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时候，他人说的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基本不会认真替你着想。大家说话，很可能只是舌头抵着“天花板”憋着难受，或者为了省事，随口这么一吐。所以，不要那么信以为真。

　　文｜富大人

　　这个夏天有点性急，才5月底，就已经派40度的天气打探民意了。在北方人眼里这当然是历史同期最高、多年不遇的事件了。作为锅炉省份的人，对这种事情变得莫名宽容起来。随便回想一下，就好像不宜激动。

　　最热的记忆还是军训的时候，每天都在烈日下暴晒，训练一种傻气腾腾的军姿。我比我的同学们不耐烦许多，只坚持了一周的时间就逃跑了，并在拉练打靶的返程里，唆使好友故意拖延到了队伍的最末，然后由我出面拦了一辆卡车，缓缓离开了守规矩的同学们。他们淋着雨，步行了十来里路。我总记得这个细节，并以此激励自己记住不要当那种听话的傻子。

　　可能是因为过去我听信他人的建议，吃过一些苦头。比如小升初的作文考试，有个监考老师走到边上指着题，让我注意看题，题目来自契诃夫的短篇《凡卡》，要求我们写一篇类似“我和凡卡”或者“我和××比童年”的文章，××是自选。在写了一半和爷爷比童年之际，监考老师让我重写，凡卡，凡卡，她戳着凡卡。我当天有点发高烧，脑子也不清醒，听从了她的意见开始划掉重写。虽然最终进了重点中学，但学号排名为42。这是我拥有的第一个学号，学号代表入学排名，它的标签作用不容忽视。所以我迅速陨落了，从一个光辉的小学生过渡到了平庸的中学生。整个6年，毫无亮点。直到高三，自主意识才渐渐萌发。

　　转折点发生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试验考试上。这个考核动手试验能力的测试是必须通过的项目，全市统一进行。但那天我迟到了，等赶到考场，同学们已经做完前两项测试走向三楼物理教室。场外监考者有一个体育老师，我问他怎么办，他说那你等一周之后的第二批次吧。我直接无视了他的建议，走进了化学实验室，然后一个人做完了试验。这件事让我尝到了甜头，我不仅通过了—原来还很惴惴，想着怎么瞄瞄别人才好—而且省去了和大家不同步的麻烦。谁知道一个体育老师的话的可信度，万一一周后没有第二批次的考核呢？

　　有了这些打底事件之后，自作主张变得顺理成章起来。观察心得告诉我，大部分时候，他人说的事情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基本不会认真替你着想。大家说话，很可能只是舌头抵着“天花板”憋着难受，或者为了省事，随口这么一吐。所以，不要那么信以为真。

　　有一次，我因为弄丢了火车票，春运期间想着在最近的窗口去补买一张当天机票，但窗口人员告诉我，没有票了，我不肯接受这样的现实，又追问了几句，真的没有了吗？今天什么时间段都行。窗口里头的人忽然说那你再等等，等中午看看有没有票放出来。半小时后我拿到了机票。你看，人们就是这么事不关己地办事的。如果你想办成事，起码得比他们放弃得稍微晚一点。

　　最近，我再次实践了这个理论。地点是在北大口腔医院，因为有个熟人的熟人在里头，所以直接去洗牙了。但因为后续要拔智齿，还有一些其他事项，医生建议再去挂号，拍完关节片，找相关医生看。那会儿已经接近下午2点。临时挂号能就诊？我心里也没底，但还是直接敲了关节科的门。一位长了一张常见的导致医患紧张的脸的人坐在那，硬生生说改天再来，今天号满了，医生都要休息的……看上去只能默默把门带上，失望而归，但专程再跑一趟只为等医生说上5分钟是多么令人生厌，所以我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现在才两点不到，不可以加个号吗？我从东边过来，帮个忙呗。片都拍好了，又不要多久。”这位白衣女子，虽然不是很情愿，但还是加了个条。尽管整件事是这样微不足道，求人也不光彩，但怎么说呢，我更不喜欢空手而归。

　　医生看完片子，说完没什么问题之后，问我是哪位大夫加的条，我说没有，他哦了一句。这再次让我坚定，道路有点崎岖，要继续无视很多人，自谋出路，才能不糟心一点呢。

　　富大人是《第一财经周刊》编辑，也是吐槽一线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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