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广大民营企业家的财富是创业创新、依法经营和付出艰辛劳动的成果，理应得到尊重和认可。如果不能在全社会树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治理念，不能保护民营企业和出资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就无法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积极性，甚至可能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流失

　　◎ 文《法人》特约撰稿 朱小群

　　近期，吴英案再起波澜。此前她刚从死缓减刑为无期，但如今她的代理人和父亲，却因为“诬告领导”被抓捕，这使得吴英案中所谓“资产被贱卖”的疑云更为复杂。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一直在质疑涉案财产被“贱卖”，其称，“上亿元价值的资产最终只卖了1000多万元。如本色概念酒店至少价值5000万元，拍卖所得为450万元，不到1/10??”这些指控也未得到权威司法部门的证实或证伪。但这值得人们对民营企业财产保护问题的深思。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众多行业的产能过剩，经济形势、企业形势都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2014年以来，经济放缓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了，传统企业银行不支持，房企银行不支持，中小创新型企业也很难融到钱。政府也好、企业也好、银行也好，都在为过去几年的大跃进“买单”。

　　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困局

　　据消息称，长三角40%的传统制造型企业会在未来两三年陆续倒闭。马云[微博]有句名言：“今天很残酷、明天也很残酷，后天会很美好，但是许多企业死在了明天晚上”。如何挺过明天晚上，是当天残酷的经济环境下，传统制造型企业老板们思考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在英美国家，公司融资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银行是次要的融资渠道；但在中国，金融系统由银行主导，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常常受到歧视。在这种背景下，民营企业想得到更多的融资机会，除了想办法上市，更不得不选的途径就是民间借贷来解决融资问题。

　　税费过重已成困扰我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头号难题。2013年工信部全国企业负担调查报告显示，税收已成为企业运营的主要压力之一，高达74%的企业反映税收负担较重，认为当前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据全国工商联一项调查，有90%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在过去三年中有近62.3% 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进行融资。据了解，在正常年份，民间借贷一般维持在15%－25%的年利率，银根缩紧的情况下，则高达60% 甚至更多，而这也是资金链断裂、非法集资案件爆发的前兆。

　　来自浙江大学的《浙江省民间融资研究报告》显示，在吴英案的案发地浙江省金华市，2008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7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1 件，此后在2009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数为34件，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为5件。而83%的企业对政策的首要建议是进一步出台税收减免措施。应将减轻企业负担纳入新一轮税制改革细则，同时要真正持续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减少甚至剔除影响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融资难、人工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很低。在调查中，部分企业家表示对“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感”和“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担忧，这也是当前促使许多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姑且勿论这些焦虑有否必要，但企业家的这些担忧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担忧为例，尽管我国从《物权法》等多个层面在不断完善对私人财产、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保护，但曾成杰、吴英等人的遭遇，在暴露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仍然不到位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家们的担忧。因此，如何消除企业家的不安全感、重塑商业安全边界，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其实，政府一直在不断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激活民间资本创富的活力。这表明了政策上肯定不会走回头路，反而透露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已经不断地通过简政放权、打破垄断等层面的努力，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但要消除广大企业家的忧虑委实还需下更大的功夫。尤其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进一步打破困扰企业发展的融资、准入等方面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各企业群体能够公平地享用各种资源，同时要从法制层面加大对产权的保护，让企业家能够安心地去做大做强企业。

　　凸显私产法制保障短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曾经被时代隐去的企业家走向前台，成为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然而，市场环境不成熟以及历史留下的旧账，造成了一种尴尬的企业生存状态。在商场指点江山的他们，面对种种现实困境，不同程度都存在对中国现阶段各方面经营环境的担忧。这种担忧以及环境桎梏，让他们畏首畏尾，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进退失据。

　　“不挣钱心慌，挣钱也心慌，挣得越多心越慌”如此的感受和担忧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担忧之余，不少民营企业家们已然有所“应对”。据资料显示，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其中，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从相关研究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及富人们强烈的移民意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为什么“发家致富”之后不肯在国内安心地创业守富，而颇具一致性地选择移民呢？

　　政策的限制，增加了民营企业的时间成本和市场风险，同时政府也丧失了对移民企业家监管的权力。马云曾吐槽说，“打败你的可能不是技术，而是一份文件。”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一纸文件”让很多原本希望企业“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无可奈何，企业的未来还未可知，但自己的国籍却率先“走了出去”。

　　诚然，对于有着庞大的事业基础且坐拥巨额财富的企业家来说，选择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更来就是，随着财富积聚的越多，企业家的不安全感也就越强烈。正如某知名律师所言，“如果想用公检法的力量来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只是分分钟的事。”说到底，民营企业家们期盼的是法治、是在可预期的良好环境中发展。

　　民营企业家最看重的无疑是企业的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一旦企业家感受到其生存空间变小，对企业发展环境失去信心，转而将资本投向他国也就不足为奇。“没有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民营企业就是一个“易碎品”，民营企业就无法跨过各种隐性壁垒。”一位民营企业家叹息，在中国，“老板再大，一个科长就能灭你”。能让企业轻易毁于一旦的，正是某些官员手中没有受到法治约束的审批、监督、管理等权力。他说，为了企业生存，一些出资人不得不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与各种政府人员建立关系上，而这也为企业发展埋下了隐患。

　　有人说，民营企业家都有“原罪”，背着这样的“包袱”，加之“原罪清算论”和在个别地方的实践，使部分民营企业家担心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从而移民海外以保障财富。其实，这正“原罪清算说”凸显出中国私有财产法制保障的不健全。必须完善并落实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制度，在立法和现有法律修订上，通过立法考虑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切实营造公平、公正的生存经营环境。惟有如此，才能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国内安心地创业守富。

　　从整体上看，广大民营企业家的财富是创业创新、依法经营和付出艰辛劳动的成果，理应得到尊重和认可。如果不能在全社会树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法治理念，不能保护民营企业和出资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就无法激发创业创新创富的积极性，甚至可能诱发社会仇富心态，对先富起来的人形成排斥，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流失。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并不完善，实行的仍然是政策性的金融垄断，加之我国货币政策的变迁，使得金融市场资金紧张，国有企业因为有国家财政和国有银行保障与支持，不可能出现向民间融资，而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企业融资困难，只得被迫转向民间融资。另外，从民间资金的流动来观察，由于我国目前银行存款利率水平偏低与民间资本投资渠道受限，这就导致企业或个人将资金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

　　私人财富的充分保障也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只要不是通过违规、违法手段所得，财富就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国家就必须通过法律来确保个人财产保护制度和产权界定更加清晰，强调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政协委员刘汉元的这番话无疑代表了广大民营企业家的心声。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也已经到了亟须完善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翟继光表示：“如果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不能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进行实质性的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有可能因此而停滞不前，中国改革开放的部分成果很可能付之东流。”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之本，应在开放市场，建立自由金融制度。反市场、高腐败、低效率的金融垄断体制必须废除，必能靠重刑乃至死刑来维系垄断特权。吴英案是衡量法治市场的天平，是检测未来社会公信力的试金石，此次吴英资产处置是一次机会，让民营企业看到政府的诚信，让公众体会法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