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希望分散风险，但是现在这么做似乎越来越难，这也是全球化带给人们的坏处吧。

　　文｜崔鹏

　　最近，我做了一件性价比极低的事。

　　那是一个下午，我本来有一个很严谨的规划：中午见一个重要的业内人士，然后去机场，坐票价4折的经济舱去重庆看望丈母娘。问题是我们遇到了雷雨：业内人士由于雷雨来北京晚了，所以我们见面也跟着晚了；之后，我错过了4折的那班飞机，要重新买一张全价机票，且晚上10时才能飞到重庆；快到重庆时，重庆也有雷雨，我们的飞机又备降在西安。第二天下午，我到了重庆，全程用了25个小时，票价是全价机票的1.4倍。而如果我坐火车去，用同样的时间，票价却只是我这趟旅程的15%。

　　对一个专注于理财的人来说，这真是一种不可原谅的崩溃。

　　这种系统性崩溃对于我来说有两种，一种是上面所说的“机票事件”，另一种是由于我自己懒造成的风险积累。比如，某个夏天，我可能两个星期没有洗换下来的衣服，造成在需要穿着比较正式一点参加个什么活动的时候，我得通过嗅觉在一堆脏衣服里找出不会把人在三步以内熏倒的那件。通常来说，脏衣服会动摇我的信心，我的表现通常也不会好。

　　这两种崩溃原因不同，但是它们的爆发点有相似之处，那就是让事情顺利进行的要点都集中在一件事上，飞机正常起降或者一套还算体面的衣服。只不过这两种风险产生的原因不一样，一个是老天造成的黑天鹅，一个是我自己累积的系统风险。而且问题出现的时候，最稀缺的资源也都是时间—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把衣服洗了再晾干的。

　　我最近看了一本讲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是如何覆灭的书，书里提到这家曾经很伟大的公司其实犯了和我类似的错误。它把资金押宝到流动性比较差的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品涨跌上，然后通过加大杠杆来赚钱。这家公司的理论中枢是罗伯特·莫顿，他在199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莫顿以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是不相关的。但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用的杠杆很大，这使其持有的金融产品数量也非常大。这种巨量的结果是，被这家公司持有就是产品之间的一种相关性。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后遇到的问题基本是我前边所说的两种风险的叠加，他们既自己累积风险，然后又碰到黑天鹅，最后，流动性出了问题。流动性问题其实也是时间问题。如果莫顿和约翰·麦利威瑟也有两个星期不洗衬衫或者会因为以1.4倍的价格买机票而心疼，他们也许是能避免那场崩溃的。懒人对社会的贡献就在于此。

　　以更通俗的说法来讲，莫顿以为自己的投资是在玩掷硬币游戏，每次掷硬币之间是没有关系的，他只要押注到大数定律里的那个大数就可以赚钱。不过，如果持有投资品之间具有挺强的相关性，莫顿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从玩掷硬币变成了玩俄罗斯方块。风险一直在累积，只不过他们不知道。

　　这也难怪莫顿了，因为金融的全球化，想把投资玩成掷硬币而且还能赚大钱，变得越来越难。很多时候，你刚扔出一个硬币，那些金融家们就会发明出你扔硬币的概率衍生品，然后把它再重新包装转卖个20回，最后再卖给你。由于金融交易的迅速，这中间大概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即使没有金融家作怪，整个市场很可能也是如此。比如债券和股票，很多投资经理建议投资者分别配置它们。实际上在大多数时间，债券盈利情况和股票盈利情况的相关度很大，从长期来说只不过债券收益水平更差而已。

　　就像詹姆斯·托宾说的，投资者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这句话应用到现实生活中，要先弄明白的其实是什么是“一个”篮子。或许你就是那个鸡蛋，自己却不知道。

　　崔鹏是媒体人，他同时还是一个价值投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