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反腐、改革与经济运行三者间的

　　呼应和互动，成为塑造中国未来的关键

　　随着周永康、徐才厚等“大老虎”相继落马，中共十八大之后疾风暴雨般的反腐，进入到了新的阶段。舆论普遍认为，反腐仍将保持高压态势，但加强制度化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以防止腐败将是重要的看点，这意味着，反腐有望进入到一个更为常态化的阶段。在反腐常态化的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议程，将会进入渐进推开、不断升温的阶段。8月22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阐述了中央下一步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及行动重点。反腐与改革并重，是观察中国未来时局的重要维度。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对象，那就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依法治国方略落实不到位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它既是反腐的对象，也是改革的阻力；它既是反腐的阻力，也是要改革的对象。在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也就是进入到新常态的背景下，反腐、改革与经济运行三者间的呼应和互动，成为塑造中国未来的关键。

　　“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

　　在“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发生实质性转变，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的解释，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包括：速度下台阶、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过去30年里，在中国经济运行的背后，以投资为线索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轨迹：政府控制土地→吸引金融资源→资金投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重复建设、投资过热→宏观调控→产能过剩→银行坏账→金融风险累积→中央财政化解风险。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经营城市”。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矿产资源抵押获得贷款，既可以缓解财政压力，又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扶持地方国有企业。除了吸引外来投资之外，还几乎全部享有由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所得税及耕地占用税等税收。经营城市带来的地价提升，更是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尽管政府面临着债务绝对负担过重的问题，但通过保持低效率的高增长实现借新还旧，掩盖了不良资产和债务违约风险。

　　在这一背景之下，经济体制改革多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伴随，无论是激发经济活力的价格改革、国企改革，还是分税制改革等，都能通过增量调整实现改革目标。

　　然而，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和全球去杠杆化加速，中国面临外需减弱以及经济下滑，使得政府和金融业的不良资产风险大规模暴露。由于环境资源约束日益增强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如果不改变上述增长模式，投资收益率将持续下降，经济运行系统性风险增大，甚至有可能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客观看，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放弃高增长目标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7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正确看待经济增长速度”，“坚持把改革放在重中之重位置”。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下，改革也将经历一个回归常态的过程。增量增长红利不再，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推行的国企、金融、户籍制度等多项改革，无不阻力重重，必须通过存量改革释放红利，才能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提供发展动力。

　　改革回归常态

　　尽管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进行了多年，但市场体系却远未建成。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未实现转型，阻碍了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向成熟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市场经济的确立阶段、普遍化阶段和可持续化阶段。其中，确立阶段意味着对利益主体交易权利的确认。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于1999年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这些都表明市场经济的地位已经确立。普遍化阶段意味着交换活动的主体应当包括社会中的每个人，这也是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政府正在试图打破各种隔绝交换的壁垒，比如减少金融市场的管制、放开户籍管理制度。

　　可持续化阶段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下一步面临的最大难题，意味着市场经济中各方当事人是互利的。过去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之下，为了让财富迅速集聚，促成了不公平的经济资源转移方式，原有的资源受益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而资源受让者却能够靠“走后门、拉关系”等手段获得巨大利益。财富的相对集中没有以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反而导致收入分配状况严重恶化，这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改革的初衷。

　　究其原因，是政府在资源交换过程中扮演了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干扰了价格信号的传导，导致市场秩序难以真正建立。市场参与者不再仅凭价格信号做出行为决策，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些影响价格的非市场因素和决定市场参与者行为的制度环境。以土地问题为例，政府通过低买高卖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导致土地市场的价格信号严重失真。

　　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在《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一书中描述了经济与政府的同步转型过程：“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能够在体制上以‘自上而下的经济’为动力，顺利地转移到以‘自下而上的经济’为动力，政府便能摆脱私营经济的运营，便能专心致力于公共经济的运营和固有意义上的政治。”

　　显然，中国并未实现经济与政府的同步转型，由于政府改革的滞后，很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改革陷入胶着状态。随着改革步入新常态，政府层面的改革显得尤为迫切。政府层面的改革重在重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回归，全面实施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创造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制度和监管体系。

　　反腐也是改革

　　对于构建良好的市场秩序来说，反腐是改革战略的一部分，而且，在改革战略中还处于核心地位。

　　上世纪80年代，“双轨制”的形成以及有意无意采取的鼓励政府部门经商搞创收的政策，被认为是官商勾结等腐败行为的开始。在经济转型开始后的一段时期，计划经济下政府自律的基础在逐渐瓦解，而他律的机制却还没有建立起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合法地追逐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部门与官员“自行其是”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最突出的现象有两点，一是政府官员利益与改革政策冲突，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对政令阳奉阴违；二是政府官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甘冒党纪国法处罚的危险。这些现象尽管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存在，但像在中国这么普遍并非偶然，实际上反映出政府对自身内部控制力的弱化。

　　邓小平早在1980年所做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就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但是由于权力与资本之间逐渐建立起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关系，许多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政治体制改革，不愿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时至今日，要想创造一个公开平等的市场环境，必须通过反复重构经济改革的基础，否则，在腐败盛行的环境下，贪腐官员为了掌握权力而阻挠改革，遵循市场经济秩序的人受到排斥逐渐退出市场，最终将导致整个市场的无效运行。可以说，没有反腐，就很难推动改革。

　　建设法治政府

　　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以来，反腐力度空前，短短一年多时间，就有包括多名省部级贪官在内的400多名官员被查落马。

　　在目前状况下，强力反腐将为改革顺利推进创造条件。从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的角度来看，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是很有必要的。

　　全面深化改革要落到实处，必然会“触及利益”。要使全面改革深化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也不因任何利益集团的阻挠而中断，只有依靠依法治国，依靠制度的完善。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中央为何将四中全会的主题定为依法治国。

　　法治的核心命题，是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政府现在存在着大量的行政审批、许可、检验、检测、认证，公权力过大，并异化为官员寻租的手段。制度化反腐将推动一系列改革。

　　各项改革之中，司法改革受到的关注度最高。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推进三大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将在三中全会改革蓝图中被率先推进、引导其他改革。最为直观的，司法去行政化、司法公开进程明显加快。

　　依法治国，关键是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建设。改革的方向是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设计，将各种利益群体在参政议政过程中所表达的意见加以协调，把政府的决策-执行-反馈-决策过程塑造成一个利益表露、交锋、妥协、达成共识的制度机制。这就要求政府行为更加公开和透明，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使各级官员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本刊编辑吴思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