是企业经营者。并且，只有优秀的企业经营者才能做好这件事。

　　这样的企业管理者难不难找呢？

　　“最严重的问题是最高管理层人员的来源、准备和考察。”在德鲁克写此书的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德鲁克很不乐观地认为，“最高层的整个管理过程——准备、考察、接任——将比现在的更成问题。这也许会成为向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转换的过程中最为困难的问题。”

　　当然，再困难找也得找——不能否认，相对而言，他们比我们好找。

　　企业经营者成为企业竞争的最主要因素

　　跨国经济时代，也只有在跨国经济时代，管理真正意义上地上升为决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最主要因素。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就取决于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水平。

　　跨国经济市场即波澜壮阔，又云谲波诡。中国蹒跚步入市场经济才二十年，中国的企业要在跨国经济市场大海中扬帆，必须练就一批合格的企业掌舵人。但这样的企业掌舵人资源中国奇缺。一是中国的大企业是靠中国式的并购“做大”的，大企业的领导更适宜为官，而不是搞经营管理。二是中国的小企业固然“灵活” ，但不守市场经济规则的多的是。这与国际市场通行的经营理念会发生很大冲突。三是中国的大小企业，都习惯于在中国式市场经济下运作，缺乏在真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历练的机会。四是中国式的市场经济还未为企业家创造出“追求市场最大值”的客观环境。鉴于以上四点，中国亟需真正的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真正分离的那种现代企业出现，只有这种企业才会到市场上去寻找合格的管理者，只有这种企业才有可能为介入到跨国经济市场准备好管理者队伍。

　　在中国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如果不借此机会推出一批所有权与经营权真正分离的现代企业，这推行就无多大意义。

　　中国众多的私有制企业业主对“混合所有制经济”不感兴趣，有的甚至还持抵触情绪。这也难怪他们。由于“公有制的特权”全都存在着，私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话语权注定有限，私有制经济担心被公有制经济“吃掉”的担忧也未必是杞人忧天。中央提出推行混合所有制，有的地方就将私有制经济当成往公有制经济中掺的“沙子”。认为将私有制经济掺到公有制经济中，就算混合所有制经济了。这就走入了认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误区。

　　我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本来应该最有利于以“所有者与经营者分开”的现代企业面貌出现。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内部的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关系，应该是在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关系。不应该是你“控”我还是我“控”你的关系。象掺沙子那样在公有制经济中掺进些私有制经济元素，最后端出来的必然是“混乱所有制经济”、“怪胎经济”。

　　要想在世界经济市场中争得市场份额吗？先要有一批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企业，再要有一群懂得让“利润最大化”让位于“市场最大化”的管理者。

　　中国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企业理应成为诞生和培养这样的企业、这样的管理人员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